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翁董老年小像赞》考释

邢平元　王海涛

摘 要：现存署名董其昌的《封翁董老年小像赞》为其晚年书法艺术真迹，以往研究文章未见探讨。文章通过对《封翁董老年小像赞》涉及人物的探讨，对该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以董其昌、董汉儒之间交往为线，侧面揭示明代官员社交的维系情况，对《封翁董老年小像赞》中体现的书法艺术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董其昌;董汉儒;历史;书法;艺术

现存濮阳县档案馆的《封翁董老年小像赞》（图1）（以下称《赞语》）①为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亲笔撰写，内容是董万斛人物画像的题头赞语，《赞语》与下部人物肖像画合则一体，分则独立。董万斛②，明代开州（今河南濮阳）名宦董汉儒之父。画像为纸质彩绘本，为持竹杖站立全身人物像，在濮阳董氏家族内传承日久，保存条件有限，画像部分腐朽破败，严重缺损呈不规则三角状，现存画像部分仅依稀可辨，尺寸已无法测知，已废。为确保董其昌真跡的安全，后人将赞语部分单独揭裱保存，自成一篇。董其昌真迹《赞语》横长74厘米，竖宽35厘米;文字共16行，满行文字9到11字不等，共154字（资料显示为156字，今存件缺“拜撰”二字），以行楷书就，未见钤印。

1 录文及简释

录文：

封翁董老年小像赞/

怀仁为质，蕴义生风。在约能/施，在满能冲。千金可散，三命/益恭。寔生瑞凤，光我豢龙。中/丞材美，孰养之成？中丞勋/烈，孰教之忠？家有严君，国/有钜公。恩流宗党，/帝赐乃荣。行表乡闾，世美益/融。神情穆穆，丰度雍雍。/鸠邛安稳，熊梦感通。盖/其忘机去智，已游于无怀、/葛天之世;而鹤发台背，将/浮丘、洪崖之与同。此画史/能写翁之道貌，而野史亦/写翁之纯衷也欤！/

华亭年家子董其昌顿首（拜撰）/

简释：

董其昌的赞语盛赞了董万斛（以下称董公）胸怀仁德之心，外表威仪有加，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在贫困时也能够恤贫怜弱，在丰足时能够保持勤俭持中。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气魄，多次受到皇帝封赏，依然保持谦恭的态度，为国家培育出了栋梁之材，光大了董氏门庭。董汉儒（开州）身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的才干，他的忠心为国，都是董公您的功劳。您作为家中的严父、国家的重臣，恩惠遍布宗族乡党，更因为有皇帝的封赏增加了荣光。您的行为成为乡里的表率，受到世人称赞而愈加亲近乡民。董公神情庄严肃穆，雍雍大方自然，抚育出了国家干材，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依然与世无争，恬淡自然，俨然为太平盛世之中品行高洁的隐士，一副白发垂髫、谦和恭敬的神态，宛若传说中的仙人、仙翁。画师技艺高超，画出了董公超凡脱俗的容貌，我（董其昌）也能表达出董公的高洁品德和光辉事迹。华亭同科进士之子董其昌撰写。

三命益恭之“三”指多次。濮阳董氏家谱，记录了董万斛（及夫人、母亲）因子贵获朝廷封赏：万历二十一年为文林郎、万历三十二年为中宪大夫、万历三十四年为通议大夫、万历三十九年为通奉大夫、泰昌元年赠为正议大夫资治尹（已卒）、天启二年赠为资政大夫。这些封赏当在《赞语》撰写之前。

由“顿首拜撰”可知，该《赞语》为董其昌撰文并书写，不但让我们能够一睹董其昌的书法真迹，还让我们欣赏到董其昌雅丽的文采，透露出董其昌学富五车，笔下骈俪成体，观之斐然。

2 涉及的人物

2.1 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松江府上海人，后迁籍华亭①，明代著名书画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崇祯九年卒，谥号“文敏”，《明史》有传②。万历十七年（1589年）登二甲第一名进士③，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天才俊逸，少负重名。

董其昌在艺术方面的声誉，远大于其作为政府官员的影响。其书画方面自成一家，开创了“华亭画派”并成为其领军人物。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④。

时人认为董其昌的书法艺术水准，与北宋米芾、宋元间赵孟頫不分高下，不为虚言。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⑤。

