帝国风貌与元代上京纪行诗

邱江宁

王国维在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将元曲与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相提并论，众所周知，王氏是从成就角度来定位“一代之文学”的，如果从每一代文学的独特贡献说，元代上京纪行诗诚可谓“有元一代之文学”。与元曲相比毫不逊色的是，上京纪行诗借由元代精英文人之手眼，深深地反映了元帝国最典型的風貌，以至于当上京都城煨为灰烬，元朝覆灭，上京依旧是人们“睇河山之悠邈，以追忆一代之兴废”a 的最好文字见证，而那其中所展示的多元文化色彩，如游牧文化气质和草原文化特色则大有元曲所不到之处。

元朝的建立与上京纪行诗产生的背景

上都又被称作开平、上京、滦京，所以上都纪行诗又可以称作上京纪行、开平纪行、滦京纪行等。上京纪行诗是元代两都巡幸制的产物，以馆阁文人为主体的元代精英文人则推动上京纪行诗成为一代之作。

元代两都巡幸制的实行与元朝建立的背景密切相关。1259 年8 月，蒙古帝国大汗蒙哥在重庆钓鱼山突然去世;1260 年3 月，忽必烈在开平举行忽里勒台大会，宣布为大汗，而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紧接着在和林宣布为大汗。b 此后，1260—1264 年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发生了持续近五年的争汗之战，尽管战争以忽必烈一方取胜而终结，但蒙古帝国却由此走向分裂。忽必烈在获得汗位后，将征服与统治重心转向汉地及南宋。1271 年，忽必烈朝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汉制国号谓“大元”，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战争的结果是忽必烈取得了胜利，但就汗位继承的合法性以及支持力量的对比情形而言，支持阿里不哥为汗的西北宗王比支持忽必烈的多，而且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政治态度也对忽必烈颇为不利。面对宗王们的有限支持，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将蒙古汗廷所在地开平定为上都，次年（1264），将燕京改名为中都。c 至元四年（1267），在中都东北新建都城;至元九年（1272），改中都名为大都。至元十三年（1276），大都城建成。至元二十二年（1285），官衙与居民大举迁入大都新城，于是大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元朝从1264 年开始实行两都巡幸制：“自世祖皇帝统一区夏，定都于燕，复采古者两京之制度，关而北即滦阳为上都，每岁大驾巡幸。”d 直到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攻陷上都，“因上都宫阙尽废，大驾不复时巡”e。可以说，两都巡幸制几乎与元朝的建立和覆灭相始终。

大都在地势上“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而且也能显示出“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f 的威仪，是忽必烈治理汉地、一统天下的中心;上都作为忽必烈潜邸据地，既是忽必烈“龙飞之地”，又是“天下视为根本”g 之地，它保留了蒙古传统的行宫和清夏营地，乃是忽必烈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h。皇帝每年必须巡幸上都四个月乃至半年以上i，这一政治制度对元代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实质上，两都巡幸制承辽金的捺钵制而来，是游牧政治制度的典型体现。“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即辽帝出行时居住的帐幕。《辽史》记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0 辽朝因俗而治，按照“以国法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的原则，对契丹和汉人实行南北分治。而“捺钵制”是北面官治理的体现，是根据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活方式制定的，参与者主要是契丹官员和宿卫。以此，在辽代，反映捺钵的诗作甚少，在金亦只有寥寥数首而已。在元代前期，反映两都巡幸的作品也不多。而随着帝国事务的浩繁，皇帝巡幸上都期间，“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1，“文武百司，扈从惟谨”！2。为皇帝处理国家政事之便，一些重要衙门在上都逐渐设有分支机构，如中书省、御史台、翰林国史院、国子学都在上都设有分院。所以，揭傒斯云：“自天历、至顺以来，当天下文明之运，春秋扈从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词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咏。”！3 前往上都的行程以及上都独特的草原风情和游牧特色成为馆阁文人创作的重要源泉，借由馆阁文人的文坛地位与影响，几乎整个元代文人都曾参与到上京纪行诗的写作、赋和、阅读、评价和传诵过程中，上京成为元代中后期文坛的重要创作主题。

两都巡幸路线与上京纪行诗的地理叙事

两都巡幸路线是传统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为了巡幸的方便，元代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大都和上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帖里干”是蒙语“车”的音译，木怜道是马道，纳怜道是草道，这三条道路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它们也是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元代文人的上京纪行诗中，人们对于从大都到上都这一段的地理路线和沿途风光给予了莫大的兴致和热情。

