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 陈 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29)
近年来,随着制度性力量在经济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法与金融”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已有文献表明,法律制度环境能够显著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企业行为:一方面,法律制度是来源于政府的一种最为直接的外部压力,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威慑力(1)W.Darrell,B.N.Schwartz,“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and Public Policy Pressur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Vol.16,No.2,1997.,通过完善法律条款,出台系列公共政策,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2)董志强、魏下海等:《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具有稳定性和预见性,通过将特定政策固定化和程式化、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企业实现风险控制(3)高晋康、刘卫军:《风险控制:证券法律制度的功能分析》,《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在我国进入经济转型期以来,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通过完善产权制度等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在此背景下,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代表的政策调整和政府干预是否会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成为学界与业界广泛关注的焦点。
2007年,我国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该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物权的归属、扩大了抵押担保的范围,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物权法》的实施深刻地影响着微观企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