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与中国的现代化

罗维斯

摘要：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既是晚清民国初年的“华阳国志”，又是以蜀地为依托，在被压抑的“现代性”言说、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之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鲜活呈现。李劼人以地方经验书写中国的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如何由本土经验萌生出一种自发的现代意识，并通过对旧小说的叙事模式的改写，展示了一种有别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现代意味。

关键词：李劼人;“大河小说”;现代化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①生动描绘了从清末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的广阔社会风俗画卷，被郭沫若称赞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不过，长久以来，李劼人“大河小说”的价值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而无论是“五四”传统之下关于启蒙与革命的宏大叙事，还是源自晚清小说中世俗欲望的“现代性”言说方式都难以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阐释。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一方面以晚清历史进程作为叙事主线，并着力于历史文獻的搜集、互证，大篇幅地使用史料原文;另一方面又热衷于旁逸斜出，对日常细节和俗世欲望不厌其烦地描绘，痴迷于历史的偶然性。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不仅体现了独特的历史观念，在创作手法上也与旧小说和新文学都若即若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李劼人的“大河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呈现了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某种“中国模式”。

一

对于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的展现既是现有研究成果对李劼人小说创作加以褒奖的重要方面，也是其小说创作被批评为带有封闭性和边缘性缺陷的缘由。然而，若对照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所叙述的辛亥鼎革前后蜀地的多种社会现象又都并非蜀地所特有，反而是具有某种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并不能以新文化运动以后处于文化中心的北京、上海作为参照，指认晚清民国初年蜀地的边缘性和落伍性。事实上，在清王朝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各个行省在诸多方面都具有不少共同特征。“在中国的行政和社会实践中，地域差异是存在的……那些差异是次要的。清代地方政府的主要特征，由其中央集权制所决定，具有一致性。”②因此，李劼人“大河”小说的价值也就不仅仅在于对地方记忆和地方文化的记录。

“在清代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是按照同样的原则组成的。所有行政单位，从省到州县……都是由中央政府设计和创建的。中央政府供给经费、任命官员、指导和监督其活动。所有地方官员，包括州县长官，都是中央政府的代表。”③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全由中央政府控制，财政的预算和支出都由户部规定，所有涉及徒刑以上判决的案件须上报刑部。④此外，“中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是高度集权的。在一省之内，每一级政府都在上司控制下;所有层级都在省级最高长官的统一管督之下。”⑤在这样的体制下，李劼人小说中涉及的不同行政单位，如天回镇和成都也可以自然而紧密地勾连在一起。而电报等更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也使中央对于地方的管控更加及时、便利。在这三部小说中，处处可见地方官员的身影，以及清王朝的政策通过官僚系统从中央传导到地方的样态。

