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藏安杖子出土封泥的再认识

2021-06-22 02:32张书慧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沈阳110167
关键词:印文官印西汉

张书慧(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沈阳 110167)

1979年4月,辽宁省文化厅组织的文物普查培训班凌源队调查并发掘了凌源安杖子古城,收获了一批夏家店上层文化、战国(燕)至西汉时期的珍贵文物。该城址H4 出土18 方封泥、H3 出土1 方封泥,是目前我国集中出土封泥的最北地点。这19 方封泥分别是:右美宫左(H3出土)、、夕阳丞印、廷陵丞印(2 方)、薋丞之印、昌城丞印、广成之丞(4 方)、白狼之丞、当城丞印、泉州丞印、无终□□、阴□丞□、□□铁印、□□丞印、□□□印(此处释文以《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为标准)。1982年辽博入藏了“广成之丞”“廷陵丞印”各1 方,以及其余13 方封泥,共计15 方安杖子出土封泥,构成辽博重要馆藏。自1980年后,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安杖子封泥的时代鉴定、印文释读、历史地理研究的论文。近年来,关于安杖子出土封泥的时代,学界已经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即“右美宫左”“”为西汉封泥,其余均为秦封泥,在印文释读和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也有了新的认识。但其中一些印文释读尚有疑问,也没有封泥背面痕迹分析、封泥土质土色分析,以及与其他秦封泥的比较研究,并且尚未与国内秦封泥研究同步。本文基于辽博馆藏,结合以往研究,重新梳理安杖子封泥,释读其中不确定的释文,并对封泥的背面痕迹、土质土色等进行观测,与其他出土秦封泥进行比较,总结安杖子秦、汉封泥的特点,希望能为研究者提供更多资料。

一、安杖子封泥研究现状

关于安杖子封泥的研究,主要有时代鉴定、印文释读和历史地理研究几个方面。时代鉴定上,早期的研究中普遍认为安杖子封泥是西汉封泥,以李恭笃和王绵厚的研究为主。李恭笃1980年发表《封泥浅谈》最早介绍安杖子封泥,以安杖子古城时代为西汉作为前提,认定这批封泥为西汉时期[1];其后分别在1994年发表了《凌源安杖子古城出土一批西汉封泥》一文和1996年发表了《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均认为安杖子封泥为西汉封泥。2000年王绵厚和郭守信主编的《辽海印信图录》,著录了辽博馆藏安杖子封泥中的14 方,直接将这批封泥的时代认定为汉,未做关于时代的讨论。学界认为安杖子封泥中存在秦封泥是在1995年西安相家巷秦封泥的集中出土之后,1998年周晓陆、刘瑞所作《90年代之前所获秦式封泥》一文,根据安杖子发掘报告,将“无终□□”“白狼之丞”“廷陵丞印”“薋丞之印”“广成之丞”“夕阳丞印”“昌城丞印”“泉州丞印”8 件封泥认定为秦式封泥①,首次对安杖子出土封泥的时代提出了新见解。2000年周晓陆、路东之主编的《秦封泥集》,在《90年代之前所获秦式封泥》一文基础上,增加了“当城之丞”1 方共计9 方封泥,鉴定为秦封泥,并指出安杖子封泥是“应当引起十分重视的一次较大批量的秦封泥出土”[2]。2018年崔璨的硕士论文《秦泥封的发现与鉴定》将安杖子19 方封泥的时代进行了划分,将“右美宫左””鉴定为汉代,其他17 方封泥鉴定为秦代。

