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清中国人同质性生存之蔽：可能性探索的丧失

摘要：把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在相似的生产方式下、在相似的政治制度下以相似的生活观念而生存所形成的社会称为同质性生存社会。秦至清的二千余年中国人也属于同质性生存社会。同质性生存因为制度、文化被垄断，其最大的弊病在于对社会多样性可能性探索的丧失。

关键词：同质性生存;遮蔽;可能性探索;丧失

彼特.布劳认为：“异质性就是人们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群体数越多，以及属于一个或几个群体的人口比例越少，那么由某个特定的类别参数表示的异质性诸如社区的种族异质性或社会的宗教异质性就越大”。“决定由一个特定的类别参数表示的异质度的两个条件是：人口被分成的群体数和人们在这些群体之间的分布”。[1]参照布劳的这个观点，我们把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在相似的生产方式下、在相似的政治制度下以相似的生活观念而生存所形成的社会称为同质性生存社会。按照这种思路，秦至清的二千余年中国人也属于同质性生存。这种同质性生存有哪些表现，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弊病呢？本文将做粗浅的探讨。

一、秦至清中国人的同质性生存

自秦至清二千余年中国人一直在“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文”，“他们个体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2]费孝通先生以最通俗的话描述了那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1.长期生存于“家天下”、“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3]之中。

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启了大一统的以“家天下”为目的的皇权专制国家，实行了“小农经济结构+刚性政治专制+残暴思想文化专制”的制度。“家天下”、“大一统”是这种制度的根本，“家天下”即天下是皇帝家的天下，秦始皇希望“家天下”能够实现“一世二世，三世直至万世”的目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大一统”即全国统一实行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官僚管理，管理的边界要实现横向到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纵向从丞相往下直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秦始皇和秦朝政府也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项目如南征百越、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建设全国交通网，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但其承继的以法家思想为主的单一的刚性皇权专制制度却也加速了大秦帝国的覆灭，尤其是焚书坑儒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极端的思想文化专制。

汉承秦制，但汉朝吸取了秦朝速亡的教训，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当汉宣帝告诫儿子刘奭（太子，即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的时候，汉朝“家天下”、“大一统”、“儒法并用”的皇权专制制度已经基本完备。（《汉书·元帝纪》）汉朝构建的“刚性政治专制+柔性思想文化专制”[4]制度中，刚性政治专制即以法治（臣）民的“法治”（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柔性思想专制即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意识形态专制制度，这就是所谓“霸王道杂之”或“儒法并用”。“家天下”、“大一统”、“儒法并用”的政治结构以父子关系为基准，推演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国同构”的结构，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绝对服从关系蒙上了家庭、家族的温情。超稳定结构以法治（暴力）压迫、思想麻痹的双重手段，高明地且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古人，让他们既无能为力又心甘情愿地按照帝王们的要求、儒家思想道德观念和生活习惯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同一的戏文”。

2.长期生存于被严重窄化的儒家思想和认识领域之中。

其实从逐鹿中原的战争需要来看，“统一思想”的观念在春秋时就很盛行。管子认为：“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管子·法法》）为了“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管子采用的是“绳墨”甚至“诛戮”。墨子的一个观念就是“尚同”，“同一”于谁呢？墨子说“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商鞅把“统一思想”压缩成了“壹”观念。他主张“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商君书·赏刑》）当然商鞅的“壹教”是壹于秦孝公和商鞅的要求，就是“壹农”“壹战”，老百姓只要乐于耕田乐于杀敌立功晋升爵位就够了。此后的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等都沿袭了商鞅主导的法律，秦国国力越来越强盛，直到秦始皇终于统一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但秦始皇采纳了韩非子和李斯的法家主张，在思想方面希望以严苛的手段实行“唯一思想”，并且最终实现了“焚书坑儒”导致秦二世而亡。

汉朝到汉武帝时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汉武帝时开设“明经科”考试，就规定儒家《五经》为考试内容。隋朝开创的进士科成为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科举制的起始。至宋元时逐渐地完善了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此后中国古代便进入了“科举社会”[5]。科举使中国古代所有的读书人只要按照“六经”或“儒学”的要求读书、参加考试，就都有升官发财的希望。几乎所有读书人的思想都被闭锁于“天人合一”、“天子圣明”、“三綱五常”、“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等十分狭窄的空间中，对其他方面则毫无兴趣或根本不敢触及，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创新和创造。

