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河南职业学校发展探究

马培郡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一、河南职业学校沿袭

随着清末兴学潮流的发展，废科举兴学堂，各种新式学制和学堂纷纷创建起来。河南初等实业学堂也是发端于此，1902 年荥阳知县张绍旭创建了桑蚕传习所，随后各府县相继成立。1905 年，卫辉府创建汲县商业第一初等学堂。1908 年创建开封初等工业学堂。1910 年创建通许官立艺徒学堂。直到1911 年，全省共设立桑蚕，农业，工业，商业等类初等实业学堂32 所。与此同时，河北道矿务局总办韩国钧于1904 年首创了河北道桑蚕中等实业学堂，接着河南省立中等农业学堂，省立中等商业学堂相继设立。至1910 年，全省共设立中等实业学堂16 所。1907 年，河南教育总会成立，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振兴实业教育，在河南开办桑蚕，农业，矿物等实业学堂，设法资助学生到个实业学堂深造学习。可见河南职业学校教育的起步并不算晚。然而清末河南实业学堂虽为新学，但其多数的学堂“教科简陋，已达到了极点”[1]（236）校舍破旧，教学实验设备极其短缺。同时，因并无专业的教师培训体系，其教员大多数由当道者举荐，或由其亲信，或是其旧友，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因此，官员不提倡，社会的不认可，经费的短缺等等，都导致了民国时期河南职业学校教育的基础极为薄弱。然而，这些新式实业学堂的创办打开了河南近代职业教育的大门，是河南职业教育发展国政中的重要一步。

在辛亥革命的激流中，李时灿，陈善同等河南进步教育家们，坚持“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德教育完成其教育”的教育宗旨[2]（55），积极的推动着新式职业教育的改革。民国建立后，教育厅规定统一改其旧称实业学堂为实业学校，但其课程内容和授课形式大多沿袭旧制，并多大的无实质性变化。以《大学》《中庸》节本等为主的读经讲经课时，占到总课时的40%，还不算每天半小时的温经时间。1915 年河南教育司依照教育厅颁布的实业教育令，将学校名字前面冠以“甲等”“乙等”字样，省立实业学校都为甲等。如省立河北甲种农业学校。而县立实业学校一般则为乙等。其学制于旧制中学堂相同，都为三年制，这是河南职业学校改革的重要一步，其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1922 年底，教育厅又召开学制会议，颁布新的实业学校令，实行“壬戌学制”。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制度，第一次明确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学制虽未明确具体的职业教育宗旨，但是已经体现了平民教育思想和职业教育思想的精神。至今“壬戌学制”仍然在台湾贯彻实施。[3]此学制取消学校名称的“甲等”“乙等”字样，统一以数字次序为校名，改第一甲种农校为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汝南为第二，洛阳为第三，汲县为第四，沁阳为第五。同时将学制改为6 年，分为初级和高级，学习年限各为3 年。此举将职业教育作为单独的系统，将其地位提高为初级中学水平，将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初级实业学校虽教学体制和课程都与高级小学不同，但其程度完全相当于高级小学，并且规定初等实业学堂正科，必须在初等小学四年毕业有案可查者方准收入。[4]（226）而高级实业学校原则上则为初级职业学校或初级中学毕业生。

1927 年，省立中等学校进行分化改组。省立职业学校改组为五所，省立第一工业学校与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合并，改称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省立其他农校分别改组为省立第二三四五职业学校。此时普通中等学校和职业学校通过合并重组，已经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因此职业学校初级班学生的转入初级中学，高级班的转入高级中学或者大学预科。此学制将职业学校改组为普通中学，不同的学科需要差异化的培养模式和修学年限，此制使职业学校失去了其专业特色和优势，对于职业人才的培养十分不利。于是1928 年对其进行再次改组，规定职业学校按其学科性质设置学习年限，分别为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各学校于秋季后，重新招收新生。除省立第一中学下设商科外，省立第一职业学校设织染科，第二第三职业学校改农蚕科，第四职业设蚕丝和织染两科，第五职业学校设农科和桑蚕科。[5]（266）县立职业学校大多设立在 1923 年前后，大多都是不超过两年制的农业蚕桑等科。[6]（382）此后河南职业教育遵循此制，开始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社会各方的支持下，河南资产阶级教育家推动着其改进和发展。