印文释读方面,1980年《封泥浅谈》一文最早发表了11 方安杖子封泥释文:“右北太守”“右美闾左”“夕阳丞印”“廷陵丞印”“薋丞之印”“昌城丞印”“广城(成)之丞”“白狼之丞”“无终□□”“当城之丞”“泉州丞印”,奠定了安杖子封泥释读的基础。1994年《凌源安杖子古城出土一批西汉封泥》一文中,首次发表了全部的封泥释文,在前文基础上增加了4 方印文不全的封泥“隂□丞□”“□□铁印”“□□丞印”“□□□印”,将“右美闾左”改释为“古美闾左”,注意到这些封泥的文字存在笔画粗细不同,并据此将“古美闾左”和“右北太守”封泥认定为笔画粗壮的类型,其他17 方封泥为笔画清秀稍细的类型。1996年《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一文中沿用了前文对封泥的释读和分类,将“古美闾左”改释为“右美宫左”,并首次公布了其中11 方封泥的拓片,此后的研究大多以此文作为资料来源。2000年《辽海印信图录》大部分释文与李恭笃文中一致,将“□□铁印”误释为“□□御印”,根据《汉书·地理志》将“隂□丞□”考证为“是一大突破,确认了这方封泥实际是辽东郡险渎县的官印封泥。2018年崔璨《秦泥封的发现与鉴定》一文中将“释为”,“右美宫左”读为“右宫左美”,是比之前更为合理的释读。

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一是以认定安杖子封泥为汉代作为研究前提,探讨安杖子出土封泥所代表的汉代郡县历史地理。1980年《封泥浅谈》提出安杖子封泥中“除当城属代郡外,其余大都属右北平郡辖县……对我们研究安杖子这座西汉时期的古城址经济、文化的发展,是难得可贵的材料”[1](71)。1994年《凌源安杖子古城出土一批西汉封泥》进一步说明泉州属渔阳郡,“封泥云集古城,反映出国家军、政机要秘令在这里来往频繁。可见安杖子古城在北方历史的重要地位”[3]。1996年《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在前文基础上,根据这批封泥印文结合出土陶文,认为安杖子古城应为“右北平郡的石城县”[4]“对研究西汉时期的北方疆域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同时为安杖子古城址属县的确立及深入研究右北平郡各县的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4](234)。2000年《辽海印信图录》中根据封泥印文,结合《汉书》考证了广成、白狼、薋、泉州、无终、险渎等县在汉代的故址。二是通过鉴别出安杖子封泥中的秦封泥为前提,集中研究安杖子秦封泥的历史地理情况。1998年周晓陆、刘瑞所作《90年代之前所获秦式封泥》一文中,通过对安杖子出土秦封泥的鉴别,探讨了无终县、白狼县、廷陵县、薋县、广成县、夕阳县、昌城县在秦时约属右北平郡,泉州县在秦时约属渔阳郡,并考证了白狼县地望在今辽宁省建昌县西北,广成县地望为今辽宁省建昌县,夕阳县地望约在今河北省遵化市,昌城县地望在今河北省丰南县,泉州县地望在今天津市武清县。2000年《秦封泥集》在前述的基础上,确认了“当城之丞”为秦封泥,考证当城县秦时约属代郡,今在河北省蔚县东北。提出“通过秦封泥的研究,可见印证了史书记载属于秦置的一批县,又发现一批原属不清而归之于汉代的县名,更发现一些未经记载之县名”[2](65)。确认无终县曾做过秦时右北平郡郡治,而白狼、廷陵、、广成、夕阳、昌城、泉州、当城这8 县,“原不明是秦置拟或汉置,而现依封泥确知其为秦置”[2](65)。2005年周晓陆、孙闻博《秦封泥与河北古史研究》一文,将安杖子出土封泥中地望在今河北省境内的“当城丞印”“泉州丞印”“昌城丞印”“无终□□”“夕阳丞印”“廷陵丞印”“薋丞之印”,通过《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地理资料的记载,考证了当城、泉州、昌城、无终、夕阳、廷陵、在今河北省的位置,指出像夕阳、当城等县的名称,早在秦时既已设立,沿用至汉,强调这批封泥中的河北境内秦县,“占了目前所见封泥上的河北秦县的一半之多,反映了秦对于北部边防的关注与重视”[5]。

安杖子封泥出土时,学界对于秦、汉封泥的区分尚未明确,李恭笃等人发表的文章中未能正确认识安杖子封泥时代,因而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也出现了偏差,但后来安杖子秦封泥历史地理的研究也恰恰证实了汉承秦制的事实。西安相家巷秦封泥出土后,学界形成了秦封泥鉴定的标准,安杖子出土封泥的时代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认识,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终于走上正轨。目前安杖子出土封泥的时代鉴定、历史地理研究基本上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但的“渎”字尚有可疑处,“□□铁印”“□□□印”“右宫左美”的释文也不完全正确。本文结合辽博馆藏,对这5 方封泥重新进行释读,并对辽博所藏安杖子封泥的背面痕迹、土质土色等进行观测,对比《秦封泥集》公布的相关数据,归纳安杖子封泥的特点,明确秦、汉封泥的区别,方便以后学者对秦、汉封泥的判断和相关研究。