上都与大都之间不满千里，周伯琦的《扈从前集序》详细交代了大都到上都沿途所经地点与情形。据周伯琦的解释，从大都到上都，往来一共有四条道路：“曰驿路，中路二，曰西路。”据陈高华先生的考察，从大都到上都的驿路，约800 余里，要经过健德门——昌平——新店——南口、居庸关、北口——居庸关过街塔——榆林驿——怀来县——统墓店——洪赞——枪杆岭——李老谷、尖帽山——龙门站——赤城站——云州——独石口站——偏岭、檐子洼——牛群头驿——察罕脑儿——李陵台驿——桓州——望都铺——滦河，一共22 站，驿路是人们从大都前往上都通行的道路。周伯琦说到的“中路二”，他在序言中也有解释，就是东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因为做了监察御史，所以周伯琦跟随皇帝走了御道，也就是他说的两条“中路”中的一条，从黑谷走，叫黑谷东道，俗称“辇路”。这条路约750 余里，18 处捺钵（捺钵就是皇帝停顿歇脚的地方），它们是大口——黄堠店——皂角——龙虎台——棒槌店——官山——车坊——黑谷——色泽岭——程子头——颉家营——沙岭——失八儿秃——郑谷店——泥河儿——双庙儿——六十里店——南坡店。这就是御道。而周伯琦说的中路的另一条路是从古北口出发，是御史按行之路，监察官员和军队专用的道路！4，它的第一站是顺州，全程大约870 余里。而不论是辇路还是御史按行之路，都被元廷定为“禁路”，一般人不可以走。所以周伯琦会在序言里说：“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实为旷遇。”！5 也就是说，能跟随皇帝一起走的只有蒙古贵族、大臣以及护卫，而一般的文臣，哪怕当一辈子官，每年都前往上都，也没有机会踏上御道。至于西路，所谓“东出西还”，是指皇帝一行返回大都的路，全长1095 里，24 处捺钵。

对于从未涉足大都前往上都行程的人们而言，即使“往复次舍，所遇辄赋”！6，依旧深感无法形容自己身临其境的惊诧与神奇感，“若睹夫巨丽，虽不能形容其万一”。江西文人周伯琦在其《扈从集前序》中用了七百余字来描述、指陈大都至上都沿途的新事物、新地点、新风俗、新名词以及奇特的天气状况，但这也只能略略表述“羁旅之思、鞍马之劳、山川之胜、风土之异”！。

比如文中描写的察罕诺尔，作者写道：

察罕诺尔，云然者，犹汉言白海也。其地有水泺，汪洋而深不可测，下有灵物，气皆白雾。其地有行在宫，曰亨嘉殿，阙廷如上京而杀焉

察罕诺尔是蒙古语，周伯琦在文中特意解释说，察罕诺尔“犹汉言白海”，是汉人对蒙古语“TsaghanNuur”（囫囵淖儿）的译名，即今河北沽源县北囫囵诺尔。其实察罕诺尔只是被大片沼泽地包围着的湖泊。元人王充耘曾讨论“南北方言”写道：“南方流水通呼为江，北方流水通呼为河;南方止水深阔，通谓之湖，北方止水深阔通谓之海子。”！9 而蒙古统治者前往上都巡幸的夏、秋时节，察罕诺尔正好水天相连，一片汪洋，周伯琦赞美它“汪洋而深不可测，下有灵物，气皆白雾”，不仅用一种非常陌生的南方视角来感触塞外湿地的惊艳，而且丝毫不掩饰自己那种借由流动生活而获得新体验的惊喜。13 世纪下半叶，马可·波罗也来到上都，察罕诺尔神秘而新奇的气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對察罕诺尔的描述毫不亚于周伯琦的热情：

骑行三天路程，就到达一座称为察罕脑儿（Changanor）的城市，意思是指白色的湖。大汗在这里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行宫，因为他非常喜欢来这里巡幸。这里被湖泊与溪流环绕，有很多天鹅在水中嬉戏、滑翔。此外还有一片美丽的草甸，栖息着大量的鹤、雉、松鸡和其他飞禽。这里的野味十分丰富，大汗常带着海青和猎鹰来这里享受行猎之乐。

对于穿越海洋、渡过沙漠，远从欧洲而来的马可·波罗来说，草原上建起一座如此美丽的宫殿，宫殿周围百鸟翔集，大汗在这里用鹰隼捕猎，其富丽奢华的场景无疑是极其新鲜而刺激的。当巡幸要结束的时候，周伯琦有诗深情感慨地写道：“侵晨离白海，辇路转西迈。野光散平芜，山容列修黛。秋风动地来，曾波忽澎湃。戎马多惊嘶，寒声袭鞶带。逾冈览晴川，夷旷襟抱快。白花间紫蕤，将将委珩珮。幽兴足目前，绝境疑方外。”@1 察罕诺尔的行宫亨嘉殿恍如世外桃源一般安静、祥和，令人流连忘返。