不仅如此，小说中受到川人拥戴的岑春煊是广西西林人，1885年中举人，曾任过不少地方官。⑥以布政使身份担任护理四川总督一职的王人文在小说里也写明了是贵州省籍。⑦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祖籍山东蓬莱，是捐班出身，入川前也曾在其他地方为官。⑧李劼人小说里被人骂的周秃子——周善培，号孝怀，原籍浙江省诸暨县。⑨作者刻意强调这些官员的非川籍身份，其实与我国的文官回避制度有关。文官回避制度自汉代创立以后便不断发展完善，在清代更是发展至顶峰。地方官员比京官的回避更为严苛，以防止地方官员利用地缘、血缘关系，互相攀比、结成亲党、形成跋扈势力，从而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⑩从清代的制度来看，李劼人“大河小说”中的地方官员均为外省人。而外省人与四川本地人的矛盾也构成了小说的重要情节。在李劼人的笔下，保路运动能够鼓动起来，与王人文“生于四川，是四川米粮喂大的，也可以说是四川人，平时既与四川绅士11接近，而性情又根本忠厚平易，思想也比较维新”12密切相关。半官半绅的黄澜生和川汉铁路公司的廖姓绅士聊起时政时，就谈到四川的保路运动单靠四川绅士而没有官员王大人的支持也闹不到这样的声势，而新任总督赵尔丰上任后就不会再支持绅士。13在《大波》中，赵尔丰丝毫不把四川绅士的联合反对放在眼里，并且对四川人带有很深的鄙夷。《大波》也把保路运动的扩大归咎为封疆大吏赵尔丰对川人的偏见和保守昏庸，举措失当。而《大波》中保路运动涉及的川汉铁路是锡良任四川总督时提出修建的。锡良为蒙古镶蓝旗人，曾在山西、山东、湖南、河南、热河等地为官。14清代地方官员不仅实行严格的地方官员回避制度，而且流动频繁。李劼人的“大河小说”其实也涉及了晚清开明的流官所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央集权之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并不比全国大部分区域落后太多。在李劼人小说对蜀地的叙述中，我们也常常能看到史学研究对清末新政在全国各地实施的诸多特征。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频繁出现的上谕、电文、公牍和告示等史料原文或出自中央政府，或出自地方政府，是官方意志的体现。我们从中自然能感受到李劼人在创作过程中对于史料的重视和力图还原历史真实的努力。而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李劼人小说中大量重要的信息是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摆龙门阵”的口述形态表现出来。15小说中，上谕、电文、公牍以四川方言的形式宣之于口。上谕、告示等史料在营造出历史现场感的同时，也与小说中的四川方言构成一种对照。四川方言的“摆龙门阵”与穿插其间的官方言论显示出中央与地方两种势力的纵横交织。更有意思的是，《大波》中时常在公共空间以四川方言品评时政的黄澜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四川人。李劼人对此做了详尽说明：“黄澜生今年才四十晋一，正是做官的时候。他生于成都，长于成都，自幼迄今全吃的是成都的米粮，呼吸的是成都空气，口里说的是成都话，讨的老婆也是成都人，父与母也葬在莲花堰地方。但因他老底子是江苏仪征人，父亲游宦来川，就舍不得回去，一直死在成都，所以他也就一直不自认是四川人，而自居于客籍。二十几岁上，也读过一些书，《御批通鉴》是那时候点过的，也学过制义，既不能回籍去下科场，也不能冒籍在这里考试，因就老实报捐了一个候补知县。”16在清朝的文官任职地区回避中，除了原籍回避，还包括寄籍、商籍回避。所谓寄籍，即官员本人或父辈久离祖籍，长期寄住生活的地方。有的人因迁居他省属于长期寄籍者。清代对官员子弟在其任职之地参加科举考试始终没有放开，并规定“官员在现任地方令子弟等冒籍者，本生斥革，该员革职”17。黄澜生就属于这样的情况。李劼人在小说中刻意强调了黄澜生的客籍身份。总以客籍自居的黄澜生在品论四川新政时与小说中的激愤川人并不相同——他常秉持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李劼人并未单纯以川人观川事，而是以外省官员、本地官员、客籍绅士、本地绅粮等多重视角呈现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含混。

二

那些得益于中央集权的现代化措施，似乎远比“五四”这种由集聚于文化中心城市的知识精英发起的文化运动更能传导到广大的基层社会。在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不仅全国不同地域之间彼此牵连，而且成都的现代化举措也会向周边的乡村传导。尽管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也常被归类为乡土小说，但却与多数乡土小说的书写模式大相径庭。李劼人既没有将乡土视为未被“启蒙”的旧中国的象征，也没有将乡土世界描述为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世外桃源。李劼人笔下的乡土社会有着较高的流动性。《死水微澜》中城里的女眷会到乡下居住;顾天成虽然居住在乡村，却也会进城走动。《暴风雨前》的郝达三是郫县绅粮，却又举家久居成都。《暴风雨前》中，“有两个温江的乡坝老儿”也到成都看新政之下办的劝业会有多热闹。吸引乡土中人的既有现代化带来的物质体验，也有精神文化上的诉求。《暴风雨前》中的吴鸿也来自乡镇，只在旧式私塾住过，完全不知新式学堂为何物。他之后在亲戚的扶助下进了速成武学堂，最后在成都谋职。《大波》中黄澜生的表侄儿楚子材老家在新津县内，来省城有名的中学堂读书。在李劼人笔下，身处乡土的人们对于现代化充满向往，乡村虽不及城市繁华却也保持着一种较为开放的姿态。

