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与意义的景观：一种“事件”而非“事物”的视角

边思敏

王向荣*

1 客体对象与此时、此地、此身：风景园林研究的2条路径

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决定了2种全然不同的景观解读视角：当主体以旁观者的角度切入时，景观可以被视作秩序和格局的媒介物；而当主体将自己视为容纳在场所中的一部分时，景观则成为包含身体经验的现象综合体。

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曾将滨海城市的港口公园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进行阐释[1]，认为这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①经济背景下空置港口渐增的产物，这里的“景观”不仅指代一个物质空间或设计结果，更是承载经济转型所引发的城市格局变化的媒介[2]。它代表了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在时代发展变化中解读地表空间的典型思路，也是建筑与城市学科发展转向的重要产物[3]。

科纳(James Corner)在2000年左右的相关论述中则更倾向以诠释学(hermeneutics)作为分析工具，认为景观同时是一种有关时间、空间和传统的高度境遇化的现象[4]101。借用巴拉甘的饮马槽广场(Las Arboledas)，科纳描绘了他心目中容纳着文化延续性和人类原始经验的、充满意义的景观，并由此说明，如果将形而上学、诗意、神秘和阐释性想象(interpretive imagination)从真实图景中除去，那么人类认知景观的结果必将是不完整的。

在中西方关于传统园林和风景的相关研究中，还有很多主客一体的类似视角。冯仕达通过对留园游览过程的细腻的文本描述，来说明援引自西方的正投影图等表现方式淡化了中国绘画所传达的非透视效果在园林体验层面的重要作用[5]，园林中存在着只能被穿行的行为所激活的空间体验[6]123-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