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学与字面性：论哈金的“翻译书写”

龚浩敏

若干年前，我在美国一所博雅大学开设的“亚洲研究”课上做了一次有关中国文学的客座演讲。同事为我演讲指定的文本是哈金的一部“中国”小说《池塘》（In the Pond）。选择《池塘》的确让人意外：虽然哈金的大部分作品的主题都与中国相关，但给哈金贴上“中国作家”的标签却略显轻率，因为他多年前入籍美国，长期用英文写作，且作品都在美国出版。

演讲结束后，一位英语系教授补充了他对《池塘》的理解。他认为，小说最终展现了儒家伦理中坚韧不拔与能屈能伸的美德，主人公最后成功获得其应得的地位，正体现了这种传统美德的力量。这一独特的解读对理解哈金写作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否因为这部小说模棱两可的文化认同，导致该教授偏执地强调小说的“中国性”？哈金的语言给人一种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表象，从而增加了一种看似“地道的”中国风味，这是否促发了此类误读？

在本文中，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哈金的语言，以及他写作中的主题和语言之间的脱节。在海外的中国移民写作有着很长的历史，哈金所进入的正是这一日益壮大的文学领域：目前活跃的移民作家包括王屏、李翊云、闵安琪等。然而，哈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英文读起来像是中文的直接翻译，因此，也似乎很容易被翻译回中文。这种对英语的独特使用不仅仅是一种少数族裔作家为了在异国的语言环境中生存下来而采用的文学技巧，还是它有着更为复杂的意涵，且最终将使诸如“流放”（exile）、“离散”（diaspora）、“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基于语言的民族文学”（language-based literature）等现有概念变得不再稳定。本文将研究这些概念在哈金的作品中是如何被建构性地重塑。我以为，哈金在中国移民（émigré）写作领域开辟出一个独特的位置，创造出一种我称之为“翻译书写”的特殊形式。

在以下对《池塘》的细读中，我将展示，作家对语言运用中的这种“字面性”（literalness），不仅仅是为其读者创造一种陌生化且幽默的效果，同时也展现了一种被困于某一特定语言之中的荒谬感。“翻译书写”揭露了特定语言的文化与政治限制，凸显了语言的迁移和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重要性，从而松动了仍然基于语言决定论思想的民族文学的分类。哈金的写作让我们对一个以各种跨越边界为标志的时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反思。

概念重考：移民（Migrant）、

流亡（Exile）、离散（Diaspora）

现代语言学提醒我们，“我们是谁”往往是由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定义的。对于一位作家而言，其使用的语言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身份的标志。但是，像哈金这样的移民作家——他虽然在中国出生和成长，但他在美国为英文读者写作和出版——其语言与身份有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哈金特别选择“移民”（migrant）一词来描述自己，以便“尽可能包容”，因为这个词“包括从一个国家迁移或被迫迁移的各类人，如流亡者（exiles）、侨民（emigrants）、移民（immigrants）和难民（refugees）”①。这个极具包容性的标签已然表明作者在试图界定这一现象时所面临的困难。

另一方面，在批评话语中，人们常常以同样包容的方式使用“流亡”（exile）一词[而不是“移民”（migrant）]来描述“任何被阻止返回家园的人”②。另外，还有学者试图区分“难民”（refugees）、“客居”（expatriates）、“移民”（émigré）、“漂泊”（vagrancy）和“离散”（diaspora）等相关术语内涵的细微之处③。近年来，随着批评话语向“后”理论（post-theories）的转移，“离散”似乎成为最热门的术语。然而，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没有一个特定的术语具有话语上的明显优势，而这些相关的术语或多或少地被相互借用。这种话语上的模糊性使得明確定义像哈金这样的文学人物的身份更加困难。

哈金出生于黑龙江，于1985年去美国攻读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并计划完成学业后返回中国。1980年代末毕业后决定留在美国。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决定用英语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流放到英语里”，以“维护作品的尊严”④。这是一个自我放逐的姿态。同时，它也是语言的“流放”。哈金并没有像许多移民作家在国外仍以中文写作——而这使他更像是一名“离散”作家而非“流亡”作家。

江慧珠在其对中英跨界文化作品的研究中，将哈金视为所谓“一级离散”（first-order diaspora）的代表，因为他既不是流亡者，也不是“二级离散”（second-order diaspora）者[或者称为“继承或迁移的离散者”（inherited or transmitted diaspora），即第二代离散者或移民]，而是处在某个中间位置。江慧珠认为，哈金的“独特的中间地位”在于他写作的语言和主题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语言实际上无法决定哈金作为移民作家的身份⑤。也就是说，哈金在写作中所展示或构造的身份，是在越界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或者说越界过程本身就是其打开身份的方式。但他所有的这些身份都不是稳定的，至少从他所使用的语言上来说，他的写作让他难以定位。哈金的“翻译书写”动摇了他作为移民的身份，但同时也使他摆脱了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束缚。

民族（语言）文学、民族主义与认同感

大卫·珀金斯提醒我们，文学分类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因为“分类也是一种倾向，是一种批评行为”⑥。哈金之所以被视为美国作家，主要是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然而，中国文学批评家也往往将他纳入中国作家群体，这主要是因为他写作的主题，以及他作品中通常表达和处理的中国情感。例如，沈双将哈金的成名小说《等待》（Waiting）解读为“英语语系中国文学”（Anglophone Chinese literature），并视哈金为“离散作家”⑦。罗贵祥在其对哈金更具挑战性的解读中，对两种确认“中国文学”的标准——“共同的文化渊源”与“共同的语言”——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但他认为，尽管像哈金这样的作家的写作暴露了“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内在的不一致性，但这一“旧观念”在全球化时代，正可以通过对自身话语性的“缺陷”的认识来完成自我救赎。对于罗贵祥来说，这正是将哈金的作品解读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的意义所在⑧。

