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
2009年以来,随着“提升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工程的稳步推进,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多主体、立体化的大外宣格局,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了一定程度提升。但近年来,我国外宣媒体和涉外文化机构遭到部分西方国家空前打压,加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社交平台“同温层”舆论生态不断强化,导致尽管我们的全民抗疫和经济复苏成绩亮眼,“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话语困境仍在持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差距仍然存在,两极对立的趋势日益显著。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我国国际传播转型升级,进而破解困局、开创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讲话中擘画了“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方向和路径。强调用战略传播思维推动国际传播的转型升级,把外宣从以往由宣传、外事、文化等部门和外宣媒体、涉外文化机构负责的事务性工作,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新高度。讲话还明确要求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国际传播工作,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
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智能传播时代,跨国化、社交化、情感化成为新闻传播的新趋势。“蝴蝶效应”日益显著,地方政府部门的一举一动经常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只有主动把国际传播的理念纳入决策过程,整合国际国内两个舆论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才能获得最大化的正向传播效果,才能更有力地消解国际舆论场上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噪音。……
环球时报 202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