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有限理性何以影响社区治理创新
——“三社联动”机制建设的内在尺度

◇安建增

引 论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视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基础之一。可以说，“三社联动”是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基本表现，也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在现实中，有的地方能够积极创新，构建起完善而有效的“三社联动”机制。然而，有的地方却完全相反。笔者就曾遇到这样的例子，WH市第三批“三社联动”试点确定了8个社区，在同样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条件下，7个试点社区效果明显，而1个却迟迟不能推进，联动机制的创新效果很不理想。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在同等外部条件下，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三社联动”机制供给行为？

目前，学界从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社区内部要素整合、能力-效能等角度，对“三社联动”机制的建设进行了探讨。但现有研究未充分重视“三社联动”关涉主体的交互过程和行动策略。社区“两委”属于社区治理网络中的既有主体，社会组织及其所属社工是新嵌入的增量。既有主体是否接受新主体，能否及时转变角色、调适心理等，是联动机制建设的基础条件。这就需要从社区治理主体的内部研判和决策逻辑出发，讨论“三社联动”机制建设的主观条件，寻找决定社区治理创新行动和策略选择的内在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