从大都到上都的驿路及沿途景观都是馆阁文人一再形之歌咏的对象。例如龙门驿站附近的龙门峡，“石壁对峙，高数百尺，望之若门，徼外诸河及沙漠潦水，皆于此趋海，雨则俄顷水逾十仞，晴则清浅可涉，实塞北控扼之冲要也”@2。由于“绝壁之下，乱石林立，波潄其罅，风水吞吐，其音澎湃”@3，足令人心神竦动。扈从大臣们去往上都的时间是夏季，此际暴雨频仍，龙门峡一带又峡深壁陡，溪水暴涨湍急，正如胡助的诗所描述：“龙门山险马难越，龙门水深马难涉。矧当六月雷雨盛，洪流浩荡漂车辙。我行不敢过其下，引睇雄奇心悸慑。归途却喜秋泥干，飒飒山风吹帽寒。溪流曲折清可鉴，万丈苍崖立马看。”@4 这首诗可以说是很形象地描述了龙门峡独特险峻的景致和前往上都行程的辛苦。但也正如苏天爵所概括：“国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数百里，銮舆岁往清暑，百司皆分曹从行，朝士以得侍清燕，乐于扈从，殊无依依离别之情也……有上京之役，雍容闲暇，作为歌诗，所以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余于是知国家作兴士气之为大也。”@5 上京之役扩大了元代馆阁文人的视野与胸襟，而馆阁文人对于上京纪行诗的贡献，又极大程度地将元代疆域辽阔、纬度丰富、山川奇特的帝国风貌传达给了当代以及后世。

草原都市与上京纪行诗的风俗叙事

上都在大都北面数百里之外，本是极寒之地，鲜有“土著种艺之利”，出于政治需要，同时也作为元朝统治者岁时清夏之地，其被元朝统治者赋予了13—14 世纪最大可能的物质与人力之便。“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则四方之商贾，与百工之事为多。怀柔抚绥，使薄来而厚往，然后奇货用物，本末纤钜，莫不毕至”@6，这使得上京纪行诗又以风俗叙事与地理叙事并称其盛。

应该说，上都的风俗底色是蒙古风情，但是，由于蒙古人的世界征略行动和世界影响，上都的所有风俗又浸染上了多元异域的风情，像上都的诈马筵，即堪称典型。所谓“国家之典故、乗舆之兴居，与夫盛代之服食、器用，神京之风俗、方言，以及四方宾客宦游之况味”@7，一应俱全，空前绝后。

诈马筵是从成吉思汗开始被确定下来的国家筵会庆典。王恽概述蒙古人的风俗云：“国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飨，三者而已。”@8“诈马筵”本是蒙古人喜庆大典或隆重祭祀时举行的宴会。“诈马”是蒙古语“Juma”的译音，意为煺光毛的整羊或整畜。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Juma 宴”被定为蒙古国宴礼制。诈马宴进行三天，周伯琦《诈马行》描述，“大宴三日酣群悰，万羊脔灸万瓮浓”@9，诈马筵举行的三天里，主要是吃羊，“大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它费称是”#0。除了羊之外，还有其他来自各地的食物，杨允孚《滦京杂咏》有诗辅证云：“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蒲萄酒更良。南土至奇夸凤髓，北陲异品是黄羊。”#1 作为尝食供奉之官，杨允孚特意解释说，嘉鱼即来自黑龙江所产的“哈巴尔图鱼”，酒是西域所酿的葡萄酒，茶是南方的“凤髓茶”;黄羊，学名称蒙古原羚，生活在草原和沙漠地带，被蒙古人视作羊中极品。杨允孚还有诗描述宴席上的多元风物写道：“海红不似花红好，杏子何如巴榄良。更说高丽生菜美，总输山后蘑菰香。”#2 海红是海红果，花红是沙果，二者很像，都属于蔷薇科，在蒙古草原上属于常见果品，但对于来自江西的杨允孚来说还是需要花时间区分的。巴榄仁是扁桃仁，与杏仁相似，但在杨允孚看来比杏仁更好吃，巴榄是叙利亚语palam 的音译。除了鲜果、干果外，在宴席上还有高丽的生菜，但比起草原上的蘑菇，杨允孚认为味道稍逊一筹。贡师泰在他的《上都诈马大燕》中还提到了餐后甜点：“日午大官供异味，金盘更换水晶盐。”#3 这水晶盐很有可能是白糖做的甜点。马可·波罗说，他在福建侯官城发现，“这个地方以制糖业产量庞大而著称，所产的糖从这里运往汗八里供朝廷享用。此地在归大汗统治之前，当地人不懂得生产高品质糖的制作工艺……当这座城市归附大汗时，有一些来自巴比伦的人正在朝廷供职，他们是精于制糖术的专家，于是被派到了这里，向当地居民传授采用特殊木炭精制食糖的方法”#4。所以，借助蒙古人的威势和影响，诈马筵上展现的食物与物种堪称“九州水陆千官供”，是13—14 世纪整个欧亚海陆食物的大荟萃。

