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军起义与正长土一揆的比较研究

孙萍

引言

中日两国在发展历程上有相似之处，其中一点就是：两国在近代之前都是以农业立国。并且两国历史上农民运动多发，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两国的发展进程。对此两国的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也引人注目。但是在两国农民运动对比方面，不管中日却鲜有学者触及。在笔者看来，中日两国的农民都属于被支配阶层，当自身生存权益或者发展权益受到压迫，农民就会奋起反抗。因此，从农民运动爆发的原因来看，两国的运动有相似这处。与此同时，在反抗规模、反抗结果以及指导思想来看两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内在原因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因此本论文拟以中国红巾军之乱和日本的正长土一揆为且入点深入分析两者在上述三方面的差异，并探究隐藏在其背后文化成因。

1.红巾军起义与正长土一揆

首先是红巾军起义。红巾军起义分为南北两个系列。在北方，主要是以韩山童为首的白莲教众。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人决定起义，他们号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奉韩山童为明王，不久事败韩山童被杀，其妻子杨氏带其子韩林儿藏于武安山。杜遵道、刘福通等人冲出元军包围，攻破汝宁、汝州、光州等地，将起义军发展至十几万人。北方还有其他区如芝麻李在徐州起义;布王三、孟海马在湘汉地区起义。起义之初，元朝曾派遣军队剿灭起义军势力但都未获得成功，起义军形势一片大好。至1355年2月，起义军建立了政权。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都城毫州，韩林儿为“小明王”，并设立相应的中央机构。可想而知韩林儿只是傀儡，刘福通才是真正掌权人。至1357年刘福通决定兵分三路北伐。但三路军队分兵过甚，相互之间交流不畅，最后逐渐落败。至1366年，韓林儿被朱元璋手下溺死，北方红巾军彻底失败。在南方，由于远离京都，起义军发展良好，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相应的政权建立。首先是1351年的徐寿辉建立天完政权，后被陈友谅取代，于1360年改为国号为“汉”。同时朱元璋占领了南方众多地区，于1363年与陈友谅决战并取得胜利基本奠定南方统一的基础。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为明。由于明朝的政策良好，受到了农民、地主的欢迎，战争形势一片良好。同年八月二日，朱元璋部攻占大都，元末的农民战争至此基本胜利。

其次是正长土一揆。所谓土一揆就是农民起义。1428年饥荒席卷了日本全国且爆发了名为“三日病”的流行性感冒，农民苦不堪言于八月爆发起义。根据中村吉治研究，首先是延历寺、西京北野寺、日吉社神人发起强诉，幕府不得已应允日吉社神人的诉求，事件才得以平息。在此期间，近江地区、醍醐地区的农民也发起暴动，为镇压土一揆并加强守卫，细川氏和赤松氏分别率兵前往醍醐和山科地区。但土一揆并未因此而停歇，11月在京都和奈良地区也出现了农民暴动。兴福寺的僧兵及筒井氏曾为讨伐土一揆而分别向超升寺及不退寺附近进军，各自与一揆战斗，予之重创。但不久之后农民势力死灰复燃侵入奈良街道北口，在般若寺附近与筒井军会战，死伤三人。11月19日，农民势力再兴，并折返至般若寺附近激战到20日。此后农民起义势力又多次发起进攻，虽未攻破奈良城，但令城内一片恐慌。此外，在京都及奈良一揆暴动时，伊贺、伊势、宇田、吉野、纪国、泉国、堺、河内等附近诸国也发生了一揆暴动。正长土一揆的爆发使近江、京都、奈良等地陷入混乱，各地又遥相呼应，纷纷趁势起义，由此给幕府的统治带来了极大冲击。直至11月25日，各地守护颁布政令减免赋税，农民起义势力才逐渐平息。

