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的就业影响效应及产业差异
——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刘玉成

(长江大学 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湖北 荆州 434023；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即破除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将这一路径落实到产业发展领域内，就需要劳动力资源能够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进行合理流动与转换，以实现产业发展与劳动资源供给相匹配。基于此，从三次产业视角深入思考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流动及就业转换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前期研究中笔者分别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短期调整和长期调整角度研究了最低工资对就业的结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的宏观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对就业的结构影响[1，2]。本文将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面板数据进一步探索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路径与影响效应，并从三个产业比较其差异。论文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相关研究文献；第二部分，从理论上阐释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机理；第三部分，基于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第四部分，给出论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论文可能的创新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自我修正机制，二是从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方面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路径。

一、文献综述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诞生于1993年，目前已成为基本社会制度之一，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逐渐显现。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频繁上调，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上海、深圳、天津、北京等城市最低工资与全社会平均工资之比已进入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0.3，0.5]，并逐年向区间上限趋近。最低工资的逐年上调必将对劳动供需双方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在我国劳动成本持续上涨和产业结构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劳动供需双方在工资水平上的博弈将进一步加剧我国的就业结构矛盾。

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国外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上涨对就业存在冲击效应，近年来各国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比如美国[3～5]、英国[6]、德国[7]、日本[8]、加拿大[9]，均观察到最低工资上涨对不同行业、不同收入层次劳动者就业的差异性冲击效应。但由于观察对象、数据来源、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的观点争议较大。目前，国外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从就业总量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但从女性、低收入、低技能等群体的研究来看，最低工资对就业具有负向效应[3，10,11]。

在我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初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最低工资制度的理论框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防范措施等方面，而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方向如何，但大多数研究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近年来，随着我国最低工资的连续上涨，最低工资的就业影响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目前的研究更倾向于实证分析和结构影响分析，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最低工资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部门劳动者的就业影响：

(1)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就业影响，主要集中于农民工群体、女性群体、不同技能的劳动者等。在农民工就业方面，丁守海(2010)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对农民工就业具有负面影响[12]，而张世伟等(2016)、杨娟等(2016)进一步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对女性农民工带来显著的消极影响，而男性农民工在工资水平、工作时长方面得到明显增长[13,14]，郑适等(2016)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对农民工就业的直接影响表现为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特征[15]。在女性就业方面，刘玉成(2012)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对正规部门的女性就业产生挤出效应[2]，马双等(2018)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对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带来积极影响[16]。在不同技能劳动者就业方面，叶静怡等(2014)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导致熟练工人对非熟练工人的替代[17]，王光新等(2014)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对城镇单位中较低技能的非正式职工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18]。

(2)对不同地区就业的影响。韩兆洲等(2007)、王梅(2012)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对本地就业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更有利于吸引外部劳动力[19,20]，杨翠迎等(2015)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对中、东部地区的就业具有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21]。

(3)对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就业影响。马双等(2015)认为最低工资上涨的就业影响效应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差异较大[22]，戴小勇(2014)认为工资水平较低、最低工资提升幅度较大地区的企业受到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23]，田贵贤(2014)认为最低工资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24]，翁杰(2015)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对中国工业部门就业具有负面效应[25]，向攀等(2016)、张军等(2018)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导致劳动力由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26,27]。

现有文献在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结构性影响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数据、影响效应等方面仍有可拓展之处：(1)研究方法和手段。目前仅有少量文献用到了面板计量、空间计量等方法，而大部分文献采用截面数据分析，缺少对最低工资变化的时间效应观察。(2)影响效应的识别。当前的实证研究所控制的变量普遍偏少，因而未能有效地识别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3)研究数据。对于宏观数据的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依然不够。(4)研究角度方面。目前尚缺乏产业层面的研究，而对于最低工资的滞后效应，国内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采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面板数据分析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效应，并在研究中引入滞后影响变量及较多控制变量。

二、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机理

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机理较为复杂，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研究者从多种角度进行阐释，但结论依然分歧较大。区别于现有文献观点，我们认为，从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影响的传导路径来看，最低工资上涨通过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种路径影响劳动供需，而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就是这两种影响合力作用的结果。具体阐述如下：

(1)直接影响路径。由于最低工资的本质仍然是工资，因此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实质上是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已有定论：工资上涨引起劳动供给增加、劳动需求减少，而总就业的增减取决于劳动供需的平衡。在直接作用路径下，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劳动者将受到负面冲击，因为他们的工资水平处于最低工资覆盖范围。

