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视域下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的潜力、挑战及对策

摘 要：在“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具备规模大、品种多、进出口区域广等优势，具备双循环的动能、分工及市场潜力。然而，生产成本高、进出口结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水产品贸易优势，加上产能提升难度大以及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对水产品国际循环带来了挑战。由此，我国应利用技术创新、大数据、全过程监管、自贸协定来开拓市场、提升贸易针对性、应对非贸易风险及贸易摩擦。

关键词：水产品;“双循环”;对外贸易;国际市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格局是我国依照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变化做出的重要战略转型，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引。如今，全球经济形势不断下滑，加上疫情的严重影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我国水产品进出口造成了一定压力。“双循环”格局构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国内国际市场之间的衔接。基于此，在水产品“双循环”格局之下，我国应该在稳定现有水产品对外贸易优势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水产品对外贸易的潜力，不断提升水产品国际循环的动能。

一、“双循环”视域下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的潜力展望

（一）贸易规模大，具备“双循环”的动能基础

近10年来，在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推动下，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如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从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90%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大大推动了水产品对外贸易的的增长。此后中冰、中格、中瑞、中澳、中韩、中毛等自贸协定相继生效，在农产品关税大幅度减让的情况下，进一步带动了水产品对外贸易量的增长。2014年出口量突破400万吨之后，近些年因全球经济下行，2015-2019年一直徘徊在400-433万吨之间，其中2018年433万吨已是过去40年来的最高值。从出口额上看，自2013年突破200亿美元以来，2014-2019年一直徘徊在206-223亿美元之间，其中2018年223亿美元也是过去40年来的最高值。同时，水产品进口量从2010年之后也开始大幅度增加，2015年达历史最高点为154.3万吨，此后每年均保持100万吨左右。

虽然近些年水产品对外贸易增速放缓，顺差规模在缩小，但如果从水产品对外贸易贡献度而言，水产品是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能够保持贸易顺差的两种类型之一。2014-2019年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规模占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总规模的16.5%，仅次于果蔬对外贸易占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重。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人们对水产品的需求也会继续增加。因各国的渔业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区域间的贸易供需结构不平衡，水产品国际贸易依然是国际农产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按FAO2020年在《世界渔业及水产养殖状况》中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人口对水产品的消费量较2019年至少增加20%。全球水产品总量的36%依然要以食品的形式出口，贸易量将会在2019年基础上增加19%。强大的国际市场需求，加上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的产能优势，我国应当继续发挥这一竞争优势，大力推进水产品贸易双循环。

（二）贸易种类多，具备“双循环”的分工基础

分析贸易种类是厘清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優质的前提。在双循环背景下推动水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丰富的贸易品种及多元化的贸易结构，同时还需要保持优势水产品进出口品种的稳定，才能凸显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优势。

就出口品种而言，2014年对虾、贝类、鳗鱼、罗非鱼、小龙虾等名优养殖水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额占到了我国水产品对外出口额的50%，这一贸易结构至今依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2019年水产品对外出口排在前五依然是贝类、对虾、罗非鱼、黄鱼、小龙虾，这五类水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额占到了水产品出口总额的48.6%。由此表明，我国水产品出口品种优势较为稳定。在我国水产品进口方面，从2013年开始，进口量和进口额增长较快，来料加工原料、鱼粉、直接食用水产品是我国水产品进口的三大主要类型。其中，来料加工原料受海外市场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通过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和较低的加工成本来加工后再出口的一种方式。随着我国水产行业比较优势开始发生变化，来料加工模式在解决国内就业以及换取外汇等方面的功能在减弱。鱼粉进口和直接食用水产品进口属于刚性需求，是弥补国内市场供给不足的方式，这方面未来的进口量还会继续增加。就水产品对外贸易品种而言，我国水产品贸易要加强国际循环，就必须在稳定现有贸易品种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进出口水产品品种类型。

