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纫秋兰以为佩

潘彩霞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写下《狱中自述》一文。入狱十几天，他从未提过家事，在文中，却两次提到妻子：“在永平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成亲时，他10岁，她16岁。多年来，她既是妻子，也是母亲。她的一世恩情，他无以为报，唯有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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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身世堪怜，1889年，他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幼年时父母去世，既无兄弟，也无姐妹，是祖父把他抚养成人。10岁时，祖父已年过七旬，照顾他有心无力，祖母又长年瘫痪在床，家中缺少劳力，急需人手。在这样的情况下，祖父安排他与同村的赵纫兰结了婚。

赵纫兰比李大钊大6岁，作为邻居，她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虽然没有上过学，但赵纫兰天性善良，她喜欢李大钊的聪慧好学，像姐姐一样怜惜他的苦难，希望能帮他把家打理好，让他在学业上有所成就。

进入李家后，赵纫兰扛起了全部家庭重担。李大钊没了后顾之忧，终于可以安心学习。1906年，他考入县城的永平府中学堂。他学业优秀，赵纫兰满心欢喜，操持家务，照顾老人，不让他分一点心。

谁能想到，祖父母相继去世后，家庭也陷入困境。尽管祖父有遗言，后事从俭，省下钱来供李大钊读书。可是，因为李大钊的父亲是过继来的，让继孙子继承家产，姑姑早就怀恨在心，趁此机会跑来大闹。

家业被折腾一空后，李大钊求学的希望变得渺茫，他非常难过。赵纫兰没有气馁，她鼓励李大钊只管继续上学，其他的事，她来考虑。

1907年，李大钊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在这年，赵纫兰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不幸的是，孩子不久就夭折了。饱受着巨大悲痛，赵纫兰仍然支持李大钊外出求学。他在天津六年，全靠她“辛苦经营，典当挪借”，才“勉强卒业”。

李大钊接受了新思想，他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宏愿。毕业后，李大钊没有去挣钱养家，而是想出国留学。赵纫兰听了，只平静地问：“需要多少钱？我去想办法。”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日子本已艰难无比。但赵纫兰没有想这些，她只知道，要无条件支持他。

1913年，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带着妻子千方百计凑来的钱，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去日本后，她在家无限牵挂，经常彻夜难眠。就在这时，小儿子因天花不幸夭折。独自承受着巨大的打击，她却从来没有动过让他回国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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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李大钊终于回来了。他在北京创办报纸杂志，才华逐渐显露，经章士钊推荐，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1918年，一家人终于团聚，在北京有了家。那时，他们结婚已经快20年了。

在外人眼里，他们是那样不般配。李大钊是留学归来的学者、教授，而赵纫兰大字不识，还裹着小脚;他刚刚而立，风华正茂，而她，快40岁了，因长期的辛苦劳作，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经常被客人误认为是保姆。赵纫兰怕给李大钊丢人，有客人的时候，她就偷偷躲起来。然而，李大钊从不嫌弃她。她多年来的付出，他一直感佩在心。后来，家里再来客人，李大钊就亲自帮赵纫兰换好衣服，系好扣子，大大方方地把她拉出来，介绍给客人。

为了让她适应环境，李大钊还在家里盘了个大土炕。赵纫兰在热炕上做活儿时，他就帮忙做饭、看孩子。闲时，他还教她读书认字，让她能写简单的信件，能够“读懂《红楼梦》”。

既正直又有才华，不少女教员、女学生对李大钊表示好感，他一一拒绝，始终坚守着这份朴素的情感。小家庭宁静温馨，李大钊精神振奋，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他埋头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短时间内就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守着这份小幸福，赵纫兰非常满足。

然而，李大钊的人生，注定是不平凡的。他和陈独秀共编《新青年》，领导“五四运动”，整天非常忙碌。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冒着生命危险设法营救。恰逢赵纫兰即将临产，李大钊把她送回老家，马上又化装成商人，去护送陈独秀。

