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与“十字街头”

邱悦

传统现代文学史介绍创造社时，多仅以“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这一外因解释创造社从前期“为艺术而艺术”到走向对立面、转向后期革命文学的缘由，难以使读者信服，因而予人前后期断裂、突变之感，创造社也因之常被冠以“善变”“浮躁易变”的标签。近期拜读了咸立强所著《艺术之宫与十字街头：创造社研究》（武汉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艺术》）一书后，对于创造社后期转向的内在原因及后期同人文学活动的深远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壹

《艺术》“再版后记”提到，该书之所以定名为《艺术之宫与十字街头》而非《从艺术之宫到十字街头》，目的在于淡化线性的“走向”式描述，凸显“艺术之宫”与“十字街头”两种相反相成的因素在创造社同人身上既对立又统一的共时存在。在书中，“艺术之宫”被定义为无功利、对文学本身“全”与“美”的追求，而“十字街头”则意为对社会事务的关切、革命实践的走向，全书即侧重从两种因素的对话、冲突这一线索在创造社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以贯之来揭示其转向的内在根源。与传统文学史强调“五卅”在转向中作用不同的是，这本书将创造社革命转向的根源推后至1926年初期创造社同人齐聚广州。从表面上看，此时郭沫若等创造社元老的革命倾向显然已完全偏离社团成立时的纯文学追求；但若追溯到他们南下广州前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会发现实则并不尽然。郭沫若《文艺之社会使命》，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等理论文章皆承认文学作品所必然含有的社会价值，强调艺术与社会的紧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