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昭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一大批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新兴产业作为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一方面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动能、新机遇,另一方面也为国家治理带来新风险、新挑战。能否对新兴产业实施有效监管,进而在激发市场活力、实现技术赋能经济的同时,确保社会秩序稳定、风险可控,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集中体现。总体看,当前世界各国对新兴产业的监管仍处于探索阶段,监管政策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一定鸿沟,监管效能相对低下, “监管赤字”较为凸显。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所言,目前 “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用于管理创新成果的传播、减缓颠覆性影响力所必需的制度性框架远远不足,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缺位”[1]。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不断加速推进,建立健全与新兴产业特点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提升新兴产业监管模式的适应性和匹配性,不仅是立足当下解决短期内相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更是面向未来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机遇,提升国家整体创造力、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我国新兴产业规模庞大、市场广阔、发展迅速。据统计,2018年全国 “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4536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6.1%[2]。新兴产业作为我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选择,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支撑力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