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感知下的旅游增权效能研究

2021-06-16 15:55席岳婷邓斌
经济研究导刊 2021年12期
关键词:社区参与乡村旅游

席岳婷 邓斌

摘 要: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乡村旅游在特殊的旅游扶贫政策下应运而生。21世纪初,伴随着其迅猛发展的势头,乡村旅游的很多弊端也随之暴露,其矛盾从本质上看大多是围绕着各个相关利益主体而展开,这必然不利于当地旅游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衡量一个乡村的社区旅游增权程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衡量当地村民对自身旅游增权的感知程度。因此,旅游社区必须要赋予社区居民以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方面的权力,让居民切身感受到自己和社区是一个“共同体”,从而促进乡村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旅游增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袁家村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2-0112-03

引言

乡村旅游是我国当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板块,将增权效能引入到乡村旅游有利于量化旅游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体验感知。由于乡村旅游具有效益扶贫、乡村振兴的特点,因此在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内,当地村民对于旅游增权的效能感知显得至关重要。在目前的研究中,以居民感知为基础的旅游增权研究案例大多集中在西南少数民族村寨地区,也有一小部分研究了古镇型、城市型旅游目的地的增权效能,很少涉及到乡村旅游及其社区。然而,在旅游扶贫、脱贫的大环境下,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村民对旅游增权的感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乡村旅游发展的成效。因此,对旅游社区参与的研究,特别是对乡村旅游增权效能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旅游社区增权及其理论基础

(一)旅游社区增权

旅游社区增权的雏形是旅游社区参与。社区参与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旅游发展研究中是源于1985年墨菲(Murphy,1985)正式提出的“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或 “基于社区的规划”方法。自此之后,它被广大旅游学者所认可和接受,并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而且在后来的国内外旅游研究和旅游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旅游社区参与中,对“权力关系”研究的缺失是社区参与“失败”的重要因素,这也揭示了旅游社区居民往往是处于“无权”或者“去权”的状态。当然,这两者都是相对于“增权”而言的。旅游社区增权就是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运用一系列的措施或手段,包括政治的、社会的、制度的、心理的等等,以提高社区居民的权力感知,去除内心的无助和消极的感觉,从而帮助他们迸发出一种足以对抗外来入侵权力的力量。其最终的目的是平衡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关系,进而促进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旅游公平

旅游增权理论涉及到的相关理论众多,如利益相关者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公平理论等。对于旅游公平而言,由于公平在旅游中的应用界限比较模糊,目前还没有比较权威的界定。笔者以乡村旅游为切入点,并基于三个公平维度对旅游公平进行阐述和理解。由于公平大多是基于弱势群体的存在而提出并有意义的,因此以下所提到的感知和态度主要是以乡村旅游中社区居民的感受为主。首先是旅游结果公平,即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对自身所得利益和他人所得利益对比后产生的一种较为舒适和满意的态度及表现。其次是旅游程序公平,它侧重于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过程的参与,即自身拥有一些可以影响旅游发展中各项因素的权力,这些权力或多或少都会增强居民内心的自豪感,因此会在感知上更强烈地觉察到旅游公平。最后一个即旅游互动公平,这個强调的主要是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尊重与有效沟通的程度,在此过程中,如果居民有较为良好的心理体验,那么可能会比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更能让人满意。

二、袁家村乡村旅游的发展概况

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位于中国陕西关中平原腹地,周边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已形成以昭陵博物馆、唐肃宗建陵石刻等历史文化遗迹为核心的点、线、带、圈为一体的旅游体系,先后被评为“2014中国十大最有魅力休闲乡村”“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以及“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等。袁家村在村党支部书记郭裕禄同志的带领下,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抓起,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致富的道路,很快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并且近些年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成功转型,创新发展了乡村旅游,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将袁家村作为研究的案例,除了其本身具有的典型的村集体主导模式、小康路上坚持脱贫攻坚、“一体四共”模式探索、鲜明的本土化发展之路这四个优势特点外,还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截至目前的旅游增权实证研究中,缺乏这类特色乡村旅游的样本;二是想要通过村民的旅游增权感知来进一步具体分析其特色的发展方法和理论与其实践的契合程度;三是可以根据调查出来的结果分析出优势与不足,从而为同类型的乡村旅游提供经验与借鉴。

三、袁家村旅游增权的四维度感知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运用斯彻文思的经济、政治、心理和社会这四个维度作为分类的依据,对袁家村村民的旅游增权感知效果进行了研究。其中,均值反映的是满意程度,标准差的大小反映的是感知的差异程度,用来衡量对同一个因子被调查者是否有趋同的认知。统计结果显示,均值和标准差由低到高分别是心理维度、社会维度、经济维度、政治维度。这说明,被调查居民在心理维度增权方面有着极高的认可程度和满意度。其次,对社会维度和经济维度方面感知是比较满意和趋同。最后,对政治维度方面的感知,均值较高,接近“不确定”,感知状态不良好,且标准差较大,说明人们对政治方面的感知存在着差异。

(一)经济维度

被调查对象在经济维度感知中整体偏向赞同,并且感知差异不大。总的来讲,袁家村旅游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整体趋于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优先安排当地村民就业,提供多种途径的就业方式,让村民共享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以此增强村民的经济感知参与度;二是采用村集体领导下的旅游开发模式,更好地运用经济效益共享机制,避免了由企业主导时出现的村民参与旅游经济权力的“被剥夺感”;三是合理的股份制经营模式。袁家村选择进行股份合作,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的高度统一,在自愿的基础上,强调清晰的个人产权,从而有效地促进了集体和农户利益的均衡。