李劼人笔下的乡村并不完全是文化鄙陋的象征。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尽管城乡之间有所差异，但尚未形成过于鲜明的分野。以社会精英群体为例，“中国传统社会约有90%的士绅居于乡间。大多数从政或游学的离乡士子，都将他们设在通都大邑的寓居视做人生驿站，最后都要返归故里。而留居乡村的知识分子亦多设馆授徒，耕读教化乡里，稳守乡村社会重心。”18清末新政以后，新式学堂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新式学堂大多建于城市，乡土社会中的青年开始踏上了离乡求学的道路，城乡之间的鸿沟在现代化进程中开始被逐渐拉大。而李劼人“大河小说”所表现的正是城乡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分离之前的过渡阶段。在李劼人笔下，不仅居乡者与居城者之间没有完全不可逾越的身份界限，而且革命者與守旧者之间的界限也十分暧昧。“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中常常带有一种“新人”对“旧人”的审视，而李劼人则似乎更感兴趣于知识精英阶层在新旧之间的徘徊、游移与暧昧。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的现代建立在一种东西方结合的基础上，而李劼人似乎对本土自发的现代性更感兴趣。《暴风雨前》书写清末预备立宪时，半官半绅的郝达三以郫县绅士资格，被选为四川省谘议局议员。各省谘议局的成立是为了让民众练习行使民权的机会。在这种兴民权的政治活动中，基层社会在中央集权之下尚未被现代化抛弃。李劼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更着力描绘从本土经验中感知和接受“现代”的智识阶层。

在《暴风雨前》的开篇一章中，作为官绅阶层的郝达三父子正在听同样出身官绅之家的苏星煌谈论清王朝的新政。郝达三和儿子郝又三原本都只通旧学，对新学几乎一无所知。在清末新政的潮流中，新派人士苏星煌给这个半官半绅的家庭带去了一点新气象。郝家人虽对苏星煌所说的新学不甚理解，却也心向往之。郝达三捐了五十两银子，儿子郝又三就加入了苏星煌办的文明合行社。接着，郝又三把先前闻所未闻的《申报》《沪报》带进郝公馆。郝达三父子对于“新”的认知并非直接来自于已步入现代的异邦，而源自于经过本土转换的“二手”现代知识。与郝又三一同加入合行社治新学的田老兄，寒门出身，“自从入学之后，原希望一航风顺，身入凤池，至少也得一个小官做做，却因时不来，运不来，一连几科，都不曾侥幸……看了些新书报，也才恍然大悟出科举取士之误尽苍生……国事日非，科举有罢免之势，士人鲜进身之阶，自己多得了一点知识，就不能不有远虑了。”19靠着在合行社的新学功底，田老兄也考上了新式的高等学堂。小说中，作为四川新式学堂之首的高等学堂仍用尊经书院旧址，主事的也是胡翰林这样的上层传统绅士，中学学堂的监督一类也仍是由有科举功名的“学绅”来担当。在李劼人笔下，这些旧式知识精英阶层转向学习“新学”既带有对现代化的渴望，也带有另谋生计的世俗考量。《暴风雨前》中的旧式士子大多以科举进仕的功利心态就读或创建新式学堂，也在实质上迈出了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进入新式学堂以后，士子的思想状态还是为之一变。小说中，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堂学生，开始看《民报》《国粹学报》。学生中的革命情绪慢慢被鼓动起来，有人加入了同盟会，排满革命的名词在新学堂中流传。“壮哉！……长厚者亦为之，天下事可知矣！……革命万岁！马前走卒万岁！”20革命，流血，不怕死的口号在新式学堂中被大声叫喊出来。传统的书院是帝制时思想意识形态控制的一部分，新式学堂则培养出了大批充满暴力气息的革命志士。21在以科考为中心的儒家经典教育下，绅士群体大体趋向于卫道，并惯于从儒家经典和伦理道德来看待现实问题，与王朝政治也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以籍贯为单位的应考体制下，士子都在本籍乡里耕读，生活稳定且家庭纽带牢固。22但废科举、兴学堂以后，学生身处以同龄人为主的寄宿集体生活，而居于城市的学校环境及教育的组织形式、内容都与科考时代的士子有本质差异。23在时人的言论中，新式学堂几乎是反体制思想的策源地。在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中，涌现出最多的就是政治志士与职业革命家。24小说中的尤铁民等革命党大多都来自成都的新式学堂。就连起初并没有革命意识的郝又三，也渐渐有了宽广的见解，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和救国强国等方面也渐能领会出许多道理。25在《大波》中，郝又三已经在新式学堂生物课上毫不遮掩地大谈其保路运动的救国意义，并坦然地说起自己的同学中既有立宪派也有革命党。没有留学经验的绅士阶层子弟郝又三从本土经验生发的革命热情与现代观念，不仅不弱于留学日本的革命党尤铁民，甚至还更加鲜活灵动。

