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时代祖类器的时空分布统计分析

摘要：根据考古发掘报告、研究资料以及实地考察，逐项统计龙山时代祖形器考古遗址和祖形器遗迹，共63处，遍布中国各地。在年代和时间分布上，龙山时代出土祖形器前后呼应，绵延不断。其中，距今5000～4501年的前期遗址有27处，占总量的43%;距今4500～4001年的后期遗址有36处，占总量的57%。在地域分布和文化类型分布上呈现地域广泛“满天星斗”，集中分布在中原地区、关中地区、江汉平原、汉江上游谷地和广西桂南平原五个地区。从文化类型看，遗址分布主要主要集中在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大龙潭文化三大文化区。祖形器时空分布密集连片，表明龙山时代盛行男根崇拜无疑;从祖形器统计数据和考古资料看，龙山时代多处祖形器遗址已呈现出典型的父权制特征;远离中原的广西祖形器遗址为什么会密集分布、发达的良渚文化遗址中祖形器出土较少、红山文化区域科学正规考古中祖形器出土零记录，这“三大怪象”值得重视和特别关注。

关键词：龙山时代;祖形器;男根崇拜;地域;分布

在考古学上，龙山时代指的是距今5000～4000年的史前时代，旧称新石器时代晚期，本世纪以来又称其为中国金石并用时代。本文上承仰韶时代祖形器统计分析方法，继续对考古发掘出土祖形器的龙山时代遗址，共63处，进行文化类型鉴别、年代考订、材质和器型规格等量化统计和初步分析。

一、地域分布

（一）按新石器時代和金石并用时代文化分区，龙山时代63处祖形器遗址，分布如下：

1.黄河中游地区，共16处遗址，分别如下：

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1];

河南信阳南山嘴遗址[2];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3];

河南新乡龙山文化遗址[4];

河南夏邑县马头遗址[5];

河南卢氏西照遗址[6];

陕西长安客省庄遗址[7];

陕西长安镐京观遗址[8];

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9];

陕西临潼康家遗址[10];

陕西宝鸡关道原遗址[11];

甘肃武山2处遗址[12];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13];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14];

陕西黄陵桥山遗址[15];

山西襄汾大柴遗址[16];

2.黄河上游地区，共9处遗址，分别如下：

青海乐都柳湾遗址[17]，2个出土地点;

甘肃古浪朵家梁遗址[18];

甘肃临夏张家嘴遗址[19];

甘肃会宁牛门洞遗址[20];

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21];

甘肃舟曲上坝子遗址[22];

武山县2处遗址;

3.黄河下游地区，共8处遗址，分别如下：

山东潍坊鲁家口遗址[23];

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24];

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25];

山东淄博张店区浮山驿遗址[26];

山东茌平台子高遗址[27];

山东昌乐崇山石祖林遗址[28];

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29];

江苏邳州大墩子遗址[30];

4.长江中上游地区，共14处遗址，分别如下：

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31];

河南南召板山坪南河遗址[32];

河南南召板山坪小街巨型男根雕塑遗址[33];

河南南召板山坪南河巨型石祖雕塑遗址[34];

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35];

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36];

湖北秭归中堡岛遗址[37];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遗址[38];

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39][40];

湖北十堰唐湾遗址[41];

湖南安乡度家岗遗址[42];

湖南安乡汤家岗遗址[43];

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44];

云南大理金圭村遗址[45];

5.长江下游地区，共3处遗址，分别如下：

江苏南京锁金村遗址[46];

浙江余杭南湖遗址[47];

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48];

6.华南地区，共10处遗址，分别如下：

广东增城金兰寺遗址[49];

广东紫金在光顶遗址[50];

广西隆安大龙潭遗址[51];

广西邕宁坛楼遗址[52];

广西钦州独料遗址[53];

广西横县江口遗址[54];

广西贵港京屋村遗址[55];

广西百色革新桥遗址[56];

广西百色坎屯遗址[57];

海南保亭毛道村遗址[58]。

7.北方和东北地区，共4处遗址，分别如下：

河北涿鹿蚩尤兵寨遗址[59];

河北蔚县筛子绫罗遗址[60];

内蒙古准格尔大口遗址[61];