关于董其昌的籍贯，《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字玄宰，松江华亭人。”《松江府志》卷五四：“董其昌，字玄宰，华亭人。”传世的文集、方志中有不同表达。《华亭县志》卷一十二：“案其昌为上海人，后居郡城龙门寺西，为娄境⑥。”《上海县志》卷七：“挂颊山房在城西南，董其昌筑，今其地犹呼‘董家宅云。”大凡金石之作，董其昌自署皆为“华亭”。这里涉及古代科举考试中的占籍问题。所谓占籍，常指上报户口，入籍定居，即户口的迁移。这里所说的占籍，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移民。《南吴旧话录》：“董思白止田二十亩，上海蠧胥将中以重役，思白远遁得脱，后子、丑联捷，遂占籍华亭。”这里说明，董其昌当时为了逃避“重役”，在急迫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云间杂识》：“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区人亦令朋役，致弃家远遁，后登翰苑，且别其籍，不敢认为上海人。⑦”董其昌占籍华亭不是为了取得好成绩，而是为了逃避“重役”，是不得已而为之。华亭（县）与上海（县）相邻，远离松江府，管理相对松散。

自上海（县）迁移至华亭（县）后，董其昌于十七岁（古人用虚岁，隆庆五年，1571年）参加松江府学考试，知府衷贞吉因其书法不佳，取其为第二名⑧。在明代，占籍问题已经被重视，尤其在参加科举考试方面，董其昌能在松江府参加考试，在当地应该学习了一段时间，取得了华亭（县）的报名资格。华亭（县）与上海（县）相比，离松江府更远，迁籍后，其父亲作为一个教书先生，致富能力不强，直到其十七岁参加府试，家庭经济条件依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所以“董思白止田二十亩”为董家迁籍迁前财产。以往资料未见其迁籍的具体时间，以此推断董其昌应该在十六岁前由上海（县）迁居华亭（县）。

2.2 董汉儒

董汉儒（1562—1628），字学舒，明代开州沙堌堆（今濮阳县海通乡）人，《明史》有传。万历十七年（1589）三甲第86名，与董其昌同登焦竑榜进士⑨。授河南府推官，入为户部主事，湖广左、右布政副使，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尚书等职。居官40年，有政声。“（崇祯）追胥甘肃功，即家进太子太保，荫子锦衣百户。卒赠少保，谥肃敏⑩”。

据现濮阳县档案馆收藏的董汉儒夫人刘氏诰命圣旨记载（图2～图5），董汉儒初任河南府推官，二任户部陕西司主事，三任本（户）部山东司署郎中主事，四任山东按察司佥事，五任本（山东）省按察司副使，六任本（山东）省按察司副使，七任本（山东）省布政使司右参政，八任本（山东）省按察司按察使，九任湖广按察司按察使，十任本（湖广）省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十一任今职，指“湖广按察司管司事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该诰命封赏时间为万历三十九年（1611）。

其后，在万历四十年（1612），董汉儒授官右副都御使，巡抚湖广。神宗赐赏福王庄田，责湖广4400余顷。汉儒以无所得田土为由，请岁输万金代租。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二月二十八日，其父董万斛卒①，忧归（当在万历四十三年）。

光宗立（1620），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天启改元，辽阳失守，简精卒二千入卫，诏褒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协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书。后因谏“荫锦衣官皆予世袭”为阉党所弹劾，上“不纳”。

天启三年（1623），董汉儒以“母忧归”。崇祯元年，“即家进太子少保”，是年卒，后赠谥肃敏②。

董其昌和董汉儒同为万历十七年（1589）焦竑榜进士，为年谊之好。同榜进士有同年、年谊、年家之称谓。故《赞语》中有“年家子”。本科共取士347名，其中二甲67名，三甲277名。登士后董其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董汉儒下放河南府推官。在两个人的宦游履历中，可以发现其有交际的时间和机会。虽然董其昌多次乞休，长时间辞官在家，但其二人的交往是在所难免的。董其昌本人善于结交，性格外向，情商极高，“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③。

董其昌由困顿登科，其后就着意结交，积极与周围师友交往。其中包括会试的主考官许国以及馆师沈一贯、韩世能、田一俊，也包括焦竑、王衡、朱国祯、吴正志等后来与董其昌过从密切的同年。科考试造就了进士同门，形成同年间的横向关系以及座师、生之间的纵向关系，这样的联系会持续一生，尤其是在晚明官派争斗日益严重的政治环境下④。《赞语》就包含有着意结交的成分。“大多数文人官员都会用大家同出一个师门这样的关系在远方的城市为自己寻找友人，他们这样接触的目的是编制对自己当官有用的盟友网和恩眷网⑤”。

董其昌十七岁府试为秀才，三十五岁（1589）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此后其仕途生涯中三进三退，80岁告老还乡，亦官亦隱45年，总计为官18年，退归田里27年⑥。初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皇长子（光宗朱常洛）讲官，但一年之后，他就奉旨以编修养病，“家食二十余年”。光宗继位，董其昌以帝师身份授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但光宗执政一个月就驾崩，天启改元，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把持朝政，天启五年，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后即退隐“家居八载”。崇祯五年（1632），政局趋稳，77岁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次年，温体仁将周延儒排挤出内阁，党争又起，崇祯七年董其昌又辞归回乡。