（三）贸易区域广，具备“双循环”的市场基础

截至到2020年底，我国水产品出口国家及地区达到了201个，水产品出口贸易市场多元化态势基本形成，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分散化特征。按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4年排在我国水产品出口前五位的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出口额的贡献率为74.12%，这一数据到2019年下降至59.34%。一方面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出口量和出口额下降幅度较大;另一方面对东盟、欧洲出口额虽有增强，但这两地暂时还难以取代美国。最近10余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产业链最完整、生产能力最强、加工技术比较发达、冷链物流体系快捷的水产品生产加工贸易体系。产量稳定、物流快捷、质量可靠的中国水产品，依然是欧美日等经济体主要的进口来源。2013-2019年，我国对日水产品出口量基本稳定在61万吨左右，对美出口量虽然2019年有较大下降，但也基本能够维持在50万吨左右，对欧出口量基本能够稳定在51万吨左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韩出口量增长较快，在2013年为41.6万吨，到2019年已经上升到56.48万吨。总体看，我国水产品出口比较集中的区域主要是日、美、韩、欧、东盟，最近几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出口量也开始增加，新的出口关系正在形成。

就进口区域看，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特征比较明显，2014-2019年我国水产品进口来源地排在前列的有加、澳、新西兰、美国、俄罗斯、日本、智利、韩、挪威及东盟部分国家。其中俄罗斯、美国是我国水产品进口的主要国家，以进口冷冻鱼类为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4-2019年排在我国水产品进口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其占我国水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64.8%下降到51.2%，特别是东盟国家对我国水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品进口第四大来源地。在进出口区域日渐多元化的情况下，为我国水产品国际循环提供了更多的市场选择。

二、“双循环”视域下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

（一）生产成本抬升导致出口优势下降

一直以来，我国水产品最大出口优势是价格优势。然而，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水产品生产及加工过程中的人工成本、原料成本不断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不断上涨。而水产养殖业、捕捞业恰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养殖、捕捞成本在上升，加工成本也在上涨，使得国内的部分水产企业将加工等劳动力密集环节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同时，进口而来的渔业原材料因为人工成本的上涨也导致来料加工出口成本的上升。此外，中国周边部分国家因水资源丰富及劳动力价格优势，部分水产品开始影响我国出口的市场份额。比如印度，在2010年之前，其水产品出口并不占优势，然而从2011-2019年其水产品出口额以年均21.28%的速度在增长，冷冻虾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已经超过了我国。这与印度相对低廉的养殖、捕捞成本有密切关系，从而使得其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较大的价格优势。在双循环格局下，我国水产品扩大出口，而出口成本上涨问题是一个较为严峻的挑战。

（二）进出口不合理的产品结构削弱了贸易比较优势

因我国水产养殖、加工等行业技术水平低，使得我国水产出口主要是以初级水产品为主，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比重不高。虽然近些年来水产加工企业的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鱼类制品、甲壳类动物制品出口量有所增加，但依然没有改变以初级水产品出口为主的结构体系。同时，在进口方面，因人们生活水平及消费能力的提升，高档水产品进口量近些年来增长迅猛，特别是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生鲜类高档水产品进口额增长较快，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水产品贸易顺差。可见，一方面是出口以初级品为主，利润空间较小;另一方面进口是以高档水产品为主，不仅价格高，而且对国内同类产品也造成了一定的市场冲击。可见，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国际市场固化了对中国水产品的印象，不利于国际循环能力的提升。