当然，小说中还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展现新式学堂的学生们在讨论活剐廖观音时关于文明与野蛮的激烈争论，而这些却完全没有上升为一种人道主义的高度。他们的新，新得浅表;他们的旧，也旧得自然。在李劼人“大河小说”中的所谓“新派”知识分子身上，几乎鲜见那种“新青年”身上习见的新与旧之间的挣扎、撕扯以及自我反思的自觉。如果说许多现代作家书写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与革命问题上的奋进与焦虑，那么李劼人则在他的“大河小说”中书写了旧式士子在面对新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制度时的踟躇与蹒跚。如果说“五四”新文学传统所表现的是一种有意识的现代化，那么李劼人似乎更热衷于表现一种无意识的现代化。二者分别反映了知识精英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

三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不仅很少展现“五四”新文学传统那种城与乡、新与旧等方面的对立，而且小说整体呈现出的历史观念也迥异于进化论一般的发展趋势。这与我们所熟悉的新民主主义史观存在一定的差异。清末立宪派和维新党人曾寄望于兴绅权以兴民权。李劼人也在小说中通过新式学堂的兴起、谘议局的创办、川汉铁路的路权之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绅权与民权之间交错的关系。但与此同时，李劼人也以略带戏谑的笔调道出了兴绅权以兴民权这种理想背后，复杂的历史现实和人性的种种不可控。

李劼人在小说中表现了绅士阶层兴办社团、新式学堂、以谘议局参政议政等在推进现代化上的努力。但也写了在地方官绅的操控下，基层社会中谘议局成了维护官员私利的政治游戏。《大波》所表现的核心历史事件保路运动，在李劼人笔下也不过是四川本地绅士为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而发起的。因为四川许多具有进士、举人功名的谘议局议员本身就是川汉铁路公司董事会和股东的负责人。26所以，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是四川人在满清统治下二百余年以来，第一次的民众，——不是，第一次有知识的绅士们反抗政府的大集合。”27这些本就依附于帝制的精英阶层并不真正期待和认可“兴民权”。小说中四川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会长是华阳翰林颜楷，副会长是南充贡生张澜，股东等全是一干四川本土有名望的绅士。这些保路运动中的上层绅士，以科考功名获得社会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身份。他们的声望原本来自于帝制时代皇权所赋予的特权和地位。他们作为退任官员或者候补官员也与帝制时代的官员更为亲近。《大波》中面对士兵闹事，一班绅士不与新军军官商量，反而去找前清制台赵尔丰出来主持局面。尽管保路一事曾使四川官绅交恶，但这些半新半旧的知识精英还是更容易与帝制时代的官员产生一种同气连枝的亲近感。尽管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支持新政与变革，但他们在思想上却没有真正站在皇权的对立面。他们享受着民众的敬仰，却不真正代表民众的权益。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帝制时代的集权制官僚机构，就已在许多方面具备了现代官僚制度运作的雏形，但中国却在走向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步履维艰。28中国政治体制和思想的完满性也构成了现代化的某种阻碍。29在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作为精英阶层的本地绅士，其权威性依托于中央集权国家的科举等一系列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与地方官员拥有共同的思想、知识体系，甚至也从属于同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即便在咨议局和保路运动中，本地绅士与地方官员矛盾激化，本地绅士也并不希望彻底颠覆原有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体系。而这种官绅相护的局面也被另一种势力打破。

在《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叙述中，新军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势力。在保路运动的风潮中，原本对争路不以为然的军界人士都认识到保路于国于民的重要意义，而投身其中。在清军里当过管带的吴凤梧也在绅士领导下，联络地方武装力量。而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在绅士的主导下纷纷独立。清政府垮台以后，绅士成了各地军政府合法性的某种来源。武装起义的军官大多在社会上没有声望，为了维持局面不得不请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帝制时代绅士参与主事。由此，中国各省形成了“军绅政治”的特殊局面。30在普遍观念中，每当改朝换代，维持地方秩序是绅士应当肩负的责任。31