二、五方封泥的释读

泥面阳文印文凸起不高,可见田字界格,现存第1“险”、第3“丞”两字,经《辽海印信图录》考证为“。此封泥看不到印文第2 字,《辽海印信图录》根据“险”字,查证《汉书·地理志》,将之考证为“险渎”,是一种合理的推断。而2005年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年而作》(碑林集刊,2005年)一文中,第45 例为“险犊丞印”,其考证为辽东郡险渎县,“险犊即险渎,秦属辽东郡”[6]。此文是作者2005年所见北京“文雅堂所藏数十品新的秦职官、地理封泥,择其文字清晰、内容重要者50 例,稍分节目,略作考释”[6](311),“犊”的这种写法应该是更可靠的信息。因此,此封泥的释文应为。险渎县秦时属辽东郡,颜师古注:“县以水险,故曰险渎。”县治在今辽宁省台安县东南孙城子。

(二)□□铁印 秦(见图1-11)

泥面阳文印文不清晰,隐约可见十字界格,前两字缺失,仅余后两字。此封泥两字一般认为是“铁印”,查看封泥剩余字迹笔画,“铁”字准确,最后一字不是“印”而是“丞”字,此封泥印文应为“□□铁丞”。与此封泥印文相似的秦封泥有“采赤金丞”[6](312)“河南铁□”等,均是掌管采矿业的官印。秦代在各地郡县设有官营制造业,“□□铁丞”应是秦代地方负责管理采铁相关行业的官印。

(三)□□□印 秦(见图1-13)

泥面阳文印文凸起不高,隐约可见十字界格,仅余二字,泥面残留印文看不出“印”字笔画,原释“□□□印”不准确,目前难以确定这两字的释文,仅释为“□□□□”。

(四)右北平印 西汉(见图1-14)

泥面阳文印文凸起,笔画深刻规整,印文前两字“右北”,第三字残余右半边,第四字残余右侧笔画。从发掘至今,此封泥的印文有“右北和“两种释读,“是李恭笃根据残留的印文推断出来的,但2018年崔璨的论文中提到“考证史书,并无‘右北’之地,笔者推断此泥四字或为‘’”[7]。从高清照片来看,封泥第三字残余确为“平”字右半边,与西汉“东安平丞”等封泥的“平”字印迹相符。但第四字不是“印”字,而应为“守”字,这点可以从时代同样为西汉的“河内守印”“南阳守印”“颍川太守”“沛郡太守”等封泥印文中得到印证。因而,此封泥四字应为。“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顺。属幽州。”[8]辖境约为今北京市东北部、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赤峰市南部等,领县十六。“守”为“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8](742)可知此封泥是西汉景帝中二年(前148年)之前右北平郡守的官印封泥。

(五)右美宫左 西汉(见图1-15)

泥面阳文印文凸起,文字规整,笔画圆转粗壮,印文曾有“右美宫左”“右宫左美”两种释法。但实际上此封泥“美”字应为“北坪”两字合文,这种合文写法见于战国燕陶文“右北坪巨”[9](见《古陶文汇编》3.752),此封泥右下角残留“土”旁笔画,“北坪”所从“坪”字见于战国燕玺“韩坪”(见《古玺汇编》2836),则此封泥印文应为“右北坪宫左”。“右北坪”即“右北平”,是“右北平城而非右北平郡”[10],原为战国时期燕国故地,西汉初郡国并立时期仍属西汉燕国。战国燕陶文中有一类与此封泥印文形制相似者,内容多为地点与手工业者的名或姓名组合,则此封泥极有可能是西汉初燕国右北平城的手工业者私印封泥,其姓名为“宫左”(见图1)。