（三）环保规则日严增加了产能提升的难度

在推动水产品对外贸易过程中，产能是保障。当前，在全球海洋捕捞总量控制以及我国国内内陆水域禁捕力度不断加大的前提下，我国水产品增产的空间日渐逼仄。如果要维持现有产能或继续扩大产能，只有发展人工养殖这一条路。但人工养殖也会受到国家环保政策的影响以及资源环境的约束，水产养殖面积也难以继续扩大。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淡水养殖面积从2015年的647.9万公顷下降到2019年的501.8万公顷，特别是在2015-2016、2017-2018拆除“三网”（网箱、网围、围栏）期间，养殖面积下降幅度最大。同样的，海水养殖面积也从2015年的311.4万公顷下降到2019年的112.5万公顷;滩涂养殖面积从2015年的187.9万公顷下降到2019年的64.57万公顷。由此可见，随着我国环保政策的转型及生态环境的约束，通过扩大养殖面积来实现增长的难度极大。同时，因人工成本、饲料价格、守护费用等不断上涨，水产养殖及水产加工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产业利润空间逼仄，产能扩张受限。

（四）逆全球化加剧，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

近几年来，因全球经济的低迷，逆全球化势头日渐盛行，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增强。特别是进入2020年下半年以来，新冠病毒多发生在冷链环节，各国因防疫的需求加紧了进口控制，加上国际物流运输受到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循环的动能。毫无疑问，我国水产品出口也受到了较大影响。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1-8月，我国水产品出口量、出口额与2019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18.9%和17.4%，贸易顺差下降了47.3%。而且新冠疫情的常态化，未来2-3年之内，水产品出口受到的影响还会持续存在。更突出的是，当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借着疫情防控的需求正在走向常态化和制度化，多边贸易体制逐渐边缘化，贸易摩擦发生概率会不断增加。

三、策略建议

（一）利用科技创新，用优质产品拓展市场

水产品的质量是水产品对外贸易的品质保障，在“双循环”新经济发展格局下，我国要加强水产品国际循环能力，就必须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利用优质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具体而言：第一，完善水产品技术创新链条，提升水产品的附加值。水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应该加大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力度，在完善产学研联动机制上，围绕水产品生产、加工领域的实际需求及技术难题，结合国家相关科研计划及项目，加大前沿交叉技术研究。同时，围绕水产品对外贸易发展需求，充分发挥企业的核心创新及研发能力，突破水产品生产、加工领域的核心技术，不断提升技术成果的转化率。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我国水产品深加工工艺及技术，提升初级水产品的利用率，形成多层次、差异化、高附加值的水產品体系，为水产品对外贸易提供应有的产品支持。第二，利用优质水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继续保持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优势。通过技术、工艺等方面的创新，逐步完善及改进现有初加工、深加工生产体系脱节问题，建立一体化的全程产业链，以优质水产品稳固及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稳定现有市场，强化水产品对外贸易优势。美、日、欧、韩等是我国水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以往出口多以初级水产品为主，在水产品多元化基础上，可以加大深加工水产品、休闲水产品的出口力度，稳固现有市场。另一方面，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通过深加工水产品、休闲水产品及高质量的初级加工品，进一步开拓东盟、中东欧、南美等新市场，提升水产品出口与区域水产品进口的适配性，进而不断稳固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优势。

（二）利用大数据，差异化对接目标市场

我国是数字技术及数字经济大国，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加上跨境电商贸易模式体系日渐成熟，在“双循环”背景下我国在水产品对外贸易中应该运用好大数据等技术优势，强化与目标市场的衔接，提升对外贸易的针对性及差异化水平。具体而言：第一，完善水产品跨境电商贸易模式。一方面，继续完善B2B模式，贸易企业做好进出口大数据分析。我国水产品加工贸易企业较为多元，不同地区的水产品贸易企业产品优势有较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各企业应该利用跨境电商平台的大数据系统，做好进出口目标市场的产品类型、消费者偏好、物流链选择等详细数据分析，提升出口的针对性。同时，就跨境电商平台而言，要对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水产品进出口状况进行实时数据监测，分析各目标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将这些数据信息提供给各水产贸易企业，提升进出口的差异化，避免企业之间的同质化无序竞争。另一方面，构建O2O模式，做好线上与线下贸易的结合。通过建立跨境电商平台与海关部门信息共享系统，针对目标市场的不同需求，为中小企业及线下海外仓、保税仓等实体提供信息支持，确保中小企业能够及时调整进出口品种类型，也为海外仓、保税仓的补货及备货提供动态性的调整支持。第二，利用大数据体系引导企业瞄准贸易供需缺口，提升水产品对外贸易的针对性。当前各国疫情防控政策正在改变全球水产品贸易格局，我国疫情防控成功是水产品加工贸易企业开辟新市场、新领域的契机。此时，各地商务、海关等部门要做好大数据信息服务，发挥各地水产资源的比较优势，引导水产品加工贸易企业瞄准疫情后各国水产供应链的缺口，针对供应链缺口提升对外贸易的针对性。