二、民国时期河南职业学校概况

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在新政权中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使得河南职业学校教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封建残余势力依然占据较大的势力，袁世凯复辟倒行逆施，军阀混战，匪祸四起。在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下，资产阶级教育家虽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收效甚微。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论是学校规模，师资力量，学制创新，课程改良等方面都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直到1922 年底，教育厅在济南召开了“学制会议”，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从教育行政、学校管理、课程设计、教员资格等方面，都进行了规定，从底层设计上保证了职业学校教育开始步入正轨。虽然后面受到直奉战争，新军阀混战等直接影响，但其制度却始终被坚持下来。

（一）学校经费概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有所改善，资产阶级民族企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对职业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客观上促进了职业学校教育的发展。1927 年冯玉祥出任河南省国民政府主席，这是他第二次督豫，职业教育的发展又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资产阶级进步教育家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在河南教育厅长凌勉之的推动下，对职业中学进行改组合并，设立了五所省立职业学校。此时的河南职业学校规模也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程度，并稳定的扩张。从1922 年起，省立职业中学数量并没有大的变化，县立职业中学从1922 年的8 所增长到了1935年的23 所。如图所示：

1931-1934 年河南职业学校统计表[7]（250）

1922-1927 河南职业学校学生始终维持在900 上下，并无明显增长。虽然学校数目虽然变化不大，但是职业学校学生却在稳步的上涨，五年间增长550 人。一方面得益于职业学校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观念认识的转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民初以来，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还主要是通过师徒相授，学习经验为主。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还深入心底，难以接受经过多年教育投入，只成为高级工业商业从事者。且民国初期河南职业教育制度极不完善，政府并非大力提倡，学校腐败成风，各种职业学校尤甚，往往难以招到学生。随着实业的发展和就业理念的转变，这一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河南职业学校教育的经费总额在五年间翻了将近2.5 倍，因实业教育注重实习，“一切机器场所在在需款，经费支绌，无可奈何”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教育经费的充足，为教学设施的齐备和办学规模的快速扩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河南职业学校经费支出占河南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率也在不断提高，1931 年河南职业学校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支出的5.70%，1932 年为5.72%，1933 年为6.27%，到1934 年这一比率已经提高到了8.10%。职业学校教育经费比重的不断提高，反映出职业教育越来越收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重视，在整个学校教育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单个学生可用经费由1931 年的79.8 元增长到了1934 年的130.9 元。单个学生可用经费的大幅调高，是学生接受教育的环境、设施、质量全方面提高的最有力的证明。这一阶段内，河南职业学校学生每人每年所消耗经费水平已经超过师范学生及普通中学生。河南职业学校教育经费的保障，是其学校规模、教学质量、毕业生水平的有力支撑。

（二）师资概况

清末河南各实业学堂，名义上为新学，但是其教习和内容多沿袭旧制。不少实业学堂为当道者革新之外衣，对师资学历、资格并无规定。所聘请的教习多是其亲信，所以其教授水平极为有限，且教学内容落后腐朽。甚至有个别实业学堂，以诓骗学生学费为目的，甚至出现“一切应用仪器全无，偶有一二试验，亦不合法”的情况。由于缺乏统一的师资和学堂设立标准，河南实业学堂是无序的发展，并无起到开创之作用，反而使本来就并非主流的实业教育更加遭到社会的质疑。民国建立后，河南省对职业学校师资的资格进行规定，甲种实业学校教员须具备如下资格：国内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毕业并有研究者，具有中等学校教员许可状者，甲种实业学校毕业并有研究者。乙种实业学校教员须具备如下资格：甲种实业学校毕业者，师范学校毕业者。具有高等小学教员许可状者，乙种实业学校毕业并有研究者。[8]（284）河南职业教育学校的师资质量开始有制可循。经过河南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职业学校改组计划，直到1930 年，河南职业教育师资力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此时省立职业教职员达到75 人，县立职业达到70 人。其中省立职业教职员资格如下：师大、高师毕业者五人，大学毕业者二十六人，专门学校毕业者三十人，余未详。[9]（187）县立职业教职员中师大高师毕业者一人，大学毕业者二人，专门学校毕业者二十一人。整体上师资力量以达到培养新式高级职业人才的要求。虽然师资队伍大多数都拥有较高学历和职业教育资格，但其中能指导学生实习者，仅有百分之五十，这也是职业教育师资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师资力量还表现出来较大的城乡差距，省立职业中学人均师资为达到17%，而县里职业中学人均师资为仅为8.5%。由此可见，县立职业学校师资不仅在质量上明显的弱于省立职业学校，而且师资数量上也有很大差距。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是省城较为发达，生活质量和便利度更高。亦或是省城教育经费充足，薪资待遇优，再或是省城有更好的向上发展空间等，这些导致省立县立职业学校师资力量极度的不均衡状况。男女教员比例严重失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在1932年之前，省立县立的所有职业学校教员都为男性，直到1933 年，教师队伍中才出现女性教员，并且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是涨幅极小。这种现象表现出当时女性地位低下，受教育机会严重的不均衡，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同时也反映出来女性在职业教育行业中处于弱势地位。究其原因，在于民国风气初开，女性解放不完全，加之社会经济衰败，女性就很少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了。而男性教员和女性教员因为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先天性差别，必定导致在教学活动中教学方式的差异。而新式课程的教学，就需要充分发挥男性和女性的优点，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课堂氛围，提高教学效率。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河南职业学校教育的长远发展不利。