黑龙江梅里斯屯北湖遗址[62]。

为方便直观了解阅读，制作如下简表：

（二）按当代省级行政区划分，分布如下：

1.山东省6处，分别是：潍坊鲁家口遗址、姚官庄遗址;栖霞杨家圈遗址;淄博浮山驿遗址;茌平台子高遗址;昌乐崇山石祖林遗址。

2.河南省10处，分别是：信阳三里店遗址;信阳南山嘴遗址;郑州新密古城寨遗址;新乡龙山文化遗址;夏邑县马头遗址;卢氏西照遗址;淅川下王岗遗址;南召板山坪南河遗址;南召板山坪小街巨型男根雕塑遗址;南召板山坪南河巨型石祖雕塑遗址。

3.陕西省7处，分别是：长安客省庄遗址;长安镐京观遗址;华县泉护村遗址;临潼康家遗址;宝鸡关道原遗址;神木石峁遗址;黄陵桥山遗址。

4.甘肃省7处，分别是：临夏张家嘴遗址;武山县2处遗址;古浪朵家梁遗址;会宁牛门洞遗址;天水西山坪遗址;舟曲上坝子遗址。武山县出土2件祖形器，因年代和出土地点不一致，按2处遗址分别统计。

5.青海省1个遗址，2处地点，乐都柳湾遗址。因年代和出土地点不一致，按2处地点分别统计。

6.山西省2处，分别是：襄汾陶寺遗址;襄汾大柴遗址。

7.湖北省6处，分别是：郧县青龙泉遗址;枝江关庙山遗址;秭归中堡岛遗址;天门肖家屋脊遗址;天门邓家湾遗址;十堰唐湾遗址。

8.湖南省3处，分别是：安乡度家岗遗址;安乡汤家岗遗址;澧县孙家岗遗址。

9.云南省1处，大理金圭村遗址。

10.江苏省2处，分别是：南京锁金村遗址;邳州大墩子遗址。

11.浙江省2处，分别是：余杭南湖遗址;杭州水田畈遗址。

12.安徽省1处，蒙城尉迟寺遗址。

13.广东省2处，分别是：增城金兰寺遗址;紫金在光顶遗址。

14.广西壮族自治区7处，分别是：隆安大龙潭遗址;邕宁坛楼遗址;钦州独料遗址;横县江口遗址;贵港京屋村遗址;百色革新桥遗址;百色坎屯遗址。

15.海南省1处，保亭毛道村遗址。

16.河北省2处，分别是：涿鹿蚩尤兵寨遗址;蔚县筛子绫罗遗址。

17.内蒙古自治区1处，准格尔大口遗址。

18.黑龙江省1处，梅里斯屯北湖遗址。

（三）地域分布特点

1.地域分布广泛，“满天星斗”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龙山时代祖形器或男根崇拜文物遍及当代中国18个省区。除上述发掘出土祖形器的63处文化遗址外;馆藏龙山时代祖形器的县级以上博物馆至少还有15家以上。从其出土地点分布上看，包括了当今我国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湖北、湖南、云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海南、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大部分省级行政区。考古发掘出土龙山时代祖形器的考古遗址，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越了仰韶时代，而且在地域分布的广度上也远远超过仰韶时代。从省份看，出土龙山时代祖形器遗址数量较多的省区主要有：河南10处，陕西7处，湖北7处，广西7处，甘肃7处，山东6处，湖南3处。可以说，在龙山时代，男根崇拜已是满天星斗，遍地开花，男根崇拜已经是龙山时代中国广大地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2.集中分布在中原、关中、江汉平原、汉江上游谷地和广西桂南平原地区

与仰韶时代祖形器地域分布呈点线分布的特点不同，龙山时代祖形器地域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连片分布特点。

从地域看，龙山时代祖形器遗址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从地区看，集中分布在六大区域：即黄河中游以龙山文化为主的中原、关中地区;黄河下游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主的海岱地区;黄河上游以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为主的甘南高原和河西走廊地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主的江汉平原地区、汉江上游谷地;长江下游以良渚文化为主的环太湖地区;广西西江上游以大龙潭文化为主的桂南平原和右江地区。其中，黄河流域27处，相对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关中地区，6处;中原地区（河南）6处;黄河下游（山东），6处;长江流域17处，相对集中在江汉平原，8处;汉江谷地，6处;长江三角洲，3處。珠江流域9处，相对集中在广西桂南平原和百色右江谷地，7处。其它地区，大多是零星分布，珠江三角洲，2处;淮河流域，3处。

