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单侧耳聋特征及高危因素临床研究

孟琦 张天虹

作者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 哈尔滨 150001

重度至极重度单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unilateral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USNHL）是听力损失中的一个重要类型。美国听力学会2015年发布的《重度到极重度成人单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临床实践指南》中将USNHL简称为单侧耳聋（single-sided deafness，SSD）[1]。据报道，获得性单侧听力损失每年每100万人中发生12～27例[2]，SSD在儿童中发病率为1%～3%，而学龄期儿童发病率上升为3%～6%[3]。美国每年有6万例新增 SSD患者，其中12～19岁青少年的患病率10年间从11%上升到14%[1]。SSD已被证明对儿童的言语和语言发展有严重负面影响[4]，SSD儿童的学习能力较低，智商得分较低，而行为问题的诊断率则更高[5，6]。国内（尤其是黑龙江地区）有关儿童SSD报道相对较少，目前关于儿童SSD的病因研究局限于少量的临床资料统计或个案报道，尚无儿童SSD的相关因素分析研究。本研究选取我院就诊的36例诊断为SSD的各年龄段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听力学表现及影像学资料，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探讨影响儿童SSD的相关因素，有助于SSD儿童的早期预防及干预。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9年1月～2021年1月在本地区多家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儿童听力筛查未通过或家长发现儿童听力可疑随即到本院进行听力诊断后确诊为SSD的婴幼儿36名作为病例组，选择同期我院听力诊断为正常的50名儿童作为对照组。所有儿童均采集完整的临床资料，否认有耳聋家族史，病例组与对照组儿童年龄相仿。本研究符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相关要求，患者或其近亲属知情同意。

1.2 方法

本研究对两组入选儿童均进行出生情况、新生儿期是否存在听力损失高危因素、母亲妊娠情况详细询问和记录。所有患儿行听性脑干反应(ABR)、多频率稳态诱发电位（ASSR）、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POAE)、鼓室声导抗和镫骨肌反射等客观听力学测试。在进行听力检测前检查其外耳道情况并清除耵聍，然后进入隔音屏蔽室进行听力学测试，测试过程中小儿处于安静、自然睡眠或10%水合氯醛催眠的状态下进行。ABR及ASSR测试仪器为ICS Chartr EP 200，DPOAE测试仪器为丹麦CAPELLA型耳声发射仪，镫骨肌声反射测试选用丹麦OTOflex100型中耳分析仪。影像学检查：所有儿童进行颞骨薄层高分辨率CT扫描。

1.3 听力学及影像学诊断

听力学诊断标准：单侧耳ABR反应阈值≥70 dB nHL，对侧耳ABR反应阈值≤30 dB nHL，且ABR与ASSR结果相符；听力较差耳DPOAE不通过，对侧耳DPOAE通过；双耳声导抗正常。

影像学评估标准：内耳畸形的异常判断结合内耳畸形最新分类标准进行[7]。如Mondini畸形常表现为耳蜗第2圈和顶圈发育不良，两者合并为一个腔；前庭水管中段宽度＞1.5 mm作为前庭导水管扩大的影像学诊断标准；内听道狭窄判断标准为轴位内听道中点垂直宽度＜3 mm；横轴面原始图像测量蜗神经孔宽度，垂直于蜗轴的内耳道底部蜗神经孔内缘的连线≤1.5 mm视为蜗神经孔狭窄[8]，该区域未见蜗神经孔或呈骨性密度视为闭锁。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5.0软件分析数据。月龄、妊娠年龄、体重等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后，数据均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用中位数及上下四分位数描述，两组间比较使用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性别、流产史等计数资料用频数及在组内所占比例描述，当满足卡方检验条件时使用χ2检验比较两组间计数变量的差异，当存在期望频数小于1时，使用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比较。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OR）和95%可信区间（CI）。

2 结果

2.1 单侧耳聋的特征

36例SSD患儿中有男性19例，女性17例，左耳患病19例，右耳患病17例，年龄2个月～5岁，平均年龄3岁，其中34例为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跟踪复查而确诊，2例因家长发现听力可疑异常就诊。5例患儿ABR阈值80 dB nHL，2例患儿ABR阈值90 dB nHL，余29例最大刺激强度97 dB nHL无反应。患儿CT结果见图1及表1。患者已知的新生儿期听力损害高危因素见表2。

