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天津“口岸文人”的文化困境与自我调适
——以严修和“城南诗社”为例

李 薇 黄育聪

(1.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116; 2.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一、天津“口岸文人”与严修的“实用”观

清末，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清廷被迫签下了开放通商口岸的不平等条约。随着上海、宁波、天津等一批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国几千年来沉重封锁的大门被蛮横地撞开，西方军队、商贸、宗教势力等蜂拥而入，同时也带来了与古老的东方文明迥然相异的西方文化思潮。中西方文化观念激烈碰撞，给青衫长袍的中国传统文人们带来了巨大冲击，他们在尴尬面对传统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新变的同时，也在努力调适寻找各种方式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94年美国学者柯文首提“条约口岸知识分子”[1]概念，认为“口岸知识分子”是那些生活在近代开埠通商口岸、密切接触西方文化且对中外文化关系有所探索和践行的中国文人，代表人物有王韬、李善兰、郑观应、冯桂芬等。其中，有返归内审自我批判的传统士大夫，有外求新知提出文明民主等新的价值观念的早期启蒙者，也有致力于探求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型社会教育家，“整个过程实际上伴随着由传统士大夫组成的文人集团的分化、没落和新型的知识界的产生。”[2]这批“口岸知识分子”也就被视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历史变革的先知先觉者。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和沿用，本文所论天津“口岸文人”概念即借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