(二)心理维度

如果说经济和政治的增权是具体的利益和权力的表达,那么心理的增权就是内在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其后续的能量往往要比经济和政治的增权更加稳固和强大。心理增权中极低的均值和标准差清晰地反映了被调查的袁家村居民的心理增权感知非常好,并且这样的认知普遍存在。袁家村之所以拥有非常好的的民风以及社区氛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给予居民强烈的心理认同导向和共享的意识。它始终坚持“共同富裕”和“脱贫致富”,不放弃任何一位居民,并且始终是以集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获取的不仅仅是民心,还有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强烈认同。因此,它能够让居民真正意识到集体的荣誉和利益就是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只有大家共同发展,自己的利益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实现。行为心理学家霍曼斯指出,人们彼此交往的背后,自我利益是一种普遍具有的动机,如果某种行为得到正面强化或奖赏,那么,这类行为将来具有重复出现的可能。袁家村的发展理念以及行动措施让当地居民成为了最大的受益体,而受益之后的居民就更容易对社区的与旅游发展相关的各项事务产生责任感和保护意识,对村集体也会产生强烈的认同,这也就是心理增权中比较重要的情感因子——“信任”的表现形式。

(三)社会维度

袁家村居民对社会增权维度的感知比较良好,社会维度增权的状况虽然整体效果不如心理增权,但是与心理增权趋势大致相同,它实际上是将居民在心理上的感知转化在了具体的社会事务中。不论是集体主义观念还是亲密的邻里关系,归根结底还是心理增权的结果。首先,袁家村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大大促进了女性的就业,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心理感知;其次,实现了旅游发展和社区发展的高度整合,增强了社区的情感归属感,这些都有利于旅游和社区之间内在一致性的发展。

(四)政治维度

政治增权意味着社区居民的诉求和利益具有更广泛的表达渠道和完善的伸张机制。结果显示,政治增权和其他三项相比,均值偏高,并且标准差也很高,说明它在居民增权感知中处于劣势的地位,认知偏差较大。具体表现为有些居民对自我权力的认知模糊以及信息的不到位,这种权力的“缺失”并不是指袁家村本身没有赋予村民以政治增权的机会,而是居民没有特别准确和清晰的行使自身权力的认知。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袁家村不仅要完善村民参与表达的各种渠道和机制,保障居民的个人权利,更要重视个体政治层面的增权,促使村民认识并积极使用自身的政治权力,毕竟个体增权是社会增权的核心。

结语

通过对袁家村家村乡村旅游中居民的增权感知进行的调查和分析,表明其在心理增权方面成效显著,在社会和经济增权方面处于中等水平,在政治上的增权有待改进和提升。其他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虽然都学习了袁家村旅游发展模式,但大部分只是模仿了外在形式,而忽略了袁家村成功的内核——即在对居民赋权方面的重视和付出。这也就是为什么乡村旅游发展中相关利益者之间经常产生矛盾、乡村旅游市场上同质化现象严重的原因。因此,在增权方面,乡村旅游主体应该要做到:一是在经济增权上采用有效的收益分配方式,二是在心理增权方面获取居民的认同和信任,三是在社會增权方面激发居民的集体责任感和情感归属,四是在政治增权上制定保障居民权利的制度。同时,在未来乡村旅游的发展中,随着各种新兴文化形态的注入,社区增权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保持社区文化的本真性,引导和保持社区居民对本地原真文化形态的认同和传承,这对于社区居民和乡村集体之间形成“共同体”纽带十分重要,有助于真正促进美丽乡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谢小芹.“村社本位”:社区参与的一种分析性框架——以贵州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个案[J].理论月刊,2020,(9):96-108.

[2]  张瑜.铜川照金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利益主体博弈研究[D].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15.

[3]  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58-63.

[4]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10版.[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1.

[5]  Regina Scheyvens,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J].Tourism Management,1999,(2):245-249.

[6]  孙九霞.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J].旅游学刊,2008,(9):22-27.

[7]  贺小荣,陈雪洁,郭红,张杨.遗产管理、旅游增权与经济增长:遗产旅游的可持续之道[J].经济地理,2019,(12):195-203.

[8]  张行发,王庆生.社区增权:化解乡村旅游目的地脱贫村民返贫风险的有效路径[N].中国旅游报,2020-06-05(003).

[9]  谢镕键,闭新英.增权理论视角下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以“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廖村为例[J].特区经济,2020,(6):107-111.

[10]  李同杰,刘晶晶.增权视角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路径优化探讨[J].南方农机,2019,(24):54.

Abstract:In the 1980s,Chinas rural tourism came into being under the speci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with its rapid development,many disadvantages of rural tourism have been exposed,and most of its contradictory nature revolves around various relevant stakeholders,which is bound to be detrimental to the fair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tourism empowerment in a rural community is to measure the degree to which local villagers perceive their own tourism empowerment.Therefore,the tourism community must give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economic,political,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rights,so that the residents feel that they and the community is a“community”,thereby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y tourism.

Key words:tourism empowerment;rural tourism;community participation;Yuanjia Cun

[责任编辑 晓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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