（三）学生概况

省立和县立职业学校都采用统一招生办法。初级职业学校招收年满12-18 岁高级小学毕业生，其等同于初级中学毕业水平。高级职业学校招收年龄为16-20 周岁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学习期满视为高级中学毕业生水平。虽然其招生标准相同，但是其学校的培养却又相当之差距。1930 年，河南省立职业学校共有学生435 人，经费为73824 元。县立职业学校学生共821 人，其经费仅仅只有26846 元。县立职业学校学生人均经费32.7 元，而省立职业学校学生人均经费达169.7 元，是县立的5.2 倍。省立学校经费是由独立的教育经费划拨，相对比较稳定且有保障，县立的大多都由县行政机关自筹。省立县立有合理的差距有利于各学校之间形成良性的竞争，但如此大的差距必定影响河南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对于学生的成绩考核和毕业，主要分为学业成绩，实习成绩，操行成绩和体育成绩考察，学业修满且成绩合格者，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并提供就业指导。升留级制度学生操行成绩或体育成绩不合格的，不能升级或毕业。学科成绩三科以上不及格或两科主要学科不及格者，均应留级一学期。连续留级以 2 次为限，如仍不能升级的令其退学。[10](222)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和完善的毕业考察后，这些毕业生很显然成为社会高级知识分子，其毕业去向问题十分重要。1930 年，省立五所职业学校和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商科共有毕业生184 人。其中直接就业者有60 人，自办工厂或农场者52 人，改入其他学校或继续深造者31 人，赋闲在家者达16 人，失业比率达到了8.6%。作为国家花费大量资金培养出来的高级职业人才，不能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其才能和力量，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究其原因，概源于“我国新式工业，方具萌芽，比之邻邦，幼稚特甚，”[11]（150）机关或留校就业机会较少。另一方面，因家境困难，学生失学救济领取困难，无力继续求学深造或者开展各种实业经营。然而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学生既有相当之知识，养成超越平民之欲望，而却无一技之长。或学识较劣，未能升学，或能力较低，不能自行经营，最终导致相当部分毕业生只能赋闲在家。针对这种情况，各学校相继颁布毕业生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研究升学及职业指导问题，调查学生的学业，操行，体格等各方面因素，并结合学生家庭实际情况和父母意见，对学生进行综合考察评析后，为学生提供升学或就业的帮助。虽然其政策和方案较为科学合理，但是在具体执行和落实上，却并不如意。因此，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一大难症。

小结

综上所述，受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环境的左右，河南职业学校教育的发展必定是曲折的，阶段性的，不全面的。但是通过极其艰难的不断探索和改革，职业学校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其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工业基础薄弱、城乡差距大、教育机会不均等、性别歧视、经费不稳定、就业困难等问题始终困扰着河南职业教育的发展。当如今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职业学校教育对于专业技能人才培养，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是绝对为河南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一大新动力源。因此，在新形势下，河南职业学校教育的发展应充分总结和吸取先前的改革经验和教训，积极应对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促进河南职业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