2.红巾军起义与正长土一揆的差异

通过第一章对两事件的梳理不难发现，红巾军之乱与正长土一揆在爆发规模、起义结果以及宗教角色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是规模方面，中国的农民起义一般是部分地区爆发然后席卷全国，而日本则主要集中于现近畿地区。红巾军在最初分为南北两路。北方势力主要是由活跃在颖州的韩山童、徐州的芝麻李、湘汉地区的布王三、孟海马等人构成，南方主要是由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徐寿辉、高邮的张士诚以及濠州（安徽凤阳）的郭子兴等人构成。这些人各自为政，互有冲突。北方的起义军后经元朝镇压失败，但是南方势力一直在持续。尤其是朱元璋上位之后统一各地势力，建立明朝，进而灭掉元朝完成了全国统一。可以说红巾军的起义是由地方席卷至全国的典范。反观日本，日本的农民起义主要集中现近畿地区，未曾出现席卷全国，颠覆政权式的大规模暴动。1428年爆发正长土一揆在爆发过程波及了京都、奈良、伊贺、伊势、宇田、吉野、纪国、泉国、河内等地，但是这些地区也未远离现近畿地区。并且根据青木虹二所整理的《中世农民一揆年表》，整个15世纪，日本的农民起义爆发频率极高达到227次，但仅山城国（今京都府东南部）一地就爆发了107次，占比接近50%。并且日本各地的土一揆爆发一般都是单独出现，就算有多地同时爆发的情形也未见有地方与地方之间联合斗争的情况。

其次是起义结果方面。中国的农民起义可以实现最终身份的转变：由被统治者转变为统治者，而日本则无这种现象。有学者曾论述到：小私有者与大私有者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小私有者就会自然地变成大私有者，（刘孔伏、潘良炽，1988：78）朱元璋周围的将领逐渐变成拥有大量田庄和佃户的大地主的史实就说明了这点。诚然，不仅是朱元璋的部下，朱元璋本身就是阶级转换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朱元璋通过农民运动实现自身身份转变在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由此可见，中国的起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起义者本身的阶级身份的。不仅如此，朱元璋覆灭了元朝建立了明朝，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奠定了明朝统治276年的基础。与之相对，日本农民起义前后的身份并没有多大的转变，正长土一揆也是如此。在运动的过程农民起义势力没有提出明显的反对幕府或者反对朝廷的口号，其所要求的只是幕府施行德政，以免除他们的赋税等。起义结束之后，农民基本上是返回原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由此来看，中国的农民起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成被领导阶层所利用演变成为打倒旧王朝的中坚力量，而日本的农民运动虽说也有武士阶级的参与，但其并没有表现出一统天下的野心，与后来的战国大名之间的斗争完全不同。因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农民起义更具有野心家的色彩，日本的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为维护基本生存的被动起义。

最后宗教角色方面，红巾军中的白莲教最终被儒家思想所取代，且两者都只承担“工具”的角色，而日本的农民起义中则隐含了对于神明的信仰。红巾军的参与者有大量的白莲教众，同时最后的胜利者朱元璋其本身也是“明教”的信徒。在这里有必要对“白莲教”、“明教”的起源做一简单论述。“白莲教”是从净土宗衍生而来。据任宜敏研究，晋代和尚惠远最先创立了白莲社;至南宋，茅子元创立了白莲菜社;至元代，白莲菜社发展为白莲教。“明教”的前身为摩尼教，发源于波斯（今伊朗地区），于公元6、7世纪经新疆地区传入内地。845年，受唐武宗“灭佛”的影响，转为秘密宗教。至北宋末，明教逐渐发展，其教众在今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发动起义。至南宋时期，“明教”逐渐与“白莲教”融合，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重要力量。茅子元创立的白莲菜社时，以“普、觉、妙、道”四字为定宗之名，示导教人，专念弥陀同生净土;主张禅净一致，弥陀即为众生本性，净土即在众生心中，只要一心信愿念佛，即使“不断烦恼，不舍家源，不修禅定”，临命终时蒙弥陀接引，亦得往生净土。（任宜敏，2005：112）因此，白莲菜社在民间极具有人气，吸引了众多的信徒。起义的领导者也利用白莲教的教义吸引教众为起义最初积聚力量。反观日本，在农民运动开始之前，他们也会举行带有宗教色彩的“一味神水”的仪式。根据胜俣镇夫的研究，所谓“一味神水”是指参加一揆（农民运动）的全体人员首先在神社内集合，向神明起誓将齐心协力永不背叛一揆组织，若有违背者将受到神罚。其次，誓文的内容会被制成誓书，全体人员都要在上面签字。最后誓书将会被烧成灰，众人再饮下混合着誓书的神水。由此来看日本人心中存有对神的敬畏，并祈求神佛在一揆的运动中能发挥一个“监督者”的角色。

