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精神的党内政治文化意蕴

2021-06-18 17:58朱小宝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1年3期
关键词:党内政治文化红色基因

摘要: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表现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的忧患意识,廉政勤政、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良好作风,艰苦奋斗、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等,是党内先进政治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赶考精神富含党内政治文化意蕴,明确了党的基本执政理念,表明了党的基本执政方略,指明了党的基本行为逻辑,规定了党员干部的基本行为规范。弘扬赶考精神,对于防范和抵制庸俗腐朽的党内政治文化,培育和发展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赶考精神;党内政治文化;执政理念;红色基因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1)03-0069-07

党内政治文化是政党的精神旗帜,是党员干部的精神标识,是维系政治生活有序运行的“情感基座”,是党的信仰之基、发展之源、行为之舵,反映着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健康、优秀、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和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文化升华,是守护共产党人共同精神家园的客观需要,是我们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抓手。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一全新课题,科学系统地阐释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和实践理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1]26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与周恩来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赶考”这一重要命题。由这一命题所衍生的“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柏坡时期酝酿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迎接执政挑战应有精神状态的高度概括……是西柏坡精神的制高点”[2]。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构成和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关于“赶考”的论述,先后多次在重大场合、重要会议上强调了赶考精神[3-5],指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彰显了赶考精神的重要地位。新时代,我们面临党内外一系列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探究赶考精神丰富的党内政治文化意蕴,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赶考精神是党内先进政治文化的重要“源头”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6]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诞生的,并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不断发展先进文化的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丰富的、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可以说,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党的党内政治文化生成史。我们要传承和发扬好这些文化,发挥红色基因的积极作用。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秉持赶考之心,坚守赶考之志,践行赶考之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即将踏上执政的新征程。因而,赶考精神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的浴血奋斗中孕育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的革命文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既是我们党革命精神的亮点,也是革命精神的拓展;既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时代精神,因此,它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价值灵魂。夯实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7]。赶考精神所蕴含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的忧患意识,廉政勤政、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良好作风,艰苦奋斗、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政治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生动体现,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赶考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熏陶下的文化结晶,标识着党内政治文化的科学发展方向。自中国共产党诞生起,赶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践行使命的征程中。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题,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和摸索,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终于开创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适合中国革命、国情实际的正确道路。这份答卷,正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产物。而赶考精神,也正是革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赶考精神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奠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传统根基。赶考,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通常是指赶赴科举考试,赶考可谓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毛泽东提出“赶考”命题,是第一次将其文化喻义引申至政治领域,实现了从文化赶考到政治动员、从抽象到具体的生动转化,形象地表达了我们党的执政决心。进京赶考,还必须提到李自成进京。正是因为李自成进京因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仅42天就败退的惨痛教训,警醒着毛泽东等革命领袖、警示着全党同志,提醒我们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赶考,是我们党永续的执政课题,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持续接力。厚植党内政治文化,弘扬党内先进政治文化,需要弘扬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廉政勤政、永不懈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乐观自信”为基本内涵的赶考精神。我们要弘扬党内先进政治文化,就必须充分发掘党内先进文化的“不竭源泉”,就要继承和弘扬我们党的革命文化。

二、赶考精神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理念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我们时常可以感知到“人民”一词的频度,可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这也标识和彰显着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执政理念。他还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8]。中国共产党的赶考精神,就内涵了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价值取向,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赶考精神浸润和贯穿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人民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京赶考”的目标与这一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是高度一致的。正是在赶考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才书写了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历史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一个历史周期率:首先是农民起义,然后是军阀割据或外部势力入侵,造成旧王朝覆灭和新王朝替代兴起。在这样一个周期里,有的王朝长则几百年,有的则只有十数年甚至几十天。当旧王朝覆没、新王朝确立时,大多数建立者一开始一般能够铭记前朝灭亡的深刻教训,做到励精图治、休养生息,最终使该王朝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期,也可称盛世期或“治世”,我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即是如此。再之后,由盛转衰,开启新一轮的历史循环。这实际上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讲的历史周期率现象,充分说明如果执政者考试不及格,就会失去执政资格,就会被历史潮流所淘汰。弘扬“赶考精神”,秉持赶考心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考官”和“阅卷人”地位,把“人民是否拥护的态度、是否赞成的感受、是否高兴的情绪、是否答应的反应”[9]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准绳和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在“赶考”征程中,为什么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党始终践行了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革命战争年代,搞土改、分田地,减租减息,努力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建国以后,加强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力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是如此。赶考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遵循,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赶考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与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完全契合。“进京赶考”,只有执政为民,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赶考”,就是要把执政党自身置于“学生”“考生”的位置,把人民群众奉为老师。“赶考”的精神实质,就是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一切想着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以维护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为最高追求和根本旨归。

三、赶考精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方略

厚植党内政治文化土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践行使命担当,这是赶考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我们党的优秀品质,也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方略。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古老民族,《易经》有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左传》则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孟子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先秦时代,忧患意识就开始起源,并为后世思想家、政治家所继承和发扬。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倍受西方凌辱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越发强烈。可以说,忧患意识已经深深浸润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中,也是成为我们党赶考精神形成的文化渊源。单从我们党的诞生来说,就与忧患意识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就诞生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并在此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体现出在忧患中战斗奋进的政党品质。中共一大,就因为密探的袭扰,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才把会议开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初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危险是显而易见的,稍有疏忽就有成批的人蹲监狱甚至掉脑袋,因此,我们的忧患意识是非常强烈的。正因如此,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时刻,一些投机分子思想开始动摇,一些封建残余思想如“加官晋爵”“封妻荫子”等开始死灰复燃,逐步迷失在敌人的“糖衣炮弹”攻击下。因此,毛泽东特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他总结了因为胜利给我们党带来的四种情绪,即“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并特别强调了一些意志薄弱者可能经不起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0]1438彰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也沉浸了深深的忧患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指出“全党全国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充分估计困难和挑战,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11]。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国际国内的复杂繁重挑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12]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1]24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赶考终极目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化解赶考路上的风险挑战。