《大波》中也表现了当时的军绅政治局面和绅士临危主事的历史惯例。小说中，以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首的绅士与前清官员赵尔丰交涉。达成了四川光复的局面之后，蒲殿俊做了四川都督。但立宪派绅士很快就暴露出在维持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的缺陷。历史上，辛亥革命成功后，绅士与革命党人的“蜜月期”十分短暂。以辛亥革命中心湖北省咨议局局长汤化龙为例。汤化龙进士出身，留学日本，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支持革命的态度明朗，因而最初极得革命党的好感。但汤化龙是具有高级功名的知名绅士，不免高傲，对革命党人有不自觉的地位之见，使革命党人难堪。双方很快就关系破裂。32《大波》中的蒲殿俊等立宪派绅士也犯了与汤化龙类似的错误。军官吴凤梧也抱怨：“蒲都督太不公道，像我们这些带兵的，他简直睬也不睬。”33而后，蒲殿俊因处置失当被逼出逃，军绅地位翻转。曾经鼓动四川地区民权、民气的立宪派绅士从此威信大失。在军人看来，“这般绅士全是无见识的，以后只拿些虚名跟他们，不要他们再掌实权，免得出事。”34在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原本稳定的文官治国制度衰落，军人势力崛起，中央也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在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不仅官、绅、军这些处在政治漩涡中的势力被莫名地卷进了时代的洪流，民众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动且无意识地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在《暴风雨前》里，伍大嫂的儿子本是下层平民，却在清末新政绅士兴办免费新式学堂的风潮下，接受了现代教育。小说中，在清末新政中成都报业风潮的影响下，卖伞铺的掌柜傅隆盛养成了看报纸了解保路运动的习惯，并对保路绅士们心生敬仰。“自从争路事起，他一直秉着信徒的精神，把保路救国当作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纯洁宗教，把主持这事的罗纶罗先生，蒲殿俊蒲先生等，当作了孔夫子元始天尊。”35这部分内容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旧小说中那种百姓渴望清官做主的故事形态。但当罗纶之后若想为自己的事而提要求，即便本人亲自出面，傅隆盛也表示不会答应了。他们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热情并不源自对某种思想理念的追求，而似乎源自一种朴素民权观念。在四川的平民百姓心中，他们期待没有皇帝，没有朝廷，不用纳粮上税，没有奸臣赃官，“以后的官员全是由本地方的公正绅粮出来做”36的社会局面。李劼人笔下的民众既不被动地亟待启蒙，也没有出自阶级属性的革命自觉。小说的民众在无意识中投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却萌生了自发的民权意识。

李劼人的小说乐于展示日常世俗中无意识状态下渐进而生的现代化。李劼人在书写晚清社会时虽有对世俗欲望的表现，卻又与晚清公案小说、狎邪小说等“众声喧哗”面貌不同。李劼人的“大河小说”虽有戏谑，但总体上依旧带有一种近似士大夫史书写作的气味。李劼人在描述世俗生活时，也几乎都有一种潜在或明确的由官方认可的社会政治精英形象作为主导，而并非晚清小说那般是科举中失意落魄的文人。

尽管李劼人在虚构的小说中对于清末民初历史人物的臧否偶有不符合史实之处，但是在重大历史线索和社会政治现象的叙述上，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清晰而完整地展现了近代中国走向共和的一段独特历程。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方面，对绅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研究是十分晚近的事。而李劼人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却与近年来史学界与社会学界相关研究的观点十分接近。这自然得益于他本人对各类史料的竭力搜集、史料互证上下苦功及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观念。不少研究者认为李劼人对蜀地的书写带有地方性和某种封闭性，甚至有些落后。固然，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或许正是我们受制于既有历史观念构成的思维定式，而忽视了现代性之于近现代中国的驳杂意味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历史特征。

四

李劼人“大河小说”中的女性几乎游离于具体的社会政治风潮之外，但她们身上却也表现出与现代文学作品中典型的旧式女性截然不同的个性。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劼人描写到这些女性在面临“五四”新文学中婚恋自由这一重要议题时所采取的叙事模式。