3.长期生存于“四民社会”的有限的职业空间

在“农为邦本”的观念指导下，秦至清的专制政府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榷盐榷铁”、“官工官商”的政策，致使全社会生产方式和职业两千余年很少分化，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一直维持到清末。按照四民社会的观念，当时社会的主要职业类型只有帝王，皇族及文武官员，职业军人，农民，工匠，商人，胥吏，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业贱民。除了皇室贵族高官和豪强地主，绝大部分人收入微薄，根本不可能积累较大的财力以扩大再生产。一旦遇上灾荒、兵匪或战乱则连养家糊口都很困难了。而在专制政府的压迫下，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和大商人即使积累起了一定的财富，往往因为“抑商”政策对商人的打压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观念，一般都把财富用来购置田产房屋而不是继续发展商业或开拓新的产业。

同时，直到清末，在“官工官商”、公私合营的企业和贵族、豪强地主、富户的庄园里都还存在奴隶制或半奴隶制的工匠管理制度。虽唐以后逐渐放松，但捐银代工制度却延续到清朝中期。[6]农奴和官奴连基本人身自由都没有，主人（国家或贵族、商人、富户等）与他们之间怎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那种人与人尤其是商人和劳动者之间相对平等的交换关系呢？

4.长期生存于“祖荫下”的相似生活方式之中。

传说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颁行天下。虽然春秋时期开始“礼崩乐坏”，但“礼”、“乐”观念、仪式却已深入人心，在各种生活场景、节日和仪式中一直流传下来，并在聚族而居的家庭家族中得到很好的传承，基本上实现了“率土之滨，万里同风;国域之内，万民同俗”[7]。于是，以血缘家族的方式聚族而居的中国古人在“祖荫之下”共同“事神祭祖”，在庄严的祭祀仪式中践行着儒家“崇礼求仁”的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既等级森严又相助相扶。日常生活中，所有人在相同的日子里过着同样的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情人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时候“我们”祭祀着同样的祖先或神鬼，看着同样的戏文，吃着同样的食物，玩着同样的游戏，享受着同样的礼仪文化带来的集体性尊严、肃穆、幸福与欢乐：“我”属于“我们”，“我们”就是“我”;个体的安全感、归属感、成就感、崇高感、超越感和神圣感油然而生，令人陶醉。这时候只有高等文明（儒家文化）的同质性生存，日常生活的艰辛、琐碎与人际矛盾，甚至阶级、阶层、贫富、利益冲突，都是浮云都已经退隐。儒家礼教、仁义思想强大的同化力使许多少数民族主动地“被同化”，他们也深深地认同这种生存方式带来的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和超越感。他们都自觉地成为了同质性生存的维护者。

但是，由于皇权-管理体系和平民的“两重结构”之间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官逼民反”的必然性，在灾荒、外敌入侵、兵变的加持下，推翻旧王朝的战争（或政变）必然发生。但新王朝只是新瓶装入了旧酒，同质性生存（超稳定结构社会）再次重复。

二、中国古人同质性生存的原因

特殊的地理环境，早熟的农耕生产，大一统国家发展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大型公共产品，以及政治、军事、思想精英们的共识，共同促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同质性生存。

1.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早熟的农耕文明催生了古代中国人的同质性生存的意识

古代中国以中原地区为主，其地理环境的特点：一是地域广大且相对封闭，二是自然灾害频繁，三是适于农耕。古代中国大陆的东边、南边面向浩瀚的太平洋;东北有冬长夏短的长白山、大兴安岭阻隔;北方是苍芒的荒漠与终年寒冷的西伯利亚，西北到西南被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终年积雪的珠穆朗玛峰堵住;而北方、西部和南部无数少数民族长期对中原虎视眈眈。只有艰难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维系着古代中国人和欧洲、非洲与东亚、南亚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而南太平洋带来丰沛降雨量的季候风，易于种植的黄土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长江使古代中国成为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古代先民们为争取更好的生存资源而相互征伐不断。据统计，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战争共计达217次，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战争共计181次。战争虽然残酷，但它使分散的血缘性部落和小国寡民社会，逐步地进化为统一的金字塔式官僚管理的诸侯国家。这些诸侯国家虽然王权垄断性越来越强烈，但它能够给全体人民提供较强的安全保障，给农民授田使底层人民有生存的保障。中国先民们逐渐地认识到强权政府的作用，他们应该是自觉地选择了合作、统一与服从强权政府的生存策略。

在改善生产方式、抵御自然灾害、提供大型公共产品和相互征伐的历程中，许多英雄脱颖而出。从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和西周文、武二王、周公到女娲、精卫、庖羲氏、伏羲氏等，他们大都品德高尚、能力超强、为国为民不辞劳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后成就了伟业。尽管这些人物可能被美化过，但他们的故事形成了古代中国人重德行、重业绩、重强者、重大局、重集体、重团结、重服从的观念。这些观念为他们形成同质性生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重强者、重大局、重集体、重团结、重服从等共识，也助成了帝王们专制统治野心的实现。

