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权力下主体的精神困境

摘要：立足于福柯的权力学说与话语理论，探索《达洛维夫人》中纵横交错的规训权力体系。通过研究帝国权力对公民的规训、父权话语对女性的规训以及社会“理性”对“疯癫”的规训，剖析个体在无处不在的规训权力下所采取的防御策略及其可行性，旨在揭示社会主体在现代权力网的监视下进退维谷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达洛维夫人》;规训;话语;疯癫;精神困境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21）01-0074-05

作者简介：赵梦鸽（1995-）女，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Abstract：BasedonFoucault'spowertheoryanddiscoursetheory，thispaperstudiestheweavingdisciplinepowersysteminMrs.Dalloway.Throughadetailedanalysisofthethreekindsofdisciplinesinthenovel，thatis，thedisciplineofimperialpoweroncitizens，thedisciplineofpatriarchaldiscourseonwomenandthedisciplineofsocial"rationality"on"madness"，thispaperanalyzestheindividual'sdifferentstrategiesandtheirfeasibilityundertheubiquitousdisciplinepower.Itfurtheraimstorevealthecontradictoryspiritualdilemmaoftheindividualsunderthesupervisionofmoderndisciplinenetwork.

Keywords："Mrs.Dalloway";discipline;discourse;madness;spiritualpredicament

《達洛维夫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1925年发表的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在创作这部小说的初始阶段，伍尔夫在日记里写下她的构思：“在这本书里，我大概有太多的想法，我想表现生与死、精神健全与精神错乱;我想批评这个社会制度，使其原形毕露”[1]。兹沃德林指出，“伍尔夫一生对社会权力结构和运作极感兴趣，是一位希望改变社会权力关系的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2]63。

《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关注描写了上流社会女主人公克拉丽莎一天的生活。弗吉尼亚·伍尔夫以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穿插描述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下的社会个体在规训权力压迫下的生存状态。主要包括：帝国规训权力下，公民对王室及大英帝国的盲目崇拜与效忠;父权制规训下，达洛维夫人因其主体性丧失而陷入矛盾的精神困境;以及在社会理性话语的规训下，罹患PTSD的“疯子”塞普蒂莫斯，决心以死亡坚决反抗社会理性强加于他的规训权力。以帝国权力为中心的等级关系、以男性权威为中心的两性关系，以及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理性的关系，已悄然编制成一个现代权力网，规训权力无处不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体的自我性建构，并使其陷入进退两难的精神困境。

一、帝国权力的规训

（一）帝国权力的“凝视”

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完善了现代规训机制，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一架规训机器。福柯认为统治阶级对居民的普遍监视是“无声的，神秘的，不易察觉的”[3]315，它时刻“睁着眼睛，不分轩轾地盯着所有公民，但又不用任何强制手段来迫使他们就范”[3]316。由此，一个规训的社会产生了。福柯提出：“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3]232

福柯利用边沁的环形监狱揭示了“全景敞视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强大的规训作用。古代社会的权力机构大张旗鼓地展示权力，它“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3]243。而现代社会则提出了相反的问题——“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3]243。现代规训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无处不在且无从知晓的“凝视”。在象征帝国权力的“神秘人”的凝视下，大英帝国的臣民成为被规训的对象，接受着君主的审视。

小说中那辆拉着窗帘、神秘难测的轿车便是现代社会权力机构的隐喻、帝国权力的化身。“大人物隐蔽着经过了邦德街，离平民只有一步之遥”[4]18。车内“国家的不朽象征”可以随心审视自己的臣民，但车外的平民却无从知晓他的确切身份，只能在无处不在的规训权力下，油然而生一股对君主、对帝国权力的敬畏之情。

神秘轿车的出现使街头喧闹的人群纷纷驻足，毕恭毕敬的接受神秘人物的凝视，以此表达对君主权力的崇敬。小说虽并未明确交代车上到底所坐何人，但“里面坐着的是个大人物则是没有疑问的”[4]18。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规训有自己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受检阅者作为‘客体对象而呈现，供仅仅表现为凝视的权力来观看。他们并非直接感受到君主权力的形象，而是仅仅感受到它对他们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驯顺的肉体的影响”[3]243。在代表帝国君主权力的“神秘人”的凝视下，普通民众已然成为被驯顺的“他者”。神秘轿车开走后，令人敬畏的规训权力依然笼罩着街上的英国民众，并赋予其某种民族自豪感。本在衣帽店购物的人们想起了战争中死去的同胞，“想到了国旗;想到了大英帝国”[4]20。那一刻，仿佛人人都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国家荣誉感和维护大英帝国的义务感，并随时准备为国捐躯。“顿时，他们站得更直了，手也不再放在背后，似乎随时都准备好为他们的君王效劳，如有必要，他们会像他们的先辈一样面对敌人的大炮”[4]20。在帝国的无形权力下，在“神秘人”的权威凝视下，人人都成为了驯顺的个体，毕恭毕敬地接受着规训权力的审视。