小说中，顾天成的女儿走失后被拐卖到郝公馆做丫鬟的情节是旧小说中常见的。女性外出，尤其是夜间外出常常被文学作品描绘为一件十分危险的行为。不少旧小说都有女性因外出走失被拐卖而招致悲惨命运的桥段。这样的叙述自然能起到禁锢女性行动自由的“教化”作用。但在李劼人笔下，顾天成的女儿夜间外出被拐卖后，不仅由乡村进入了继母蔡大嫂（邓幺姑）梦寐以求的城市成都，而且得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竭力渴求的婚恋自由。要知道即便是邓幺姑这样性格火辣的川妹子都还是顺从了父母的包办婚姻。而郝公馆中的小姐郝香芸与革命党尤铁民的私定终身似乎更是俗套的才子佳人套路。不过，才子已不再是科举中考取功名的读书人，而是清末新政科举已废后看上去更有前途的革命党。当然，佳人也并非情窦初开的懵懂少女。小说中，生性好胜又深思的郝大小姐，有鼓励哥哥进新式高等学堂的远见，有与男性革命党人会面交谈的豪爽。在小说中，郝大小姐既受到情欲的驱使，也有世俗的考虑：在母亲去世、无人做主的境遇下，她需要为自己的未来谋划。而旧小说和戏曲中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往往将女性设定为主动冲破礼教束缚的一方，以减轻男性所应承担的道德压力。但李劼人却反其道而行——是男性以革命党的英雄形象和现代知识为诱饵来获得女性给自己带来的情欲上的满足。当然，这一切也得益于清末新政之后日渐宽松的男女之大防：“现在是一切维新时候，男女见面谈话，本不要紧……以前，妇女那里有在街上走的，如今，成人的女学生遍街跑”37。最终，郝香芸和尤铁民没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结局。在《大波》里，郝香芸已经是另一位事业更成功的新派男性苏星煌的妻子了。李劼人笔下这段晚清的“革命加恋爱”故事可以说是对才子佳人模式的一种现代改写。李劼人的小说创作常被指出写法不够“新”，其中的确可见旧小说的痕迹。而李劼人却对这些旧小说的叙事模式做出了别有意味的改写，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现代意味。

无论是世俗现代性还是启蒙现代性几乎都是围绕以北京、上海这样得西方风气之先的地域作为探讨的范围和基点。而李劼人大规模书写的蜀地虽然不是现代化发生与发展的前沿地带，却也通过这样的“地方路径”展现出清末民初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中国经验。38

随着中央集权的清王朝解体、地方自治运动和军阀割据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进入了一个各地域之间相对封闭的时期，各个区域的现代化进程与程度都日渐拉开差距。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与现代文学中京派文学、左翼文学等不同流派对地域文化的书写既各自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思想与审美取向，又共同构成了辽阔幅员之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不同面貌。

注释：

①本文所述的《大波》均指1937年版，而非1954年的改写版。

②③④⑤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修订译本），范忠信、何鹏、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第5页，第13-14页，第11页。

⑥周川：《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增订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79页。

⑦其他资料大多显示王人文为云南人，初任贵州知县，1911年王人文曾以布政使的身份短期担任“护理四川总督”的职务。

⑧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页。

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⑩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568页。

11综合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绅士指的是具有科举功名（包括文科举和武科举）而又尚未出仕者，卸任（丁忧、退休或被罢黜等情况）的官员，依靠军功或蒙阴取得功名的一类人;此外，也包括清季接受新式教育或出国留学的人群中被朝廷赐予功名者。绅士是帝制时代以知识资本换取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特权阶层，这种特权受到社会认可并有制度加以保障。

1213162733343536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3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第57页，第13页，第33页，第602页，第622页，第216页，第537页。

14毛佩琦主編：《中国长城志 人物》，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5-1166页。

15赵薇：《龙门阵里摆谈出的“革命”：<大波>（1937）的历史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

17北京日报理论部编：《史海新探》，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18李涛：《士绅阶层衰落化过程中的乡村政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浙江省为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92037《李劼人全集》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第65页，第160页。

21参见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43-354页。

22232425杨小辉：《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转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第80页，第77页，第77页。

26鲜于浩：《试论川路租股》，《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

282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第188页。

30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3页。

3132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8页，第114-118页。

38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