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疫情中的媒体污名化行为研究
——以《纽约时报》1918 年流感的报道为例

◎付 蔚

一、问题的提出

2020 年3 月19 日，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新闻发表会的演讲上，将新冠病毒划掉改成了中国病毒，将新冠肺炎这场全球危机的矛头直指中国， 试图将此次疫情政治化、污名化。

早在2015 年5 月8 日，世卫组织就在《世卫组织命名新型人类传染病最佳实践指南》中强调：不得用地理位置名称（包括城市、国家、地区和大洲）、人名、动物或食物的名称、含有文化、人类群体、行业或者职业意味的词语用于命名新型传染病。 这一规定明确地表明了国际对于公共卫生事件政治化的态度，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却将新冠病毒的传播归因于中国，企图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严重违背了世卫组织的规定。 而这也不是西方媒体第一次将疫情上升到国家层面，早在1918 年，西班牙的名字就曾经和一场疫情相关联，即后来的“西班牙大流感”。

本文依据媒体框架理论， 以 《纽约时报》1918 至1919年的疫情相关报道为例， 探究美国媒体通过怎样的报道框架，将疫情起源地的矛头指向其他国家，对他国的形象进行污名化。

二、《纽约时报》报道的框架分析

（一）框架理论回顾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最早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他将框架定义为“为了观察事物所创建的基本架构”。 框架理论最早来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 两个学科对于框架理论的解释和应用也有着较大的差别。心理学方面的学者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研究框架，他们认为框架是记忆中的认知结构，即基模。 社会学专家则在戈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框架理论，加姆桑（Gammson）将框架定义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代表取舍的范围和界限；另一类是架构，是人们用来解释外在世界的框架。

随着框架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其在不同的学科也有了相应的应用，框架理论在传播学也广泛地应用与发展。传播学者李普曼（Lippman）将媒体框架定义为媒体选择、定义、评论各种信息所使用的特定的报道框架，他指出受众在接受媒体报道的同时，也接受了报道中的框架，并按框架形成自己对某个事物的认识。 台湾研究者臧国仁将媒体框架划分为高层次结构、 中层次结构和低层次结构三层结构。 高层次结构即宏观层面，对应新闻的主题，中层次结构即中观层面，对应新闻报道的话语结构分析；而低层次结构即微观层面，从字、词、修辞、句法等方面表现框架的语言选择与应用。

（二）框架分析结果

根据流感发生的时间和《纽约时报》报道的时间范围，本文将时间选取在1918 年6 月1 日至1919 年3 月1 日，在选取的时间范围内，选择和疫情相关的报道共188 篇。

1.消息来源

由表1 可知，《纽约时报》 关于疫情的报道的消息来源主要来源于媒体（42.02%）和卫生部门（28.72%），在报道本国的疫情态势时，卫生部门的消息最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性。其次，医学专家博士也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占比12.23%。 本国政府的消息来源具有官方性，在进行疫情防控等工作时，政府会通过报纸进行宣传工作。 外媒和外国媒体为信源的报道主要以外国疫情态势为主，《纽约时报》 在报道外国的疫情时，会引用外国政府和媒体的官方信息。

表1：《纽约时报》报道消息来源分布表

2.新闻体裁

新闻体裁主要体现媒体立场的客观性。 《纽约时报》在报道疫情的新闻中，纯新闻的数量最多，占比82.45%。 新闻评论的数量较少，只有7 篇关于疫情的评论，新闻评论主要体现了媒体记者的基本立场， 关于疫情的评论大多是围绕着国家的防疫措施，态度立场比较正面。

表2：《纽约时报》新闻体裁数量分布表

3.报道篇幅

从报道篇幅上来看，《纽约时报》 早期对疫情的报道篇幅普遍比较短小，以讯息为主，主要阐述事件本身，对于事件不做过多评论和解释。 字数在200-800 单词之间的报道占比最大，占60%左右，这类报道包含的主题较多，包括本国的疫情阶段性特征、疫情的防控救治措施、疫情受难者的讣告等。 字数超过800 的大篇幅报道数量为26 篇，这类报道主要报道疫情产生的重大影响和防控疫情的主要措施政策。