从窝阔台时期的选汗大会开始，诈马宴要求与会贵族着一色服赴宴。周伯琦说：“只孙，华言一色衣也。”#5 柏朗嘉宾曾经赶上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现场见证了诈马筵上的人们着一色服饰的盛景：

在那里，正在举行庄严的大会。在我们到那里时，已经树立了一座用白天鹅绒制成的大帐幕，照我的估计，它是如此巨大，足可容二千多人。在帐幕四周树立了一道木栅，在木栅上画了各种各样的图案。第二天或第三天，我们同被指定照管我们的鞑靼人一道来到帐幕跟前，看到所有的首领们都集合在那里，每一个首领骑着马，带着他的随行人员，这些人分布在帐幕周围的小山和平地上，排成一个圆圈。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第二天——那一天贵由来到帐幕——穿红天鹅绒的衣服，第三天，他们都穿蓝天鹅绒的衣服，第四天，穿最好的织锦衣服。

柏朗嘉宾、马可·波罗都提到的锦袍，是来自波斯的纳赤思，是波斯文Nasij 的译音，蒙古贵族们特别喜欢这种镶嵌金线的丝织物，“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7，所以周伯琦描述贵族们的服饰说“明珠络翠光茏葱，文缯缕金纡晴虹”#8。《马可·波罗游记》也描述了赴宴的蒙古贵族都穿着同种颜色、同种款式衣服的盛景：

大汗从他的卫队中甄选出一万二千名杰出者，作为陛下的贴身侍卫，称作怯薛歹。大汗赏赐这一万二千名官人每人十三套不同样式的錦袍，因此每种样式的锦袍有一万二千套，都是同一种款色，而十三种样式的锦袍即有十三种款色。这些锦袍上镶有宝石和珍珠，价值一千拜占庭金币。

筵会举行的地方如柏朗嘉宾说，在大帐幕里，汉译蒙古语称作“失剌斡耳朵”“昔剌兀鲁朵”，忽必烈在上都专门建造了举行诈马筵的失剌斡耳朵，大约可以容纳数千人，被称作棕殿或毛殿。在上京纪行诗中，举行诈马筵的帐篷是一座大棕殿。

大殿以竹作架，柱以金龙缠绕，劈竹成瓦、瓦以金泥通涂，周以彩绳牵固，珠帘晶莹，又被喻为水晶之宫，周伯琦诗称“金支滴露冰华浓，水晶殿阁摇瀛蓬”，意思是在上都的棕殿中，宴席上陈满鲜花，而当时上都所种之花以金兰、紫菊、芍药为贵，周诗故云“曲阑红药翻帘栊”$0。无论是柏朗嘉宾还是马可·波罗的记述，都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跃升为13—14 世纪最有权势的族群，他们的国俗礼筵吸引了世界的关注。据柏朗嘉宾的描述，在贵由汗的即位典礼上，他遇见了来自斡罗斯、契丹、高丽、谷儿只以及十几个穆斯林国家派来的约有四千多位使者。比柏朗嘉宾晚半个世纪到达中国的马可·波罗对上都的各种观礼描述，同样也证明了上都社会的多元风貌。

“诈马筵”是蒙古人举行的整羊筵，作为马上民族，蒙古人以马为生，与马相伴，在诈马筵这么重要的筵会上，把自己的爱马装饰得威赫、显耀也是蒙古贵族们非常热衷且必须做的事情，所以“诈马筵”在许多前往上都的馆阁文人看来，其实是一场夸马的盛宴。贡师泰的《上都诈马大燕》描述万马入筵的盛景写道：