集中连片分布最明显的地区是中原地区。由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组成的广义中原地区，分布龙山时代祖形器遗址达30处之多，占总量的48%。对于这一大块区域，许宏称其为东方“大两河流域”“重瓣花朵中的花心”“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发生”[63]。郭静云将这一广大地区称为“江河中原”，提出“中原”这个概念应采广义理解：位处长江黄河之间的宽阔平原即可称中原[64]。对此，笔者深表赞同。龙山时代祖形器遗址在“江河中原”或大中原地区集中连片分布，是这一区域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发源区的又一佐证。

3.从文化类型看，遗址分布主要集中在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大龙潭文化

63处遗址中，龙山文化26处，占比达42%;具有传承关系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遗址有10年，占比16%;大龙潭文化遗址7处，占比为11%。上述三种文化类型合计占比达69%，其它各类文化遗址占31%。

二、年代分期和时间分布

龙山时代涉及地域广泛，文化类型众多，有些遗址和出土器物所属文化层测年数据未及时公布。同时，龙山时代与仰韶时代存在同样问题，上世纪80年代之前，考古工作者和考古发掘报告对祖形器普遍重视不够，记录不详，甚至不记录，等等，这此因素制约了人们对祖形器的探究。因此，要想对祖形器准确分期并非易事。笔者根据相关遗址发掘报告和测年数据，参考学界关于龙山时代分期意见，以距今4500年为限，将出土的龙山时代祖形器简单分为前后两期。距今4501年以上者，划入前期;距今4500年以下者，划入后期。

从表一和统计分期可知，龙山时代出土祖形器前后呼应，绵延不断。其中，前期遗址有27处，占总量的43%;后期遗址有36处，占总量的57%。前后期遗址数量基本均衡。前期500年，27处遗址，时间频率间隔约18.5年。后期500年，36处遗址和男根崇拜遗迹，时间频率间隔缩短为13.9年。越往后期，出土器物愈加密集，间隔越短，频率加快。

三、几点启示

（一）祖形器时空分布密集连片，表明龙山时代盛行男根崇拜无疑

从空间分布看，龙山时代祖形器遗址遍布现代中国18个省级行政区，除新疆、西藏外，几乎涵盖了现代中国东西南北中大部分地区，表明龙山时代男根崇拜已经在较大较广范围内施行，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

从文化类型看，龙山时代主要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均有祖形器出土。其中，主要集中在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龙潭文化等。

以数量多寡分析，龙山时代祖形器遗址，集中分布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陕西、甘肃），8处;中原地区（河南、山西），8处;黄河下游地区（山东、安徽），8处;黄河上游地区（甘肃、青海），6处;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河南），14处;广西7处，相对集中在广西桂南平原和百色右江谷地。除广西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仰韶时代均有祖形器遗址。其中，中原地区、关中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都是仰韶时代出土祖形器较多的地区。进一步精细统计分析发现，龙山时代成片密集分布的祖形器遗址，与仰韶时代基本重合。因此，从地理和空间分布上看，龙山时代祖形器和男根崇拜是仰韶时代祖形器和男根崇拜的继承和发展。

从历史发展顺序和时间轴纵向看，龙山时代祖形器和男根崇拜，亦是仰韶时代祖形器和男根崇拜的继承和发展。

龙山时代1000年，祖形器遗址多达63处，平均16年即有一处遗址;这与仰韶时代2000年29处祖形器遗址，平均69年一处遗址相比，遗址分布时间密度倍速增长，龙山时代祖形器时间分布密度达到仰韶时代的4.3倍。时间的缩短、时间分布密度的增加，是龙山时代父系社会确立的证明，是龙山时代男根崇拜快速发展的结果，说明龙山时代既进入了父系社会繁荣期，也说明龙山时代盛行男根崇拜。

（二）从祖形器统计数据和考古资料看，龙山时代多处祖形器遗址已呈现出典型的父权制特征

陶祖、石祖、玉祖、木祖等象征男性生殖器的祖形器，常常与族权、父权、夫权等父权制和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军事权势联系在一起。龙山时代祖形器遗址集中连片的区域，也是龙山时代社会复杂化特征显著、社会文明发展进步明显的地区。祖形器和男根崇拜的密集涌现和发展繁盛，既是父系社会繁荣的标志，也是男人社会地位提高强化的反映。出土祖形器的遗址及其所在地区，居住房屋结构、婚姻家庭、聚落布局、墓葬模式以及男人社会地位提高强化等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因素，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等地区变化尤其明显。龙山时代众多考古遗址详细的发掘报告，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以出土祖形器的安徽蒙城尉迟寺、江苏邳州大墩子、山西襄汾陶寺、青海乐都柳湾等遗址为例。

