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金石观

□ 谷 卿

一

王国维自沉离世之时，周岁尚不满五十，在他短暂的生命旅程和学术生涯中，虽然研究重心与学术兴趣几经转移①，但成果丰硕厚重，影响亦极深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具有相当敏锐的史家眼光和强烈的“预流”意识，兼善自察自省，随时调整短期目标。1914年夏，38岁的王国维在回复前辈学者沈曾植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近岁的研究状况和计划，这样说道：

国维于吾国学术从事稍晚。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因此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由是扫除空想，求诸平实。近因蕴公于商周文字发见至多，因此得多见三代材料，遂拟根据遗物以研究古代之文化、制度、风俗，旁及国土、姓氏，颇与汉人所解六艺不能尽同。此后岁月，拟委于此。至西域之事，葱岭以东诸国，力或尚能及之，自是以西，则恐不逮。然甚冀先生出其蕴蓄，指示涂术，虽不能负荷，或能作传火之薪亦未可知②。

这段陈述值得留意，从中能够看到王国维由西方哲学转向中国古史研究的时间和动机。罗振玉（蕴公）在此际对他起到不小的影响，他们借助“商周文字”、“三代材料”和“遗物”来推究上古史事与文化，发明了诸多超越旧说的新见。同时，王国维治学又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对于葱岭（亦即中国“西域”和中亚的分界）以西的历史地理，自谓“则恐不逮”，并希望沈曾植能有以指教。

信中所谓“商周文字”、“三代材料”和“遗物”，当然是指甲骨、铜器、石鼓等刻铸有早期文字的物质资料及其拓本，它们都是广义上的“金石”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