（二）帝国权力下臣服的公民

休·惠特布莱德是大英帝国规训权力下的产物，小说中对休的描写虽着墨不多，但却凝聚着伍尔夫对其盲目崇拜、效忠帝国权力的反讽。

休在宫廷里当个小差，主要照管君主的酒窖，擦亮皇家的鞋扣襻。而这样一个宫中小吏的身份却让休自觉高人一等，仿佛他是帝国权力的重要象征，因此他无时无刻不清醒地意识到因自己的“身份”所需承担的义务——“故即使在并非绝对必需的情况下也谨小慎微地注意小小的礼貌、老式的礼节，这些都使他的举止显得高贵，使人可以去模仿”[4]125。平日里他衣冠楚楚，甚至“过于考究”，同理查德一样被彼得列入扼杀人性的“完美的绅士”之流，但却比前者更加装腔作势，是“英国公学造就出来的十足的典型”[4]25。但讽刺的是，布鲁顿夫人的秘书布拉什小姐却认为他是个“教养极差的鄙俗之徒”[4]128。在众人眼里，他更是个在帝国规训权力下马首是瞻的可怜虫。彼得认为，休的工作便是“给国王擦皮靴，或者在溫莎宫里数酒瓶”[4]230;还有人鄙夷地声称“他现在穿着短裤和长筒丝袜在白金汉宫站岗”;更有甚者将其比喻为“第一流的贴身男仆”[4]80。休虚伪势利，热衷于巴结奉承名流显贵，对英国贵族怀着“最不寻常、最自然、最崇高的敬意”[4]87。他对待家族显赫、象征大英帝国权力的布鲁顿太太谄媚奉承，却在商店雇员面前趾高气昂。

在帝国权力的无形规训下，休本身也成为权力的化身。五十五年来，他一直在英国上流社会中活动，做事异常干练，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代表着某种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他本人传递着一股令人压抑的道德、法律力量。因此，当克拉丽莎在休身边时，总会莫名其妙的局促不安，审视自己是否行为得当、衣着得体。“每当这个时候，她在休的身边总觉得自己有点不像样子;像个中学生”[4]5。伍尔夫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在帝国权力的规训下阿谀逢迎、虚荣势利，在普通人面前刻板保守、自以为是的宫廷小丑形象。

二、父权社会的规训

（一）父权话语的压迫

权力通过话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规范并驯服主体，使其服从并被整合到社会秩序之中。福柯将这种“话语—权力”作用于身体的过程及其方式称为“规训”[5]19。小说中，彼得便是通过对话语的控制打压克拉丽莎，企图达到规训的目的。

彼得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息、自视清高的社会主义者。他讨厌装腔作势的“完美绅士”之流，对当时英国中产阶级虚伪浮夸的做派嗤之以鼻，尤其对婚后妇女“灵魂死了”的状态大加谴责。尽管他深爱克拉丽莎，却并未尊重、接受她的一切，反而对其横加指责，企图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她。“冷酷，无情，假正经，彼得曾这样责备她”[4]7。来自彼得的规训权力强大且无形，每当克拉丽莎践行自己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想到彼得会对她做出何种评价，甚至采取折中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因无法忍受彼得的强势话语，她下定决心与之分手，以反抗其规训权力。但即使克拉丽莎成了“达洛维夫人”，彼得的父权话语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克拉丽莎在婚后生活的间隙中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如果他和我在一起，他会说些什么”[4]27，而她与彼得多年后的会面更是充满了权力博弈的紧张感——“彼得·沃尔什和克拉丽莎并排坐在蓝沙发上，彼此挑战”[4]52。克拉丽莎将与彼得的会面视作一场较量，“她召唤帮助;召唤她做过的事……总之，她要召唤一切来到她的身边，击退敌人”[4]54。

