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70年代,当时初中晋升高中的录取政策是规定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远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们姐弟二人,只能有一人读高中。
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让人烦躁不安。午饭时候,父亲看着我和二姐,有些为难地说道:“家里的境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这样,也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父亲说完,我和二姐都端着饭碗,僵在父亲面前,谁都没有说话。就这样过了许久,母亲从灶房端着饭碗出来,说:“先吃饭吧,吃完了饭,再说这事。”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粗粮汤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却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款款地从村街上走过,懒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熟人。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一瞬间,我忽然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
匆匆地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刚好看见二姐正端着空碗,准备到厨房盛饭。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和彼此不太认识一样。
下午,二姐出去了,到晚饭后也没回来。也就这样,把一段命运暂时搁着,就像把一個伤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般。半夜的时候,我家大门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