（三）利用高标准监管水产品全产业链，降低非贸易风险

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水产品捕捞、养殖、加工等环节的技术规范及安全标准，降低水产品贸易过程中的技术、绿色壁垒等非贸易风险。在水产品贸易体系中，TBT条款和SPS条款是各国应用较多的非关税壁垒。2014-2019年间，我国水产品出口过程中，被各国TBT通报的案件比例接近20%。除了技术性壁垒之外，绿色壁垒在水产品贸易中更加隐性化，进口国家通常以国内法形式确立的环保标准、安全标准、市场准入标准、质量认证标准等均属于此例。2014-2019年我国水产品出口中被各国SPS通报的案件比接近15%。由此可见，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品出口的主要非贸易风险。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做好水产品养殖、捕捞、生产、加工、贸易等全程产业链的监管，强化与国际通行标准及各国进口标准的对接，以减少贸易损失。另一方面，我国要进一步引导水产品加工贸易企业完善社会责任管理标准，以更好应对进口国的劳工标准。当前SA8000、ISO9000等已经成为与劳动标准密切相关的国际贸易认证体系。我国各级政府要引导水产品加工贸易企业完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积极加入国际贸易认证体系，在水产品捕捞、生产、加工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关注动物福利及工人健康。

（四）利用贸易协定，应对贸易壁垒和摩擦

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今天，水产品贸易摩擦概率在不断上升。为此，我国要充分利用已经签署的贸易协定及WTO相关规则，做好贸易摩擦及贸易壁垒应对。具体而言：第一，完善贸易协定中应对贸易摩擦及壁垒的相关条款。我国已经签署生效的17个贸易协定中，大部分贸易摩擦及贸易壁垒条款较为原则，内容不够详细，而且兜底条款多是依据WTO规则。在多边贸易体系日渐边缘化的时代，我国应该加强与贸易伙伴进行谈判，细化和更新应对贸易争端及贸易壁垒的条款，特别是要细化水产品贸易中的技术、绿色、劳工等壁垒及标准问题。对于没有应对贸易摩擦及贸易壁垒的贸易协定，我国通过谈判，争取增加相应的条款，特别是与水产品贸易往来频繁的贸易伙伴，要尽快增加应对贸易壁垒及摩擦的条款，并細化相关内容。第二，完善贸易协定中水产品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当前我国签署并生效的贸易协定中，大多数争端解决机制均是外交磋商或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解决。这两种争端解决机制均有各自缺点，成本最低、纠纷解决效率最高的是在贸易协定中建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我国要尽快与各贸易伙伴加快谈判，尽量建立针对农产品（水产品）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第三，建立贸易摩擦分析研判机制。针对各国设立的技术壁垒及其他隐性壁垒，我国要加强水产品进出口评估体系建设，为应对贸易摩擦提供技术、法律、信息等动态支持。

参考文献：

[1]徐乐俊，孙慧武，王宇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水产品贸易形势分析[J].中国渔业经济，2020（5）：1-7.

[2]李明睿.新型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对外经贸实务，2020（2）：46-49.

[作者简介]王廷勇（1975—），男，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贸易经济、乡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