表3：《纽约时报》报道篇幅分布表

4.报道数量

本文根据疫情的发展态势和报道的主题， 将报道分为三个阶段：疫情爆发期（1918 年6 月1 日至1918 年9 月23日）； 疫情流行期 （1918 年9 月24 日至1918 年12 月31日）；疫情平复期（1919 年1 月1 日至1919 年3 月1 日）

第一阶段是疫情爆发期， 这一时期关于疫情的报道有34 篇，报道的主题以他国的疫情态势、他国的疫情传播和疫情产生的原因为主， 这一阶段也报道了本国的疫情态势和本国的疫情防控，但报道力度较少，报道内容也较乐观。

第二阶段是疫情流行期，相关报道有146 篇，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疫情开始蔓延扩散，因此《纽约时报》开始集中报道本国的疫情，包括本国的疫情态势、本国的疫情防控及疫情对本国的影响。

第三阶段是疫情平复期，随着疫情态势的不断缓和，这一时期的报道数量急剧下降，只有8 篇关于疫情的报道，以国内外出现的疫情个例报道为主。

5.报道议题

根据《纽约时报》关于疫情的报道内容，将报道的议题分为以下五类：本国的疫情态势、本国的疫情防控、他国的疫情态势、他国的疫情传播和疫情产生传播的原因。

《纽约时报》对于本国的疫情态势报道数量最多。 而对他国的疫情传播和疫情产生原因的报道具有较大的指向性，直接将美国国内产生的疫情推脱给他国，这类报道的基调比较负面。

表4：《纽约时报》报道议题数量分布表

三、《纽约时报》的报道框架及特点

在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文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可以总结出美国媒体在不同阶段报道疫情的内容和特点，发现其如何将疫情的责任一步步推向其他国家， 又是如何通过报道来摆脱本国的嫌疑。

（一）隐瞒疫情：不公开报道本国疫情

1918 年疫情爆发初期， 美国作为协约国参与一战，因此对疫情采取了严格的新闻管控，直到1918 年夏季，西班牙公开疫情， 美国媒体才最终公开报道这一疫情。 一战期间，西班牙作为中立国家，没有参与战争，因此也没有进行新闻管制， 当时的西班牙媒体完整真实地报道了国内的疫情，同时西班牙又是第一时间报道疫情的国家，营造了疫情起源于西班牙的假象，而欧美等国家利用了西班牙的报道，将此次流感称为“西班牙大流感”（Spanish influenza）或“西班牙之握”（Spanish grip）。

根据历史记载，1918 年3 月美国的军营就已经出现了该症状的病例，还有人考证1917 年年末美国就已有流感症状。作为最有可能的病原地之一的国家，美国却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报道疫情。1918 年6 月21 日，美国当时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才第一次报道疫情的相关内容。 在标题中直接将病毒同德国和西班牙联系起来， 报道的正文部分中，将流感称为“在西班牙流行的神秘的疾病”，推测疾病来源于德国。

（二）命名：将流感和国家名称相联系

《纽约时报》主要从两个方面将流感和国家关联起来。一方面，以“西班牙流感”指代流感。在1918 年6 月27 日的报道中，标题直接指明“西班牙流感在德国军队流行”，这是《纽约时报》第一次将流感称为“西班牙流感”。其后，多次直接以西班牙的国名来指代流感， 直接将流感和西班牙联系在一起。直至今日，提及1918 年的流感，人们还是习惯于称呼其为西班牙流感， 先入为主地将这场灾难和西班牙联系在一起，对西班牙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三）转移视听：着重报道他国疫情，弱化本国的病情

《纽约时报》在报道国内外疫情的时候，有着明显的偏差，有意地将报道重点转移到其他国家，相反，在报道本国的疫情时，则有意地弱化本国的病情。

在报道其他国家的疫情中， 凸显他国疫情的严重性。一方面，在报道的标题中经常出现“杀死”、“席卷”、“肆虐”等字眼，直接体现了疫情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在正文部分直接报道具体的死亡人数。 关于本国疫情的报道则往往是也避重就轻，试图为政府开脱，摆脱本国的嫌疑。