仰韶时代，血缘氏族聚族而居，聚落整体布局大体上都如同姜寨遗址，有一个中心广场，房屋围广场而建。而到龙山时期，聚落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蒙城尉迟寺，类似姜寨那样的分层向心结构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由套房构成的排房，以及这种排房的成排分布，这种排房和套房还表现着明显的聚族而居特征，但一夫一妻个体家庭的独立性已显露无疑。[29] 类似的现象，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也有清晰表现。[31]P166-183 不仅如此，尉迟寺遗址在聚落居住区的外围，挖建有一条宽25-30米、深4.5米的大型濠沟，防御功能突出。[29] 当然，这些聚落内的族长或者酋长、首领，都变成了地位尊贵、有权有势的男性家长。这从墓葬结构和葬俗中可以看出。

自仰韶时代晚期起，直到龙山时代，男人的社会地位逐渐强化。“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团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成对成年男女合葬的习俗得到推广。像大汶口、邹县野店、邳县大墩子，都存在相当数量的一对成年男女或一对成年男女带小孩的合葬墓，如大墩子此类墓的数量占该地合葬墓总数的60%。这说明以男性为本位的亲属体制，及至五千年前左右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早已占据了统治地位。”[65] 从仰韶时代晚期起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到龙山时代，呈现出典型的父权制特征，男性不仅以家长姿态表现出强烈的父权、夫权，还以族长、酋长、首领、将帅、巫师等身份，手握强势的公共权力，显示出明显的权贵特征。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齐家文化墓葬，被确定為成年男女合葬墓的共有6座。6座成年男女合葬墓，有四座是成年男性独享一棺，女性被置于棺外一侧。男性都是一次葬，取仰身直肢式卧于木棺之中，女性可能也都是一次葬，但有一例是下肢弯曲，并被压在盛置男性的木棺下面（314号墓）;还有一例下颌骨以上的头骨竟被倒置（1061号墓）;更有一例身首分离，头颅被抛在墓穴一隅（1112号墓）。这4座墓中，棺外的女性都经过一定处置，而不同于一般仰身直肢的正常姿态。[17] 显然，这里的成年男性丈夫、家长独享尊位，在以合葬的形式掩埋某个成年男性的情况下，往往为他专备木棺，而为其殉葬的妻妾之属，却埋在棺外，并遭到挤压甚至肢解，充分显示了男尊女卑的社会风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祖形器不仅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象征，更是男尊女卑父权制、夫权制的象征，也有以祖形器象征男性的意愿，更是重男轻女、祈求生育男性子嗣的滥觞。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在数百座墓中有6座墓是明显超出一般墓葬以上的大型墓。一般墓葬长为2米，宽不足1米，而这6座大型墓的长、宽往往在3米和2米以上，墓中央置椁，有的墓安放死者前，还在椁底铺一层朱砂。特别是陶寺墓地的一般墓葬都缺乏随葬品，98%以上的墓都不具随葬陶器，而这类大型墓却都拥有极为丰富的随葬品。如3015号大型墓，随葬物品置于木椁四周。右侧主要摆放炊具和饮食具：上方有木豆、木盘、木斗;中部有陶灶、陶斝、陶罐;下方有木俎、木匣、石刀、石锛;左侧主要列置乐器、工具、武器及其它器具：上方有玉、石、骨器和木豆、木“仓形器”及多种彩绘木器，中部为成束的石镞、骨镟，下方是鼍鼓、石磬、石研磨盘和磨棒;足端近墓壁处还有一只猪。此墓的随葬品已遭后来扰动，即使这样，仍存留下178件物品。[14] 可见这样的大型墓是集中了社会上相当多的物力和人力才建成的。与那些众多的一般墓主相比，他们不仅显示出富有的气派，而且更具凌驾其上的赫然态势。

不仅如此，陶寺3015号大墓还随葬了玉钺和石钺。陶寺3015：2这件玉钺，褐绿色，略呈“凸”字形，缚柄处钻有一孔，长11.2、宽6.4厘米。钺最早是作为一种武器出现的，以后逐渐演化为统率部众作战的军事权力之标志。黄河流域象征军权的斧钺，至迟在公元前四千纪前叶就已出现了。当然.那时的斧钺，具有象征军事统率权的意义，同时也是王权的象征。 “王”字究其本源，正是取自于斧钺之形象[66]。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可见领军作战和举行祭祀是当时国王的最重要的活动。王权最早应起源于史前时期部落首领们的军事统率权和祭祀权。因此，祖形器可能与父权、夫权、族权、首领权、将帅权甚至王权都有关联，或许已成为拥有妻妾无限制、生育子嗣无限量之象征。

