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新时期转折点的作家心声　回忆1984年约稿浩然

倪斯霆

1984年6月初的一天，我正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组稿，碰到该社资深编辑刘国玺，他问我：“想见浩然吗，跟我走！”浩然？太想见了。他曾是我当年崇拜的人物，在无书可读的学生时代，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两部大长篇曾陪伴我好几年，一部《春歌集》更是让我翻得前后掉页，我当年甚至认为小说就应该像他那样写，曾模仿着他的笔意写过好几篇。当然，我不喜欢的书中，也有他的《西沙儿女》，从题材到形式再到内容，都不是他熟悉的生活和写作手法，看着别扭，读着蹩脚。

记得到了睦南花园旁的和平宾馆，国玺老师对正在校改个人选集的浩然说：“美国马里兰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又安来北京大学讲学，她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点名要来津见你，这是她转给你的信。”浩然看完信说：“我来天津改稿，已给社里添了麻烦，如果再接待她，又是宴请又是派车，你们负担太重，我还是周六晚回北京在家里跟她谈完再回来吧，这样既减少你们负担，又两不耽误。”

他们谈话间，我仔细地打量着浩然，矮矮的个子，浓浓的眉毛，理着短平头的脸上嵌着深深的皱纹，不像“萧长春”，更不是“高大泉”，整个一个农村汉子。再听到他们以上的对话，我当时便感到浩然骨子里还是个憨厚质朴的文人，于是就冒昧地向他提出组稿要求，没想到他立即答应了。尤其是他答应后的那一笑，显得淳朴、真诚，让我至今难忘。

一周后，我便从和平宾馆他的住处拿到了稿件。在这篇名为《我愿有颗忠诚的心——写在（浩然选集）发行之前》的短文中，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