（四）舆论造势：民众舆论+专家发声+官方声明

《纽约时报》有关疫情来源的报道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引用民众的话语，进行舆论造势。第二阶段，对病毒进行相关检测后，通过专家的声明增加报道的科学性。第三阶段，官方声明病毒来源，增加报道的权威性。

首先， 在早期对病毒来源尚未检测的时候，《纽约时报》经常引用民众的话语，对病毒来源进行猜测，这一阶段主要指向德国。 在1918 年6 月21 日的报道中，整篇报道以一名荷兰裁缝的叙述来展开，在标题中直接指出“西班牙感染的是德国病毒”， 将疫情和德国境内的饥荒境况联系在一起，将舆论的焦点集中在德国。

第二阶段，专家介入病毒研究，这一时期《纽约时报》通过引用专家的声明， 使其报道的观点更具有科学可信度。

最后一个阶段，官方机关通过《纽约时报》发表有关疫情来源的声明，官方的发声具有权威性，通过主流媒体的传播更具有说服力。 《纽约时报》在1918 年9 月19 日报道的标题中提到，“联邦卫生局认为潜艇的工作人员传播了病毒。 ”在报道的正文中，《纽约时报》多次引用联邦卫生局的原话：“疫情极有可能是以德国人搁浅的潜艇为中介传播的”；“疫情起源于西班牙， 之后传播到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目前已经蔓延到美国中部”。 联邦卫生局一方面将矛头指向德国和西班牙，另一方面，官方将美国塑造成受害者的形象，将美国纽约出现的几起病例全部归因到德国和西班牙的身上。

《纽约时报》充分利用了舆论的作用，结合民众、专家和官方三方面的力量， 增加了报道的可信度和科学性，从早期的舆论造势再到之后的官方声明，一步步将矛头指向了其他国家。

四、今昔对比：美国在两次疫情中的污名化行为

在分析了1918 年流感中美国媒体的表现之后， 不难联想到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中伤行为，对比1918 年疫情中的美国媒体和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美国政府，可以发现其“甩锅”的行为和手段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首先， 美国在两次疫情中都没有第一时间公开疫情。有专家考察到早在2019 年年底， 美国境内就出现了相似症状的病例，并且已经造成了较多的死亡案例，然而美国政府却将这类病例归结为简单的流感，之后中国公开疫情后，美国才公开报道本国的疫情。

其次，从名称上将病毒和国家名称捆绑在一起，刻意地将疫情政治化。特朗普在白宫演讲中将新冠病毒和中国相联系，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连续在两篇文章中将新冠肺炎病毒称为“武汉病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七国集团外长举行视频会议后的记者会上，也将新冠肺炎病毒称为“武汉病毒”。

之后，美国转移视听，弱化本国疫情。 2020 年初，新冠肺炎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一时期美国的媒体和政府利用这一疫情攻击中国政府，质疑中国的卫生健康状况。 然而当欧美等国家也开始出现疫情之后，美国政府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言论，称“病毒可控”，将病毒称为“新冠流感”（Corona flu），甚至在电话采访中质疑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死亡率。 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和轻视病毒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民众对国内疫情的正确判断，也间接加速了疫情的扩散和传播。

最后，通过舆论造势，将病毒推脱给其他国家，撇清自己的嫌疑。 美国政府在此次疫情中，多次将病毒和中国相关联，宣传中国阴谋论，在这次舆论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网络战带风向。 相比于1918 年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的舆论战更加激烈。 社交网络的普及与发展让普通受众也有了发言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病毒来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中国人吃蝙蝠导致了这场疫情”等一些带风向的言论在外网上广泛传播，这些言论通过网络的传播进一步发酵升级，最终演变成“中国应该为此次疫情负责”。 线上线下的相互呼应，凸显出互联网时代舆论战的复杂与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