男根崇拜或男性生殖器崇拜不仅成为父系氏族社会的特有标志，也是男性地位提高强化的标志，同时更是权贵男性无限量配偶权的标志。

（三）“三大怪象”值得重视和特别关注

从龙山时代祖形器遗址地域分布统计中，可以看出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远离中原、地处偏僻的广西，祖形器遗址密集分布;近几十年一直热闹红火的红山文化区域，在正规科学的考古发掘中，却无一处祖形器遗址分布;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良渚文化区域，仅有两处遗址出土了木祖、角祖，却没有玉祖、石祖、陶祖出土，成为龙山时代祖形器分布的“三大怪象”。

首先，远离中原的广西祖形器遗址为什么会密集分布？

在人们印象中，自青铜时代以来，远离黄河中游、长江中游组成的大中原地区的广西，一直处于偏僻落后状态。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当代考古发现，距今80万年以来，广西一直就有人类居住生活。从距今1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金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广西各地均有人类活动，各类文化遗址多达200多处。在桂南平原和右江地区，祖形器遗址密集分布，多达7处，说明广西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金石并用时代产生男根崇拜，是广西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与大中原地区祖形器相比，广西出土祖形器器型普遍较小，结合广西新石器文化较多存在灵物崇拜、灵石崇拜、灵魂崇拜、生命崇拜等，这些祖形器属于生殖灵物，是生殖灵崇拜。

其次，良渚文化遗址中很少有祖形器出土。良渚文化已形成庞大的古城和发达的史前文明，具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特别是玉作工艺举世瞩目，玉器制作精良，原始宗教和族徽神像特征明显。但是，在良渚文化中仅有两处遗址出土了木祖、角祖，其玉器制作精美，手工业技艺精湛，却没有玉祖、石祖、陶祖出土。

第三，红山文化区域科学正规考古中，祖形器出土零记录。著名的红山文化区域，很少有祖形器出土。无论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还是之后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均没有祖形器出土。也就是说，距今9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金石并用时代，红山文化广大区域数百处考古遗址，均无祖形器出土，成为中国史前考古中的最大冷门和怪象。

但是，仔细分析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一些发掘报告不难看出，与大中原地区相比，红山文化区域发展缓慢，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整体落后于中原地区，甚至落后于广西桂南地区。最近30年来，在红山文化研究中存在人为高估和人为拨高红山文化序列地位和贡献的现象。小河沿文化的石棚山墓地属于方位和密度不同的三个母系家族墓群，它们分别为南北向和东西向纵、横排埋葬，但排列都很密集。多为单人土坑墓，儿童也与成人相同，单人埋葬。葬式多为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很少，墓口有火烧痕迹，填土中发现许多红烧土块，尸骨的腿骨和盆骨被烧成黑色，说明葬前要在墓地举行一种火烧丧葬仪式。共发现成年男女合葬墓三座，死者皆头向相反、脚向相对、屈肢而相交错，这种葬俗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颇为罕见，这可能是男女单葬向男女合葬墓发展演变的一种过渡形式，也说明小河沿文化的成年男女合葬墓仅是开始出现。从墓地男女单人葬随葬品来看，男性虽然在主要生产部门的地位上升，但却未能取得完全优势的地位，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明显下降，更没有处于屈从地位，甚至有一些女性单人葬墓仍有较为丰富的随葬品，说明小河沿文化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67] 石棚山墓地的发掘，为探索中国北方地区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和演变以及走向解体提供了难得的重要资料，也说明这一区域社会性质与中原地区相比落后一步，没有祖形器出土，也在情理之中。

注释：

[1]宋兆麟：《原始的生育信仰_兼论图腾和石祖崇拜》，《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报告未及此物。

[2]李昌富、郑忠阳：《考古专家考察信阳市南山嘴文化遗址》，《信阳日报》2015年6月25日。

[3]《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第53-82+114-116页。

[4]傅山泉：《新乡市博物馆藏一件石祖》，《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第111页图一。

[5] 张今吾：《夏邑的历史变迁和沿革》，2012年10月13日，夏邑县档案信息网，http：//www.hada.gov.cn/w_NewsShow.asp？ID=345：12989，201年10月23日。

[6]胡英锋：《上古卢氏文化考证新探》，新浪博客——胡英锋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c681d101011gj1.html 2012年2月22日

[7]《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图版叁肆：9、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4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

[8]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编：《百年学府聚珍——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品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9]《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P91-92，图版56-7。

[10]《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5一6期。

[11]陕西日报，2002年6月12日：《我国最早夹石刃骨刀出土记》;新华网陕西频道http：//www.sn.xinhuanet.com/200206121/14940.htm.