(2)间接影响路径。首先，基于攀比效应和替代效应，最低工资上涨将通过影响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引起就业变化：一方面，在最低工资上涨的情况下，由于社会攀比效应，会导致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上涨，进而引起就业变化；另一方面，最低工资上涨后，低技能劳动力(被最低工资标准覆盖)的雇佣成本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下降，由于替代效应，社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上升，由此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上涨，因此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也随之上涨，由此就业受到影响。其次，根据理性预期原理，在最低工资频繁上调的情况下，劳动供需双方还会建立最低工资上涨与劳动供需变化之间的条件反应，由此形成理性预期下的就业变化。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间接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间接影响路径

综上分析可知，无论是在直接影响路径还是在间接影响路径下，最低工资上涨必然会影响就业的变化，但影响方向和影响结果取决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综合作用。

三、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研究包括变量描述、影响路径分析、影响效应分析等三个方面。

(一)变量描述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三次产业正规部门就业量，以城镇单位就业来表示。观察变量为经过校正的最低工资标准(AMW)，采用加权平均方法得到，其计算公式为：

(1)

其中maxMWt-1和minMWt-1分别为调整之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和最低档，maxMWt和minMWt分别为调整之后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档和最低档，m为调整之前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当年的实施月份数。

为了准确识别影响效应，在实证研究中控制了较多影响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来源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变量具体含义及统计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含义及统计描述

模型的控制变量共分为四大类：(1)经济发展因素，以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在岗职工人均收入来度量；(2)投资因素，以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来度量；(3)劳动供给因素，以户籍人口来度量；(4)经济开放因素，以FDI和外贸进出口总额来度量。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这四大类因素均会对就业产生影响，文章在每一类因素中选择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变量，并希望排除这些变量的影响后更准确地识别观察变量的影响。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所有变量均采用2000～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40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度各省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年鉴、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调研资料。

(二)最低工资上涨对三次产业就业的影响路径

为探索最低工资上涨对三次产业就业的影响路径，基于面板数据对最低工资与三次产业就业的U型关系进行检验。U型关系通常采用二次多项式模型进行检验，基于此，设计如下的检验模型：

(2)

其中k=1,2,3表示三个产业，i=1,2,…,40表示地区数，t=2000,2001,…,2018表示时间，γ为系数行向量，X为控制变量列向量，X的表达式为X=(RGDP,RGI,RSC,RPCI,RFDI,RFT,RFE,POP)T，μi表示地区特征差异，εit为随机误差项，模型的误差项由ui与εit构成。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就业与最低工资的U型关系估计

对模型(2)中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即对模型的回归残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2)的残差平稳，表明变量之间具有面板协整关系，由此说明模型(2)可行(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检验结果)。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分析如下：

(1)第一产业，∂EMC/∂RMW=0.0056-0.00001538RMW，说明实际加权平均最低工资RMW较小时，即RMW小于364.1元时，∂EMC/∂RMW>0，此时EMC随RMW的增加而增加；当RMW增加到364.1元时，∂EMC/∂RMW=0，此时EMC随RMW的增加达到最大值；当RWM继续增加(RMW大于364.1元)时，∂EMC/∂RMW<0，此时EMC随RMW的增加而出现下降。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一产业中实际最低工资与就业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倒U型顶部的RMW约为364元。

(2)第二产业，∂EMC/∂RMW=-0.04+0.0001RMW，同上分析可知，第二产业中实际最低工资与就业之间呈现U型关系，U型底部的RMW约为400元。

(3)第三产业，∂EMC/∂RMW=-0.03+0.000074RMW，类似分析可知，第三产业中实际最低工资与就业之间呈现U型关系，U型底部的RMW约为405元。

综上分析可知：

(1)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在三个产业中存在路径差异。第一产业中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U型顶部的实际加权平均最低工资约为364元，而第二、第三产业呈现U型，且U型底部的实际加权平均最低工资约为400元。这表明，最低工资对三次产业就业的影响存在阈值，该阈值的前后影响方向不同。

(2)在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下，就业在三个产业间出现流动，总体流动趋势为：就业从第一产业流出而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入，但这种流动的最低工资节点并不一致，即在较低工资水平时第一产业的就业开始流出，而在较高工资水平时第二、第三产业才开始就业流入。由此说明，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扩张滞后于第一产业的就业收缩。

