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之隐身与显形
——以《干校六记》的英译出版过程为例

苟丽梅

(兰州文理学院 外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前 言

在翻译学界，以编辑为研究客体，聚焦编辑译稿校订工作，深挖编辑对翻译作品介入及施加影响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余光中曾坦言:“译好了，光荣归于原作，译坏了，罪在译者。”[1]人们往往把翻译文本归结于译者，而忽略了翻译过程中编辑对文本的加工修订。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曾专门著文澄清——译文中的绝大多数改动是由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编辑做出的决定，“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我为罪魁祸首”[2]。事实上，一部作品从开始翻译到出版发行，需要翻译发起方、具体委托方、译者、编辑、原作作者、出版社以及读者等多方主体一起协同合作才能确保译作顺利出版面市。这其中，编辑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教授创建了华语译文研究馆，馆内收藏有著名翻译家葛浩文、顾彬、亚瑟·韦利等人在翻译生涯中留存的上万份详细的个人资料档案。在梳理归纳这些档案的基础上，石江山教授提出了翻译的新型研究方法——行动者网络翻译研究(Actor-Network-Translation Studies)，他认为翻译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译文的产出及其跨语境接受，而应在“包含行动者、代理人、机构和规模经济相对稳定的角色网络分工语境中来研究翻译”[3]；借助档案馆的资料，学者们不再依赖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来揣摩推测翻译过程中的种种语言现象。在俄克拉荷马大学访学期间，笔者有幸查阅了葛浩文捐赠给华语译文档案馆的大量个人资料，其中包括他在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时和多位作者、编辑及出版社的私人通信及翻译出版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