[12]天水市博物館馆藏实物。

[13]神木网2013年8月9日：《塞上历史文化瑰宝——高家堡》http：//shenmu.14114.cn/news/bencandy.php？fid=32&id=2462.

[14]《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一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15]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第237页，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6]《山西襄汾县大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年。

[18]俞浩：《古浪史前文化考略》，新华网2005年9月22日。

[19]《甘肃永靖张家嘴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20]《牛门洞遗址之憾》，《兰州晨报》2020年9月10日。中国甘肃网2020-09-10：http：//www.gscn.com.cn/culture/system/2020/09/10/012457015.shtml.

[21]《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P292-293;图219：8.T15H1：1（七期）;图版136：4。

[22]常山鹰：《舟曲县古文化遗址》，江湖探索网，2010年8月15日。

[23]《潍县鲁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工作队：《潍县鲁家口发掘简讯》（内部资料）。

[24]《山东栖霞县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25]《山东潍县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第5期。

[26]百度百科：《浮山驿新石器时代遗址》。

[27]百度百科：《山东茌平台子高遗址》。

[28]王宪明：《虞舜时代的伟大丰碑：营丘九头图与崇山石祖林》，《诸城大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

[29]《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

[30]《邳州史前文明》第86—88页、111—117页，远方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31]《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3页;263页图二五六：1、2。图版八三：10、11、12）。

[32]孙保瑞：《板山坪生殖图腾遗址的环境设计考证》，《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

[33]孙保瑞：《探寻伏牛山先秦文明》，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P46-48。

[34]孙保瑞：《探寻伏牛山先秦文明》，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P39-42。

[35]《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其中未有提及。《汉江考古散记之十：青龙泉，一个父系氏族的古代遗址》;作者：古道斜阳;来源：古道斜阳的新浪博客。

[36]《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4期。简报未及此物。《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载宋兆麟《原始的生育信仰》云，据发掘者展示实物。

[37]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7月。

[38]《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6月。

[39]郭立新：《解读邓家湾》，《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 第45-57页。

[40]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3年6月，第76—78页。

[41]刘俊男：《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宗教文化及所反映的文明进程述论》，《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

[42] 周世荣：《湖南古代文化初探》提及，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6～197页。

[43]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

[4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孙家岗新石器时代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2期;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45]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5页。

[46]尹焕章等：《南京锁金村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47]陆文华、龚晓明：《南湖出土300件文物讲述6000年余杭抗洪史》，《钱江晚报》，2007年7月24日。

[4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49]于锦绣、杨淑荣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4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3月。

[50]李始文：《广东紫金县在光顶遗址的试掘》，《考古》1964年第5期;于锦绣、杨淑荣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4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3月。

[5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2期。

[52]《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文物》1978年第9期，见第19页图八：2，24页图一一：13。

[53]《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1期，第19页图八：2，24页图一一：130。

[5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横县江口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期。

[55]《布山文化——广西文化的始祖》，广西《贵港论坛》http：//bbs.gg163.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118.

[56]新华网：《百色发现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场》，2002年12月29日，新华网综合新闻。

[57]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实物展出;百色旅游在线：《百色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墓地》，2005年4月18日。

[58]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第204～205页，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海南省地方志辦公室：《通什市志》第17编——民族。

[59]陈建明编辑：《涿鹿出土文物概述》，豆丁网， http：//www.docin.com/p-483553252.html.

[60]屈谱：《北方史前氏族社会过渡中的原始信仰》，《西部学刊》，2020年1月上半年刊。

[61]吉发习、马耀圻：《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第4期。

[62]傅维光：《齐齐哈尔北湖遗址出土的陶祖》，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第33-34页。

[63]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52-55页。

[64]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第60-61页。

[65]张忠培、朱延平：《黄河流域史前葬俗与社会制度》，《文物季刊》1994年第1、2期。

[66]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6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R]，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楚天佑，男，汉族，籍贯和出生地：河南省郑州市;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职于南京市税务局，国家公务员，调研员，历史学者。在北核等核心刊物以及各类省刊等，发表论文50余篇。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中国古代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专题考察研究，成果丰硕，被称为中国男根崇拜研究第一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男根崇拜。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 江苏 南京 2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