(三)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效应

Neumark et al.(2014)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4]。根据我国最低工资调整频率，取滞后期为1较为合适。文章在模型(2)基础上引入实际最低工资的一阶滞后变量，经过共线性和显著性检验，最终确定影响效应模型如下:

(3)

其中RAMW(-1)为实际最低工资的一阶滞后变量，γ、X、k、i、t、ui、εit的意义与模型(2)相同。为消除模型中变量量纲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模型中所有变量均采用自然对数形式。协整检验显示，模型(3)中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根据固定效应检验和Hausman检验，三个产业的模型估计类型均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和估计方法选择如表3所示，表中同时给出了稳健估计的t检验伴随概率。

表3 最低工资对三次产业就业的影响效应估计

(1)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效应的产业差异。在第一产业中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当期影响为负向、滞后影响为正向，最低工资的就业总效应为-0.30，表明实际最低工资每上涨10%将导致第一产业就业下降3.0%；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当期影响为正向、滞后影响为负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最低工资的就业总效应为0.19、0.06，表明实际最低工资每上涨10%将导致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上涨1.9%、0.6%。

(2)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效应的综合比较。对最低工资的当期影响、滞后影响、总影响效应的绝对值比较可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说明最低工资的上升对第一产业就业影响较为剧烈。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最低工资上涨过程中，第一产业就业存在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而第二、第三产业存在吸纳效应。但从最低工资的绝对影响来看，其滞后影响明显小于当期影响。

(3)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自我修正机制分析。从表3的结果可知，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当期影响和滞后影响方向相反，第一产业中最低工资的滞后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当期的负向影响；第二、第三产业中最低工资的滞后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当期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最低工资的影响存在自我修正机制，但这种修正作用较为有限，在最低工资上涨的过程中，依靠经济系统的自身调整不能回到稳定状态。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理论上研究了最低工资上涨影响就业的路径，认为最低工资上涨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路径对就业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面板数据对最低工资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实证结果，得到以下结论及政策启示：

(1)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第一产业呈现倒U型，而第二、第三呈现U型，且第二、第三产业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阈值显著大于第一产业。

该结论在劳动力流动和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方面具有政策启示。在我国各地最低工资连续上调的过程中，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流动趋势已经形成，当前劳动力流向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在现阶段来看依然是良性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最低工资上涨过程中第一产业中被挤出的就业主要向第二产业流入，而向第三产业的流入较少，这不利于今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向“三、二、一”的方向演进。这提示我们，各地应制定与本地经济实际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引导劳动力在产业间合理流动，同时，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应将本地的产业结构、产业发展状况纳入考虑范畴。

(2)最低工资上涨对三次产业就业存在显著的当期影响效应和滞后影响，第一产业就业存在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而第二、第三产业存在吸纳效应，第一产业的就业挤出并非导致劳动者立即向其他产业转移，而是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该结论在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以及配套就业政策方面具有启示意义。促进就业增长历来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最低工资增长幅度过大，将对第一产业就业产生过度挤出效应，而第二、第三产业所需新增的就业在短期内又无法得到充分满足，这将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平稳流动。

(3)最低工资上涨对三次产业就业的影响效应存在自我修正机制，最低工资对就业的滞后效应有助于修复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当期影响效应。

该结论在最低工资的调整频率方面具有政策启示。从舒缓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角度来说，最低工资的调整频率不宜过高，应在经济系统自我修正完成后，再考虑下次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近年来我国最低工资调整频率明显加快，由过去的2～3年调整一次变为几乎一年调整一次，个别地区甚至一年调整2次，这将导致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冲击产生叠加效应，不利于就业市场的自我调整，从当前的经济实际来看，建议2年调整一次较为合理。

(4)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差异，就业转换过程存在滞后性。

该结论在产业政策以及劳动市场政策(如就业转换、劳动市场衔接)方面具有启示意义。最低工资上涨过程中，从第一产业挤出的就业在重新就业之前存在一定的过渡期，而这部分就业是流向第二、第三产业正规劳动市场还是进入到非正规劳动市场，需要在就业转换、非正规劳动市场与正规劳动市场的衔接等方面得到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同时，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在我国三次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导向意义，在未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完成的阶段，最低工资政策应随之变化，以引导劳动流动、维护三次产业发展所需的合理就业支持。

伴随着我国最低工资逐年上调以及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水涨船高，不同层次、不同产业就业会受到何种影响，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政策方面应如何进行创新，这些问题均值得深入探索。以上结论和政策启示虽然是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数据得到的，但研究对象作为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城市群而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其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对其他城市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可供我国有关部门在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时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