图1 辽博藏安杖子出土封泥

三、辽博藏安杖子封泥

1982年辽宁省博物馆入藏了安杖子封泥中的15 方,之后在《辽河文明》《古代辽宁》基本陈列中展出其中现状比较好的9 方。安杖子封泥既是辽博重要的文物藏品,也是构成辽博基本陈列的重要展品。现按照释文、时代、郡属、今属地区、尺寸形制、背面痕迹(封装方式;绑带或绳尺寸及捆绑方式;是否有绳结)等,参考《秦封泥集·附录三》的统计方法,将辽博藏15 方安杖子出土封泥进行横向的比较(见表1):

表1 辽博藏安杖子出土封泥统计信息

辽博藏安杖子出土封泥,秦封泥的尺寸在纵横3 厘米左右,厚0.3~1.8 厘米之间,与《秦封泥集·附录三》所载秦封泥尺寸基本一致;印文方形,纵横2 厘米左右,均有界格,与一般的秦官印形制相符。2 方汉封泥中“”的泥和印文的尺寸都比“右北坪宫左”略大,印文纵横应2 厘米,较一般西汉官印纵横2.2~2.4 厘米略小,与秦官印尺寸更接近,显现出西汉早期官印对秦官印形制的直接继承。“右北坪宫左”的印文尺寸与一般西汉私印一致。从封泥背面痕迹看,秦封泥封装于简者6 件、帛囊4 件、笥箱3件,帛囊的经纬线很细,难以数清每平方厘米数,封装笥箱的封泥封禁于笥箱的边或角,与汉代使用封泥匣封禁于笥箱平面不同;2 件汉封泥均封装于简。秦封泥使用的简宽度在1 厘米左右,捆绑简的带宽度在0.3~1.2 厘米之间。2 件汉封泥使用的简,“”宽至1.4 厘米,“右北坪宫左”为2 条宽0.7 厘米,绑带分别为0.5厘米和0.9 厘米,差异明显。安杖子秦、汉封泥印文均与简牍的竖方向平行,与绳带系扎的方向垂直交叉。土质土色上,安杖子秦封泥土质有泥质和夹砂质,土色有黄、褐、黑等,各不相同,大约与秦封泥普遍为就地取泥有关。2 件汉封泥则都是泥质、黄色,呈现出一些相似性。文字内容上,秦封泥主要为各县级职官印,以右北平郡最多,为7 方,其余辽东郡、代郡、渔阳郡各1 方,另有1 方“□□铁丞”为秦代地方负责管理采铁相关行业的官印。2 方汉代封泥,1 方为右北平郡太守官印封泥,1 方或为汉代手工业者私印封泥。文字风格上,秦封泥文字纤细瘦劲,结体较松散,笔画柔曲引长,线条较细,行笔舒缓,转折

处多做圆转,均有界格,字不盈空,并不讲求填满印面,与目前可确认的秦印风格吻合;汉封泥文字笔画较粗,笔势劲健,竖笔末端圆齐,不做尖笔,字形方正,结构严谨,印文填满字格,整齐饱满,已开始形成西汉中期以后所常见的庄严浑厚的艺术风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景帝中二年之前的官印封泥“右北平守”出土于H4,与其同坑出土的秦封泥在印文风格上显现出明显的差异,说明通过印文风格区分秦、汉封泥是一种可靠的方式。

安杖子古城址地处中原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是北方边民与中原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冲,战争时期这里又是出师征战的军旅咽喉和陈兵备战的前沿阵地”[3](101),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已经形成村落,战国时期因燕国右北平郡的设立开始发展,为右北平郡石城县,一直沿用到汉代。秦在非秦国故地的地方设立郡县,是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在占城略地后改设为秦属”[5](47),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先后灭赵、燕,重新设立代郡、右北平郡、渔阳郡、辽东郡等。安杖子出土的秦封泥时代应在此之后,显现出秦代所属不同郡的各县与安杖子古城之间的密切交流,说明了安杖子古城在秦代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往在安杖子发掘中或许有忽略的秦代遗迹遗物。安杖子秦封泥的出土,说明辽西地区秦文化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期望在今后的历史、考古研究中有更多发现。

①李学勤:《秦封泥与秦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 期,提出了秦封泥鉴定的三条标准:“(一)职官、地理合于秦制,与汉制有异;(二)文字风格、结构同于已知的秦文字;(三)印面有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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