2.2 病例组与对照组相关因素比较

图1 a、b：蜗神经管狭窄；c、d：IP-Ⅱ畸形；e、f：EVA畸形

表1 CT 结果分布

表2 已知的新生儿期听力损害高危因素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一般情况如月龄、体重等使用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性别、民族等使用χ2检验比较两组间计数变量的差异，两组一般情况无统计学意义（P＞0.05）。出生后患肺炎超过10天、儿童对外界声音的反应在SSD组和正常组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SSD组具有妊娠期疾病史的比例大于对照组；SSD组出生后患肺炎超过10天的比例高于对照组；SSD组对外界声音的反应为灵敏的比例小于对照组，而为迟钝或无法判断的比例高于对照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母亲有妊娠期疾病史（OR=2.29；95%CI：0.476～11.05）和儿童出生后患肺炎超过10天（OR=11.83；95%CI：1.39～101.03）使儿童患SSD的风险显著增加，见表3。

2.3 儿童SSD的多因素分析

将上述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有意义的2 个相关因素及已有文献报道过的高危因素（NICU住院大于5天、高胆红素血症、早产）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出生后患肺炎超过10天（OR=11.83；95%CI：1.39～101.03）使儿童患SSD的风险显著增加。

3 讨论

单耳听力损失常见于临床，成人较儿童更容被发现和治疗，儿童SSD报道相对较少。SSD对儿童的不良影响较成人更为显著，以往SSD儿童通常被家长和老师误认为有注意力缺陷障碍或学习障碍，这一缺陷的绝大多数原因是由于声音定位不良和在背景噪音中的表现不佳造成，SSD儿童通常只能听到30%～35%的有效内容[9]。SSD儿童不仅会出现噪声环境下的定位和言语感知能力受损，而且可能同时出现前庭功能障碍（与平衡缺陷有关），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10]。如果SSD发生在儿童成长发育早期（婴幼儿期），甚至会导致听觉能力发育的不对称[11]。因此，与儿童SSD相关的不良后果，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低估。本研究36例患儿中34例均为新生儿听力筛查发现，可见新生儿听力筛查的普及对儿童SSD的早期发现和干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例是患儿家长在生活中发现的，原因可能与其他成对的系统（如视觉系统）可以轻易识别出单方面损伤的影响不同，听觉受制于隐形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残疾本身变得不明显，不能及时引起家长的注意。本研究显示，SSD组儿童对外界声音的反应为灵敏的比例小于对照组，为迟钝或无法判断的比例高于对照组，可见一旦家长在生活中发现儿童存在可疑听力异常，应及时就医，以免耽误治疗。

表3 各影响因素在单侧耳聋组和对照组间比较的结果

SSD病因复杂，影像学检查、DNA测试、先天性感染和代谢性疾病的筛查包括。内耳结构异常，特别是耳蜗孔狭窄或闭锁，可能是SSD主要病因[12～15]，本研究36例SSD患儿有44.4%CT异常，证实了儿童SSD主要与儿童内耳及神经发育异常相关。25%～45%的SSD患者病因尚不明确，而在25%的先天性SSD病例中发现了可能的后天因素，包括先天性感染(弓形虫病，风疹，巨细胞病毒和单纯疱疹病毒)，出生时缺氧，高胆红素血症，早产以及在NICU住5天以上等[16]。本研究发现，36.1%的患儿存在上述新生儿期听力损害高危因素，其中NICU住院大于5天的发病率最高为13.89%，复发性、持续性中耳炎紧随其后为8.33%。研究显示，巨细胞病毒、疱疹病毒、腮腺炎病毒等感染可能是SSD的主要非遗传原因[16，17]。本研究对所有患儿行CMV检测，患儿均无以上感染，但在妊娠期问诊母亲情况时发现，36例患儿中有1例患儿母亲妊娠前曾感染过巨细胞病毒，2例患儿母亲存在妊娠期CMV感染史，与其他研究的发病率有显著差异[18]，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少有关。小儿支原体肺炎是一种由支原体感染而导致的常见呼吸系统疾病，肺炎支原体抗原与人体的心、肺、肝等器官及组织产生的自身抗体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引发脏器及组织病变。Schönweiler[19]等曾报道过一个10岁女孩，因急性肺炎支原体感染而患单侧突发性听力损失。有学者认为小儿支原体肺炎可以引起耳部并发症，尤其是感音神经性耳聋[20]。本研究提示儿童感染支原体肺炎是儿童SSD的高危因素，但肺炎支原体感染导致SSD的致病机制仍需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本研究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儿童SSD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地域差异，目前尚不确定，需要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证实。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内耳结构及神经发育异常是儿童SSD主要病因。儿童出生后患肺炎超过10天是儿童SSD的高危因素，该因素可能参与了SSD的发生发展，因此应密切关注新生儿出生后感染肺炎的情况，如发生应及时治疗。此外，应避免其他新生儿期听力损失的高危因素，提高儿童听力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