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表征，又衍生权力。父权制社会下，无论是彼得还是达洛维，他们的父权规训话语都具有无形的压迫性。克拉丽莎因无法容忍彼得无处不在的父权话语，选择与理查德结婚以反抗前者的规训权力。但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话语权的边缘位置，难以摆脱来自父权话语的桎梏。与理查德的婚姻最终使克拉丽莎妥协，在无形的父权规训权力下，她逐渐沦为伦敦上流社会的装饰品。

（二）女性主体的矛盾困境

与理查德的结合看似衣食无忧，风光无限，但这段婚姻使克拉丽莎失去了个体存在的价值，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品。正如彼得在与克拉丽莎阔别多年的会面中所做出的评价：“她的灵魂死了”[4]57。婚后，在父权话语的无形压迫下，克拉丽莎成功蜕变为一名合格的议员夫人。“世故冷漠、装腔作势恰是她的性格标签”[4]12。

婚前，克拉丽莎充满活力、且具有独立意识。她欣赏莎利无拘无束的个性，二人常促膝长聊，谈生活，以及将如何改造世界。婚后，由于理查德认为“正经人都不该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4]90，她现在除了躺在床上读读回忆录，几乎什么书也不看;克拉丽莎曾对社会改革充满激情，而如今她对玫瑰花的兴趣远胜于她对亚美尼亚人的关心;作为一名合格的“达洛维夫人”，她为了理查德的仕途之路，费尽心机地和一个“可能对达洛维有用的老朽周旋”[3]94;克拉丽莎婚前独立自由，婚后却抛弃个人主见，转而对丈夫理查德的话全盘吸收。彼得评价“她具有他两倍的智力，却不得不通过他的眼睛来看待事物”[4]92。婚后的达洛维夫人对丈夫充满感恩，视他为如今安逸生活的基石。但在这一切的浮华间隙中，达洛维夫人内心却时常处在矛盾斗争之中。残存的女性主体意识与父权话语的规训相互博弈，甚至使其经常萌生死亡的念头——“如果现在就死去，现在就是最幸福”[4]224。

在男性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克拉丽莎的主体性逐渐遭遇抹杀，并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矛盾处境。她曾试图反抗彼得压迫性的父权话语，又在与理查德的婚姻中居于妥协。理查德的父权话语披着浮华的中产阶级外衣，逐渐吞噬克拉丽莎的自我主体性。然而不同于休，她并非甘愿成为规训权力下的傀儡。伍尔夫生动地刻画了小说中独立自由、充满活力的少女克拉丽莎这一内在自我，与向父权妥协、左右逢源的达洛维夫人这一外在自我相互博弈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女性主体在父权话语规训下的精神困境。

三、社会理性的规训

（一）理性话语的禁锢

福柯认为，疯子不是病人，而是“遭到理性排斥和禁锢的沉默的思想家”[6]63。当社会的主流话语占据压迫性优势时，便以“疯癫”为由打压异己话语。疯癫是理性的对立面，疯子受到社会的孤立与排斥，丧失了应有的话语权。而福柯指出，疯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疾病，而是一种“理性的眩惑”[6]98。它“比理性更接近于幸福和真理，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6]11。

小说中，伍尔夫形象地刻画了理性话语对所谓“疯癫”的排斥和迫害。如福柯所言：

“凡是有疯癫出现的地方，一定有栅栏，有禁闭所和收容院，有必要让它与理性隔开一定的距离，让科学话语来对它实行诊断和治疗，务必要将所有偏离了常态的现象，都拉回理性的轨道上来。那种人性中悲剧性和真理性的疯癫体验要么被驯服，要么被驱逐”[6]278。

战前，塞普蒂莫斯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他热爱文学且充满才情。为了捍卫“莎士比亚的剧作”，塞普蒂莫斯成为首批自愿入伍的人。然而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他却无法应对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日常，不可避免的被其所身处的以“理性”所著称的社会排斥、异化。他感到“被谴责，被抛弃……和垂死的人一样孤独寂寞”[4]112。小说中，伍尔夫将塞普蒂莫斯刻画成一种反英雄的形象。他沉溺于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蔑视、逃避压抑的理性社会[7]。然而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疯子，如加维所说，“塞普蒂莫斯是一个空想者，他的疯癫是无尽创造力的同义词，但夸大的唯我论使他永久的被定义为异化的个体”[8]。