紫云扶日上璇题，万骑来朝队仗齐。织翠辔长攒孔雀，镂金鞍重嵌文犀。行迎御辇争先避，立近天墀不敢嘶。

大宴开始的那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们骑着装饰奢华富贵的马，声势浩大地出现在失剌斡耳朵。而当这些受过训练的马秩序井然地行列于大帐篷台阶的附近时，观礼的人们也可以深刻地感受蒙古人之所以会有“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2 的自信原因。袁桷的《装马曲》更是细致地描写那些装饰华奢的名马与骑手：

彩丝络头百宝装，猩血入缨火齐光。锡铃交驱八风转，东西夹翼双龙冈。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齐肩颤金凤。绛阙葱昽旭日初，逐电回飙斗光动。宝刀羽箭鸣玲珑，雁趐却立朝重瞳。

马头缨着颜色深杂的彩络，两边挂着锡铃铛，而马上的人也盛装贵服，珠帽顶、镶金衣还有宝刀雁翎箭，赴宴的赳赳武夫们无论是胯下之马还是腰中之箭，乃至身上的质孙服，无疑都是要精中选优的。相比于袁桷的描述，作为兵部侍郎紧随皇帝身边的周伯琦，对于蒙古贵族们名马华服的描述就更是细致入微了：

华鞍镂玉连钱骢，彩翚簇辔朱英重。钩膺障颅鞶镜丛，星铃彩校声珑珑。高冠艳服皆王公，良辰盛会如云从。明珠络翠光茏葱，文缯缕金纡晴虹。犀毗万宝腰鞓红，扬镳迅策无留踪。一跃千里真游龙，渥洼奇种皆避锋。蔼如飞仙集崆峒，乘鸾跨凤来曾空。

周伯琦的诗，描述了骑马者身上悬挂的钩膺（按：马颔及胸上的革带，下垂缨饰）、障颅（帽盔）、鞶镜，这些人都戴着高高的帽子，因为贵族们穿的质孙服是用波斯织金锦做成的，当他们云集而来时，阳光下便闪烁着翠绿绚烂的光芒。此外，周伯琦还是描述了骑马者所骑的马皆为好马，他们身上的服饰尤其是腰带，是镶嵌着珠宝的犀牛皮制的红腰带。尽管这一切都非常符合蒙古人的审美，但无论是珠宝还是华服乃至马饰，都不是只善弓矢的蒙古人制作的，它们来自13—14 世纪欧、亚世界各地，展示的是那个时代的多元风貌，可谓盛矣。

诈马筵会上，不仅有蒙古贵族们的一色服、装饰华奢的名马，还有各种祭祀仪式以及娱乐活动;在上都，也不仅有诈马筵，还有诸如马奶筵等其他形式的宴飨;而为了贵族们的聚会和享乐，“四方舟车之所会，风物繁富，古今莫加焉。北腊西酿，东腥南鲜，凡绝域异味，求无不获。九州风土所有，土人未及一见，而已飞聚于陆海矣”$5，可以说因为蒙古统治者的两都巡幸制，上都“充溢盛大，以称名都焉”$6。袁桷诗云“煌煌千贾区，奇货耀出日。方言互欺诋，粉泽变初质。开张通茗酪，谈笑合胶漆。忆昔关市宽，崇墉积如铚。梯航际穷发，均输乃疏术”$7，各地的商人梯山航海，不远万里，带着各种语言、各种风物、各种风俗荟萃于上都，让上都风情万种，姿态万千，以至于数百年后的乾隆皇帝在《上都怀古》中也不免感慨地写道：“山萦水抱势宽辽，烟堵荆闉迹未销。金椀潼香春正滟，玉盘冰碎暑全消。殿毺不见天魔舞，冈药犹思诈马朝。日暮枌榆喧鸟散，寒蟾弄影自飘萧。”$8 诗中充满了怀想和羡慕的情绪。在元代，诸如王恽、胡祗遹、郝经、刘敏中、陈孚、袁桷、贡奎、虞集、马祖常、王士熙、揭傒斯、宋本、胡助、黄溍、柳贯、许有壬、陈旅、王沂、宋褧、萨都剌、周伯琦、迺贤、以及杨允吉、张昱辈，等等，几乎有一定影响的文臣都有上京纪行诗文$9，虽然散佚甚众，但现今可以统计到的上京纪行诗依旧有数千余首。可以说，作为元代大型政治例行活动的伴生物，上京纪行诗深刻地反映了元代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同时它也借馆阁文人为主体的精英文人将元帝国山川奇险、风物荟萃而文化多元的特征呈现出来，诚可谓一代创作之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