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高级记者

文_严元俭

我12岁因贫失学当樵夫，14岁下地干活做社员。劳作归来，学着各级各类党媒开始写稿投稿，从生产队的“泥脚杆报道员”起始，一步步走成了绰号叫做“农民”的高级记者。回顾这一历程，几个字跳出我心田：我爱党媒长为民，党媒爱我土清香。

一粒土的清香，发自古老而鲜活的大地。

余香还在。

一

1970年春，我饿着肚子，把生产队里选育秧人的事写了篇小通讯。那时节，许多人还没有摆脱饥饿的纠缠。“秧好半年稻，稻丰碗有米”。春耕备耕时，最疏忽不得的就是育秧呀！农民这一心声，在《选育秧人》里表达了，经编辑修改，在《浙江日报》登了出来。这是我与党报的第一次亲密结缘。

第二次亲密结缘是在1974年。那时，我是大队团支部学习委员，拉几个青年建了个学理论小组。组员们每五天来我家一晚，联系本地的实际学理论，学了理论试着去解眼前的难题。这年春夏，我们田头活儿忙又忙，上级却要我们做批林批孔的小老虎。大批判会场里长不出好庄稼呀，我们耍虎威的主要舞台不是会场是田间！我们学理论指导实践，不仅带头干农活，而且尽心协助队长搞生产。这事被驻队干部上报，先是县里派人来调查，最后是国务院派人来调查，每次调查都得到肯定和激励。县委报道组来采访，在《浙江日报》登了一篇通讯，报道了我们学理论小组的事情。

二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我与党媒的缘分就难解难分了。

1979年，大桥公社文三里大队瓦窑生产队悄悄地把山上的旱地分地到户种饲料粮，猪养多了，提前完成了国家派购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