亲历战争的残酷，塞普蒂莫斯认为世界已变得荒谬不堪且毫无意义可言。他丧失了人性中本应有的博爱与关怀，取而代之的是对人世普遍罪恶的愤世嫉俗。“他会和她争论自杀的事，解释说人是多么邪恶，当他们在马路上走过时他是怎样能够看出他们在编造谎言”[5]79。他不仅失去了感觉的能力，也充满了对人性的怀疑和厌恶。对塞普蒂莫斯来说，人性是“有着血红色鼻孔的令人厌恶的畜生”，专门对付社会里“堕落”的人群，而霍姆斯大夫和威廉爵士便是人性的代表。他们借医治之名监督、审视塞普蒂莫斯的一言一行，企图将这个偏离社会准则的“疯子”送往和监狱无异的疗养院，一个灌输“公认美德”[6]2的规训机构。

（二）“疯癫”个体的反抗

现代精神病医生拥有控制和规训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是“父亲和法官”，“代表着家庭和法律”[6]252。福柯认为，他们的职业是“对秩序、权威和惩罚的古老仪式的一个补充”[6]252。霍姆斯大夫和威廉爵士是理性的象征、行使社会规训权力的“刽子手”，而塞普蒂莫斯则是规训权力下的牺牲品，他与医生间的权力对峙体现出一种疯狂与理性的权力斗争关系。。

威廉爵士生于一个小业主家庭，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一位声名卓著的精神病医生，并成功跻身于英国上流社会，成为规训权力的代言人。他以自己神圣的“均衡感”为荣，并运用自己作为精神科医生的权力对病人进行干涉治疗。“他把精神病人隔离开来，不许他们生育，使身心不健康的人无法宣传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具有他的均衡感为止”[4]121。在威廉爵士提倡的“均衡感”背后，隐藏着他对权力的渴望，对异议者或不满分子的打压。规训权力的精髓便在于“享用弱者的意志”[4]225，从而消灭人的个性，使其背弃真正的信仰，并臣服于权力拥有者所认同的社会规约。林德尔·戈登认为伍尔夫对布拉德肖医生的性格刻画“辨识了在医生职责和家庭制度的术语背后存在着权力的强制性话语”。

小说中威廉爵士迫使塞普蒂莫斯自杀的例子，生动地揭示了表面上象征着公平和正义的理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其他非理性形式的排斥和打压来实现其统治的。然而作为规训权力对象的塞普蒂莫斯坚决地否定了布拉德肖的权力：“必须，必须，为什么‘必须？布拉德肖凭什么权利来管他？布拉德肖有什么权利对我说‘必须？他质问道”[4]179。塞普蒂莫斯憎恶布拉德肖這一号人，以医学和科学之名，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暗地里却无情地吞噬和控制他人的灵魂。为躲避霍姆斯所实施的理性“抓捕”，塞普蒂莫斯不惜纵身一跃，以生命为代价反抗规训权力的束缚与迫害。

贝莎认为“尽管感情上的麻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死亡，但直接原因是社会的残酷无情……他们的所作所为展现了理性社会打压疯癫的‘局外人并企图驯服社会‘异己分子的欲望”[9]251。作为社会的“局外人”，同时也是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现代人，塞普蒂莫斯自然无法接受威廉爵士和霍姆斯医生所代表的一切所谓“理性”的社会规范。福柯认为，现代精神病医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父亲”和“法官”。他们凭借自己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让科学话语来对“疯癫”实行诊断和治疗。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塞普蒂莫斯的纵身一跃正是他对规训权力的彻底反抗，以死来捍卫人格的完整。生命的结束使其摆脱疯癫，但“疯癫”仍将超越死亡而取得胜利。

四、结语

本文运用福柯的规训权力、话语理论以及疯癫与理性的相关学说，从三个方面挖掘《达洛维夫人》中社会个体在规训权力下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揭示无处不在的规训权力剥夺个体主体性的残酷本质。通过探讨个体对规训权力的不同应对策略，展示了现代主体的生存困境：臣服于帝国权力的休之流，完全丧失其主体性并成为新的规训表征;反抗父权制规训未果，选择妥协但又心有不甘，以致萌发死亡念头的的达洛维夫人之流;以生命为代价，与所谓社会理性话语做彻底抗争的塞普蒂莫斯之流。然而在充斥规训权力的现代性社会，个体无论采取何种防御策略，仍难以逃脱规训权力的桎梏，进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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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