生完孩子后，赵纫兰坚持要跟李大钊重返北京。明知他身边处处是危险，可是比起分离，这些都不算什么，她早已把自己融进了他的生命。

1921年，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开会没有场地，租住的小院就是开展活动的据点;经费不够，他把当教授的丰厚收入拿出一大部分;困难学生经常慕名找他帮助，他也慷慨解囊。剩余的工资交到赵纫兰手里时，已经所剩无几。

在李大钊影响下，赵纫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知道他是为着劳苦大众，因此没有任何怨言，只精打细算，过他提倡的“简易生活”。“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可即使这样，家里也经常无米下炊。

北大校長蔡元培知道后，破例“干涉”李大钊的开支，他交代会计科，每月发薪时，先给赵纫兰留一部分，以保证生活。

因各地青年慕名而来，家庭生活常被打乱，但赵纫兰始终热情接待。看到青年学生衣裳单薄，她就把刚为儿子做的新棉衣拿了出来。对她的深明大义，李大钊非常感动。

中国共产党创建后，李大钊频频南下参加革命活动，领导工人运动，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为家庭带来了灾难：家门口，多了不三不四的人转悠;大白天，就有流氓闯进书房里乱翻;夜里，院子里还落下了威胁、恐吓的大石头。

李大钊奔忙在外，赵纫兰担惊受怕，一颗心完全系在他身上。长期忧患导致疾病缠身，但她顾不得自己，甚至连小女儿钟华什么时候染上重病都不知道。钟华不幸夭折后，她深深自责，只怪自己没有为李大钊守护好孩子。

祸不单行。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李大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不得不避难于昌黎五峰山。赵纫兰则带着孩子们回了河北老家。

随后，党组织派李大钊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给赵纫兰写信：“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读着这些，赵纫兰热泪盈眶，为着他的理想，她唯有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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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发动政变后，时局发生变化，李大钊的通缉令被取消。从苏联归来后，他和赵纫兰迎来了难得的团聚。不料，张作霖攻入北京后，又对李大钊发出了逮捕令。党组织安排李大钊避走南方，可是他放不下北方的工作，坚决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的家被宪兵包围，赵纫兰和两个女儿也与他一同被捕。所幸，大儿子葆华外出春游，小儿子寄养在别处，因此躲过了牢狱之灾。李大钊被捕，震惊了友人，葆华回城后，周作人把他藏在自己家里。

十几天后，李大钊和赵纫兰母女在法庭上相见。他的眼镜没有了，头发乱蓬蓬的，她忍不住哭了。李大钊却很平静，他望了望母女三人，对法官说：“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最后的时刻，他想要尽力保护她们。

谁也没有料到，那一面，竟成永诀。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报纸上刊出消息，“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甫一看到，赵纫兰立刻晕倒了。

《晨报》记者赶来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终于醒过来后，赵纫兰哽咽着叮嘱女儿星华：“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李大钊遇害时，年仅38岁。除了病妻幼子，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钱财，友人们筹款买了棺材;无钱送回老家安葬，棺材只好先寄放在寺庙里。

突然遭此重创，赵纫兰的身体每况愈下。然而，李大钊还没有入土为安，几个儿女都还年幼，责任未了，她不能倒下。拖着病体，她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生活难以为继时，不得已向周作人求助，恳请他“救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

一日日地，赵纫兰盼着革命成功，好能安葬李大钊。可是，一年又一年，胜利遥遥无期。赵纫兰预感到，她的身体已经等不下去了。1933年春天，她来到北京，请求北大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

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慷慨同意，但他提出，别把声势搞大，走较近的西门出城。一向柔顺的赵纫兰却坚决反对，坚持要从城里走。她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

1933年，李大钊就义6年后，灵柩终于被安放在了香山東麓的万安公墓。最后的心愿已了，仅仅一个月，赵纫兰就倒下了。想着就要与他相见，她的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临终前，她唯一的遗愿是：陪在他的身旁。

短短50年的人生，她用全部的柔情温暖他、激励他，为他生，也为他死。《离骚》有云：“纫秋兰以为佩。”意指把美好的东西戴在身上。赵纫兰，人如其名。

摘自《莫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