四、赶考精神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行为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行为逻辑体现在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伟大赶考征程中,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塑造形成的独特政治优势,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关键要素。

一是明确自身角色定位,树立良好形象。“赶考”命题提出之初,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是我们即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毛泽东用伟人特有的预见性,警示和告诫全党务必“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10]1438-1439,这充分表明我們党明确了自身的角色定位。在随后的执政赶考中,我们党因应时势,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定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13]。在伟大赶考征程中,我们党逐渐用实际行动树立了自身的良好形象,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获得了民意,从而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士参与到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当中来,从而凝聚了力量。

二是要沉着应对国内外形势和风险挑战。应对国内外形势和风险挑战,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所谓赶考,就是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征程中,面对时代所提出、产生的各种考验和考题,提出应对之策、书写时代答卷。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方面,美苏对立,冷战格局形成;国内方面,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奋战,经过“三大战役”,即将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尽管如此,但仍然存在极大的风险,许多残余反动分子和反动势力还并未清除,外部也面临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吓,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所面临的执政困难和风险也相当多。因此,党十分强调正确认识国内外环境变化,进而明确前进方向,制定前进方针。同时,党也强调要科学地评估执政赶考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既要有好的打算,也要有坏的准备。党的执政赶考征程告诉我们,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须因时而动、因时制宜,以更好应对时代环境和时代要求。新时代,越是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无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国内纷繁复杂的形势,我们越要保持“赶考”清醒,发扬“赶考”精神,抵御各种风险,迎接各种挑战。

三是明确工作重心,认清中心大局。明确工作重心,认清中心大局,这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突出方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因此,必须分清主次,少走弯路,不走邪路。比如,在建国初期,我们党正确认识到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医治长年的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我们党正确认识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均是如此。新时代,我们更应准确把握改革方向和发展大局,在纷繁复杂形势中把准改革脉搏,始终保持廉政勤政、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在传承和弘扬“赶考”精神中奋力推进伟大事业。

五、赶考精神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基本行为规范

党员是一个政党活力之源,党员素质、党员行为决定政党的品质和作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需要规范党员政治行为。赶考精神明确了党员应该发扬和保持廉政勤政、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良好作风和艰苦奋斗、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当年的进京赶考,提出了切中时弊、振聋发聩的“两个务必”和“六条规定”,还提出了进京“八项规定”,打造了“进京赶考”的严明纪律规矩,这既是思想警示,亦是纪律保障。中国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因为有铁的纪律作保证,党的赶考才取得了让人民满意的成绩。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因子。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党员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加强自身修养与建设。这些行为规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遵循和发扬的优秀品质。“赶考”路上,中国共产党是答卷人、是考生。相比革命战争年代的党员,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党“代际继替”的重要时刻,一大批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已经成为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其中,走上省部级岗位有不乏被称为“六○后”的,而大批新党员已是“八○后”成为主流。他们的优势是文化素质高,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改革创新意识强、业务水平较高、工作能力较强,但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缺乏对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极端重要性、必要性的深刻体验。因此,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必须明确党员基本行为规范。在百年“赶考”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在成绩面前,我们有些同志滋生了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情绪。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同时,我们要继续艰苦奋斗,保持奋发进取、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将是难以自立自强、难以发展进步、难以兴旺发达的。艰苦奋斗可谓我们党的传家宝,过去打江山搞建设靠的是艰苦奋斗,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仍然要靠艰苦奋斗去开创、去实现。我们可能听过这样一些歌谣和俗语,比如: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又比如: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说的就是这一点。今天,我们无限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我们的信心更足了,能力更强了,但这一宏伟目标绝非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还需要我们继续不懈努力。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我们应正确理性冷静看待胜利、成就和困难,始终保持励精图治、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不断争取新的更大成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一些庸俗腐朽的不良政治文化,例如所谓“关系学”“潜规则”“厚黑学”等[7]。赶考精神所内涵的丰富而深厚的党内政治文化意蕴,是我们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涵养良好政治生态的宝贵资源。弘扬赶考精神,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有利于抵制庸俗腐朽的不良党内政治文化,有利于塑造健康清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我们党在“赶考”征程中保持头脑清醒和坚实步调,有利于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新时代,我们要厚植党内政治文化土壤,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包括赶考精神在内的党的优秀革命文化,充分发挥赶考精神的导向、激励、约束功能和价值,不断培育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政治意识,不断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郭建,郭欣芳.“赶考精神”内涵再探析[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4):49-54.

[3]习近平: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再访西柏坡侧记[N].人民日报,2013-07-14(01).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02).

[5]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7-01(01).

[6]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N].人民日报,2017-01-07(01).

7]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EB/OL].(2017-01-03)[2020-12-20]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03/c64094-28995008.html,2017-0103.

[8]習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01).

[9]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5-16(01).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N].人民日报,2012-12-05(01).

[1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全文[EB/OL].(2014-10-13)[2020-12-2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3/c_127090941_3.htm?t=123.

[13]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

责任编辑:袁建涛

收稿日期:2021-01-12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话语传播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YBA286)

作者简介:朱小宝,男,湖南桂阳人,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国政治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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