3.差异的原因分析

第二章已经论述到中日两国的农民运动的差异，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呢？笔者认为这与两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信仰有关。中国自秦至清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并且在北方设立首都的朝廷居多，这样就导致北方成为了起义的爆发集中地。红巾军起义也是如此，但是北方系统的红巾军很快就失败了，反而南方系统的红巾军最后获得了成功。原因在于以下几点：首先，酝酿红巾军起义的指导思想的“白莲教”是在南方发迹的。在南方“白莲教”有更为众多的信徒，容易积聚力量;第二，从两晋时代始，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难移，至南宋时期，经济中心在南方以基本确定，相对战乱频发的北方来讲，南方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第三，北方依然作为政治中心，其军事力量不可小觑。将根据地设立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能免除元朝的军队立时压迫，使起义的长期存在成为可能。与之相对，在日本，从镰仓时代至江户时代一直实行的是天皇与将军的二元分立的政治体制。将军掌有实权，并且派遣大名至领国控制领国。各国之间的制度也不尽相同，并且交通要道上一般会有关卡，控制人口流入流出。因此，在日本各国之间联合的土一揆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并且在15世纪的日本本身就难有太平之日，守護大名之间斗争不断，镰仓幕府对室町幕府也是虎视眈眈，朝廷因即位之争政情不稳。这一系列因素使得京都成为了斗争的焦点。京都兵力受将军指派出发平叛反而使京都内部兵力空缺给农民起义提供了可趁之机。

其次在文化信仰方面，造成上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儒家“异姓革命”的影响。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变化。在王权方面，儒家倡导尊重王权，但又同时强调要顺民意。孟子所提倡的“异姓革命”就是如此。“异姓革命”主张天赋予有德之人统治国家，而这位统治者一旦“失德”，人们就可以通过革命推翻这位统治者，让新的“有德之人”统治国家。虽然红巾军起义过程中有白莲教的影响，但随着起义运动的发展，白莲教在起义运动之初用来聚集人心的作用逐渐减弱，儒家的“易姓革命”成为了红巾军起义的指导思想。尤其是朱元璋在统一全国之后将白莲教列为邪教并加以打压，这说明统治者白莲教也只是被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而已。反观日本，在东汉以及唐代的中日交流中，日本从中国摄取了大量的文化，但同时也保持了其自身的主体性，对于“易姓革命”这一思想，日本就有选择的未加吸收。这一思想为更替王朝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统治者的施政措施或者政策损害了民众的利益，民众就可利用这一思想反抗王朝。日本天皇与中国的皇帝不同，除统治国家之外，他是还神的血脉的延伸，有凝聚人心的作用。因此，作为“神之子”的日本天皇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即使是在平安时代摄关政治达到了顶峰，天皇依然没有被取代正是这一点的体现。所以，在文化摄取时期，日本有选择的将“易姓革命”这一思想忽略掉，以保持天皇的权威。下层的民众因此为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也就不会有要推翻幕府或者天皇行为。且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人死后可以成为“神”，尤其是那些德才兼备之人。因此日本的“神”大多也是由“祖先神”和历史名人构成。为了保证一揆能够成功，农民举行“一味神水”仪式祈求“神”处罚背叛一揆之人，“神”实际上承担了“监督者”的角色。究其原因，不外乎于日本人本身对于神的信仰，以及其内在的祖先崇拜，与中国作为“工具”的宗教有着本质的差别。

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红巾军起义以及正长土一揆明晰了中日农民运动在爆发规模、起义结果以及宗教角色方面的差异。总体来讲，中国的农民运动可以由点及面，从一隅爆发最后拓展至全国;日本的农民运动则主要爆发在近畿地区。中国的农民运动在最后可以实现农民本身阶层的转换，而日本则无这种现象。并且在中国的农民运动中宗教成为了起义发起者、领导者所利用的工具，而日本农民运动中的宗教则扮演监督者的角色，隐含了日本人对于宗教的信仰。最后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信仰角度出发，明晰了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青木虹二『百姓一揆総合年表』三一書房、1975年.

[2]勝俣鎮夫『一揆』岩波書店、1982年.

[3]中村吉治『土一揆研究』校倉書房、1974年.

[4] 刘孔伏、潘良炽.元末农民战争的必然归宿及其历史作用[J].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4）。

[5] 任宜敏.白莲宗的兴衰及其与白莲教的区别[J].人文杂志、2005（6）。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