按照当时人们的观点，由这些领袖或行家掌握部落、部落联盟或国家的最高权力才合情合理。这类“圣凡一体”的王者或强者即使有些独断专行也被默认。《史记·夏本记》记载：“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由此可知，人治、刑罚、因言治罪在禹的时代已经出现。由此可见，上述的一些观念也无意中助成了帝王们实行专制统治的野心。不难看出，重强者、重大局、重集体、重团结、重服从等共识，也助成了帝王们专制统治野心的实现。当战争中的胜者一旦发现了专制制度能够给他们带来“家天下”甚至是“以天下奉一人”的利益时，他们自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专制制度。而思想精英们在屈从帝王的残暴统治时虽然也寄望于以“天命”节制君权但最終只能沦为君权的遮羞布。

3.抗击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诞生了非凡的领袖并形成了思想、政治、军事精英们对大一统、君主专制的共识是中国古人同质性生存产生并得以长期维持的制度根基。

有学者认为，在中华民国之前的中华大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以古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和帝王“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天下观念，和各个朝代实际控制范围相结合的现实中的“中国”。“大一统”、“天下”、“天下的中心之国”等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以儒家思想等文化观念为标准而不是以地域或血缘为标准的同质性生存的文化基础。

在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刘泽华教授认为“先秦诸子在众多问题上常呈现多方向、多线条的思维，一个问题常有数种不同见解。诸子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没有在君主专制制度外设计出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客观地说，不管专制制度形成的原因如何，由于其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社会的全面垄断，它成为了古代中国人同质性生存的制度根基。

三、中国古人同质性生存之弊：可能性探索的丧失

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一句古语“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如果把古代中国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洞穴，秦至清的中国人就像是在洞中“睡着了”的一个同质性的人类群体。吕思勉先生发现我国“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但其实，无论认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中国古人都对社会可能性进行过很多的探索。

1.史伯的“和实生物”观念，屈原“天问”和“上下求索”精神都是中国古人对自然、人类社会不懈的探索。

在和郑桓公讨论周朝的兴衰之道时，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聰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垓，畡，gaì）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国语·郑语》）

在此，史伯首先（无意识的）讨论到了物质世界的起源。哲学上关于物质世界的起源有神创说、水创说、火创说、道创说、天创说、战争说等，而史伯的“和（hu?）创说”提出了多元素混合形成新事物的学说，他超越了上述唯心论和单一元素唯物论的物质起源观念。但是，史伯“和实生物”和“天生万物”、“天人合一”、“天子圣明”等皇权专制思想相违背，当然被统治者们遮蔽。

同样，屈原在《离骚》中提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在《天问》中他提出了170多个问题，这正是他对自然、对人类、对社会、对未知领域不懈探索的写照！至今令人振聋发聩！但是，这种“求索”“天问”精神也直接威胁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当然也被专制统治者遮蔽。只是因为史伯的思想和屈原的“天问”精神远远地超越了时代而被人们传诵至今，成为了中国古人和今人生生不息的精神营养，每每遇到合适的时机就孕育出中国伟大的个体和伟大的时代。

2.丝绸之路证明中国古人从实践方面对外部世界进行过努力的探索

据考古发现，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坟茔中有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按照马可·波罗的记述，公元16年时罗马人就因为丝绸进口严重流失贵金属而第一次立法禁止进口丝绸。而宋朝到元朝明朝清朝都程度不同时间不等的实施海禁。海禁政策使经济条件最雄厚、造船技术最先进、远航经验丰富的古代中国人丧失了借由海上丝绸之路向外学习、探索的又一途径。

马克思曾敏锐地指出，农民“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连续使用了五个否定的“任何”，指出了小农经济及其观念在皇权专制统治下的宿命：丧失了任何多样性探索与发展的可能。然而，秦至清古代中国尽管天才辈出，天才们却不能做“适宜的工作”，不能向外学习、借鉴新的知识，复杂文化的可能性探索不可能产生，两千余年的社会只能重复着同质性生存。

参考文献

[1]美，彼特.布劳著，王春光谢圣赞译：《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2]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北京出版社，2005年5月版

[3]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思想史论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6月版

[6]曹焕旭：《中国古代的工匠》，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7月北京第一版

[7]美，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作者简介：向立志（1964-）男，湖南岳阳人，教授，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