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当“首席科普官”，让“科普之翼”强起来

“白内障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毛病了，但真的要选择治疗，却又有很多观念上的误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叹头发‘余额不足，信偏方不如信科学，首先还是要正确判断脱发原因，再去选择干预的手段……”3月5日下午，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下称“上海十院”）的会议室里特别热闹，22名医务人员轮番上阵带来具有各自学科特色的演讲，争当医院“首席科普官”的职务。

该事件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推进科普工作鼓与呼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对此感到欣慰。“这表明越来越多单位和科研人员意识到科普的重要性，并转变为行动。”他希望这样的转变更多些。

首席科普官，说是个官，其实这是个凭热爱来发电的虚职，在竞争这个岗位前，上海十院的不少医务人员其实早已拥有了丰富的科普经历，下社区、上媒体，勤写稿件、自制视频，还有不少人斩获过各级各类科普比赛的奖项。因此面对来自社区、媒体、卫生健康委、科协、兄弟医院组成的评审专家团队提问时，大家对于科普工作的意义有着充分的理解。

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伟静表示：“都说上医治未病，我也是在工作中渐渐理解了这个理念，我们往前走一步，离老百姓再近一步，希望能让老百姓离健康近一步。”

眼科副主任医师高鹏在微博上有着8000多粉丝，他说：“写科普稿意味着得花业余时间去把热点和专业相结合，这不是简单的工作，但一想到通过这个渠道能有更多人了解到正確的眼病防治知识，就觉得有无穷动力。虽然我离‘大V还很远，但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姜维认为，科普工作除了接地气外，团队作战也是不可或缺的。“科普官的主要职责除了自己做好科普，还要把周边更多的人吸引到队伍里来，让健康科普成为每个医务人员都具备的素养，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我国科普工作的进步有目共睹。

此前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较2015年的6.20%提高了4.36个百分点，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

如果说数字太宏观，公众的感受则更真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健康科普与医疗救治、疾病预防一起成为“三驾马车”。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张文宏为代表的一批医务工作者将科研和科普有机结合，在稳定民心、科学战“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周忠和认为，从战略角度看，“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创新发展的一体两翼”这一格局尚未真正实现。“一些部门、科研单位、科技型企业对科普的重视和支持程度远不如科技创新。”

周忠和分析，相关科研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科普支撑能力、科普生产能力和科普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如科普活动专项经费不足，引导与激励措施吸引力不够，科研成果科普化的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科技资源向科普资源转化的专业人才短缺，部分单位为科研人员提供的科普渠道和方式相对落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也认为，相比“科技创新”这一翼，科研人员参与度不高，管理层对科普工作认识不到位的现象依然存在。

“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科研与科普一体两翼、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周忠和强调，要抓紧制订科普与科研同步规划、实施、评价、激励的专项政策及实施细则，鼓励科技工作者科研与科普并举。

周忠和给出的数据是，截至2018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10 154.5万人，居世界首位，但2019年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只有187.06万人。

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看来，我国科普体系建设需进一步加强。“科研领域有各种人才计划、奖励制度、重大项目等，科普领域基本没有，或者很少。”他说，系统的科普能力建设必须从学科、人才、资助等方面成体系抓，“要不然可能只是某个地区、某个单位做得好，但总体仍是低水平建设，长期下去，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之间的科普不平衡会持续加大。”

郑永春介绍道，国外很多大学都设有专门的科普教职，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的作者道金斯就是牛津大学第一任公众传播科学教授。

“目前仅上海、广东等少数省市设立了科普人物、作品奖项，仅北京、天津等地设有科普系列职称评定。”朱定真说。

正因此，周忠和呼吁，在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中纳入科普指标，促进科研与科普紧密结合;设立完善的科研科普工作考评体系，合理体现科普权重;借鉴上海市设立科普教育创新奖的经验，完善国家科技奖励体系，设立科学技术普及奖，鼓励行业与社会设立相应科普奖励，充分发挥科普奖励的引导作用。

周忠和认为，还应设立前沿重点科技领域科普专项。“科普专项由重点科技领域的权威科技专家牵头，联合科研机构、高校、媒体、科技场馆、出版机构、中小学等共同参与实施。”他说，对于科学素质较低的西部地区予以重点关注，开展针对性科普项目。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仍然缺乏优质的科普内容。

“虽然我们的科普图书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但占据主流的依然是国外引进的图书，科普主题的纪录片更是被垄断，我国这些年科技创新取得的巨大成果，目前还没有转化成优秀的科普作品。”郑永春坦言。

另一重要瓶颈是，我国缺少相关资源支撑。“我们还没有建立专门的科普图片库，出的科普书里的图片基本都是国外的，而国外一些机构，比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有高质量的科技图片和科普影视素材库，并免费提供。”

朱定真说，科教电影也得不到像故事片那样的关注和投资，生产数量逐年下滑。“政府设立的‘中国电影华表奖2016年就撤销了最佳科教片奖，每年对科教片的资助在2020年也暂停了，金鸡奖2020年将原本独立的最佳科教片奖与纪录片奖合并为一个奖。”

朱定真建议，设立中国促进科学传播产业投资基金，文化产业的投资保持一定比例以支持科普事业发展，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科普投入。

郑永春则强调，目前受众面较广的大平台也要担起社会责任。“一些短视频平台完全根据算法推荐内容，在这种算法下，优质科普内容大概率拼不过娱乐内容。”他说，这些平台应采取一些措施，给予这些内容倾斜支持，弘扬科学精神。（据《科技日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