综上分析，该《赞语》应书于1620年至1623年间。此时董其昌在京为太常寺少卿，掌国子司业，奉命修《神宗实录》。董汉儒起复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天启改元，入卫京师，后为兵部尚书，直到天启三年（1623），董汉儒以“母忧归”。《赞语》应该在起复后至丁忧之间撰写，此时，二人均在京城为官。

该《七律诗》（图6）气韵与《赞语》（图7）近似，成熟而圆润，董其昌书法多不受格式的拘束，在奉命而为或限制之下，才会有如此洒脱又透露着郑重的刻意。《赞语》与此《七律诗》类似，故亦能得出《赞语》创作的大致年代在其60岁之后。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董其昌之父亦名董汉儒，与开州董汉儒重名重姓。在《董其昌告身册》有载“累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董汉儒，乃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其昌之父”云。《上海县志》卷十三：“父汉儒，耿介力学，其昌自外塾归，汉儒夜从枕上口授经义。”

董其昌与董汉儒（开州）为同榜进士，又有共同在朝的经历，虽然董其昌才高八斗，优于常人，但董汉儒后来居上，惺惺相惜，相互结交是必然的。作为同姓，是为本家，感情上会更亲近一些。加上董汉儒（开州）与董其昌父亲重名重姓，古人对父母名讳是相当注重的，虽然董其昌年长董汉儒（开州）七岁，但肯定会心怀特殊的感情。董其昌为董万斛撰写小像赞语也就合情合理了，有机会而且有条件。

从现有资料可知，对于才华横溢的董其昌来说，由于出身贫寒，后来通过售卖书画，生活得以改善，加之他头脑灵活，出售书画是其一个时期的主要经济来源。得中进士，既可进身仕途，也有利于扩大自己在书画界的影响。“书因人贵”在董其昌书画名望和政治身份方面得到体现。再者，明代中后期，朝廷内结党严重，书画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社交媒介功能愈发凸显。董其昌基于仕发展，逐步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并将书画广泛地运用于社交之中，书画成为其维系、处理仕宦、文友、商业圈中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这种情况之下，撰写《赞语》也是同僚间乐为的事了。董其昌兼具文人艺术家、官僚士绅的双重身份，在政治声望与文化声望相互作用下，凭借掌握重要的文化资本而掌控社会话语权，逐步成为社会多方力量所公认的文人领袖之一①。

3 艺术价值

董其昌一生勤于创作，矢志书画，加之身体健康，享有高寿，所以传世作品丰富。关于书法艺术方面董其昌有“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的观点。这一观点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第一次用韵、法、意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成为这一理论的源头。这一概念，也指导着今人认识、分析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作品。董其昌在当时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顺天米万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

作为明代著名的书法大家，董其昌的书法风格影响着后来者的创作，其书法理论指导着后人的着力方向。董其昌书体淡雅秀丽，既有王羲之的流畅，又不失赵孟頫的圆润。自成一体，领百年之风骚，“片楮单牍，人争宝之”至今依然。《赞语》短短154字，流传民间400年，“以之为宝”当不为过。

从其传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其临帖作品所占比例不小。可见他重视临帖，而且他一改别人临帖三缄其口的做法，而是大张旗鼓地注写临某某帖，“吾书无所不临仿”，有传世临帖晚年愈多的现象。传世书作，所临大家涵盖了：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钟绍京、徐浩、怀素、杨凝式、米芾等。而其内心较为推崇杨凝式，《赞语》亦能看到临帖的影子。

董其昌独特的书法艺术与其青年时期的长期博采众家有关。“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只要脱去左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唯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②。其一出一入，脱胎换骨，成就了一代大家。

他书法风格的形成是其独特书法创作观的映现，而他的书法创作观又在大量的题跋中流露出来③。在《赞语》中，短短154字，已经将王羲之的洒脱、虞世南的含蓄、柳公权的遒劲严谨、杨凝式的爽利挺拔融于一体。虽为应制之作，谋篇布局、书体点画均不失为一篇佳作。

4 结语

《封翁董老年小像赞》是董其昌晚年时期书撰真迹，该作品的形成时间在董其昌书法艺术的成熟期，在艺术特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二董生活的时代，朝廷内官员间存在着广泛的结交，这种着意的交往在求进取、谋安身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同姓、同年，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关系网的维护方面，《赞语》的产生都是顺理成章的，为后人研究董其昌艺术风格，探讨明代官宦交往提供了难得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