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隆
母亲有我,已经四十。幼年时,我眼中的母亲,已不年轻。在哥哥和我之前,母亲已有四个儿女,都是到十岁左右染上疾病(在现在只是普通可治的病),在当年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一个个都夭折在母亲的怀抱里。母亲晚年眼睛不好,都是那时候哭坏的。父亲常年在外,又是家中单传,母亲一人生活在家乡那个大家族中,苦情可想而知。经历十多年抗战烽火,父亲从旧军队失意回到西安时,并未告知母亲,是母亲闻讯后迈着小脚托人相引来到西安,才重新团聚成家。之后才有了我们哥俩。
母亲是个文盲,是个“睁眼瞎”(母亲自语),又缠着小脚,是父亲同事圈里那一群太太中最土气的一个,也是最随和、大家最亲近的一个。街坊邻居都叫她刘嫂子,院子里的孩子常高一声低一声地喊她刘妈。记事时,我看着母亲洗脚,裹缠脚布,心疼地说:“妈,你咋把脚弄成这样?不痛吗?”母亲讲:“好娃呀,你不懂,那时候万事不由人,哪比得新社会。”母亲一心想学文化、有个职业,过得有尊严一些,1958年那阵,她入了扫盲识字班,并决意进了帽子组劳动,一度还糊过火柴盒,为此将我打发到学校食堂吃饭,但是最终还是因两个孩子的拖累没有继续在外工作。所以她常讲:“妈这一辈子最苦就是没有文化啊”——这句话她反复说,我记忆犹新。
母亲晚年得子,更是疼爱有加。她本来想在哥哥之后有个女儿,不料又生了个二小子。哥哥小时淘气,常惹她烦心,母亲对我自然多一点顾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