如果上述这些批评家试图在让“中国文学”这一范式更具包容性，可以容纳非华语写作的作品，那么美国亚裔文学的学者们也同样正试图将华文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这表明民族主义的相互竞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人文学科的组织形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两种努力之中，都隐含着一种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语言决定论。语言在文学作品中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它决定着文学的基本品质或本质特征。

尽管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文学分类法在当今受到了深刻的挑战，但从“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西语语系”（Hispanophone）等研究中汲取灵感而新近发展出来的“华语语系”文学却获得了批评界众多的关注。“华语语系”文学在其形成初期具有某种颠覆性，史书每将其定义为“处在中国境外以及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的边缘的文化生产场所之网络，在此，对中国大陆文化的差异化（heterogenizing）和本土化（localizing）的历史进程，已经发生了几个世纪了”⑨。尽管如此，汉语在“华语语系”文学中仍然清晰地占据着中心地位。然而，哈金的英文作品似乎整体上仍然被这所翻新后的文学大厦拒之门外。

或许哈金的作品可以被置于杜维明所说的“文化中国”的范式内理解。所谓“文化中国”，是指中国要“从三个象征层次的连续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包容性模式包括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第一层次），全世界的华人社区（第二层次），以及那些“试图从理性上了解中国，并把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带回到自己的语言社区”中的人（第三层次）⑩。“文化中国”似乎可以解决哈金的写作所引起的类似语言问题。然而，这种包容性也似乎略显简单，因为它仿佛是说，要具有文化上的中国性，与中国相关的主题比汉语语言的使用更为重要。尽管如此，这一具有民主倾向的模式，仍然要求某种语言和主题一致性。事实上，哈金在中国大陆被阅读的广泛度比在美国小得多，尤其是以英语原版阅读。语言障碍还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让人怀疑，在杜维明的“文化中国”模式中，外围地区能否真正发挥中心作用。

同样，以英语为中心（Anglophone-centered）的亚裔美国文学也在不断融入其他民族语言的作品。哈金用英语写作的中国故事位于两个不断扩大其各自领域的向心力量之间，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并动摇了“民族主义”的概念。如果说，语言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构建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边界标志的话，那么哈金写作中语言和主题的脱节，就使得民族神话的创造成为问题，这一神话通常假定民族语言、文化和习俗的完整统一。虽然“文化国家”的概念并不要求语言的統一，但它也无法真正容纳像哈金那样的写作。哈金的移民写作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它规避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也暗示了詹姆斯·克利福德所说的从“根性”到“路径”（from roots to routes）的轨迹。

上述这些“后话语”具有跨越边界、流动性、异质性和杂交性等术语特征，它们的确动摇了一种简单的稳妥感（at-home-ness，在家的感觉），即民族主义对母语的要求。家，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隐喻的家，都是哈金写作中语言问题引起争论的另一个场所。作为移民，哈金对“家”持有一种模棱两可的看法。他声称：

……对于大多数移民，特别是移民艺术家和作家来说，“家乡”的意义更多的是“到来”而不是“返回”。“家乡”一词所内含的这种二分法，在当今比过去更加重要。它的意义不再是与“家”分离，而是移民应该在远离自己的祖国再建立一个“家”。因此，合乎逻辑的说法是，你建造自己“家”的地方就是你的“家乡”。11

因此，对于哈金来说，“家是一个‘成为（becoming）的过程，而不是被固定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哈金不仅仅是赛义德所说的反抗民族主义的流亡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一个如刘大卫所言，在新的地点重建家园的离散作家12。哈金同情米兰·昆德拉的处境和观点，认为怀旧将损害一个人回忆的能力，也因此将损害一个人对其过去的看法，以及接受过去为自己的一部分的方式13。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哈金在很多采访中努力与中国保持距离，并希望被读者视为美国作家的原因。他明白语言问题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如何学习语言——或者放弃学习语言！但无法绝对地驾驭这种语言，这对于移民来说是不可能的。你的生活永远被不足所笼罩。”但另一方面，哈金这种对美国生活的依恋——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并没有妨碍他在《等待》等作品中“真正进入中国世界”14。或者说，这反而增强了他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中国情感的能力。

此外，对于哈金来说，家也可以被理解为西奥多·阿多诺所说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限制。阿多诺的格言“不要在家中感到安稳”（not to be at home in ones home），便是基于他对于语言钳制人类思维的思考15。既然正统的语言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教条式的，那么唯一的道德家园只能是用另一种语言写作。阿多诺隐喻式的主张在哈金的个案中呈现出一种现实的维度。哈金选择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确为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但与阿多诺不同，哈金的选择动机复杂，包括“需要、野心和隔阂”16。疏远是作家的文学趣味和力量源泉之所在，在美国学术界生存下来，是他现实的需要，而这两点都构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雄心壮志的一部分。

当哈金被一次次问到为什么用英语写作时，他的回答是：“为了生存。”他解释说，这个谦微的回答不仅指的是物质上的生存，也意味着“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哈金雄心勃勃，他的目标是创作出“超越时间”的文学作品，而不仅仅是自己“圈子的代言人”17。当然，他选择英语作为其创作语言，使他一方面远离中国，而另一方面又拉近了他与中国的距离;同样，他的中国故事也一方面使英语读者远离他的写作，而另一方面同时也吸引众多英语读者。哈金如此创作“翻译书写”，不仅跨越了民族文学的界限，也挑战了民族文学概念中根深蒂固的语言决定论和想象性的文化统一论。

翻译语言与跨国通行证

哈金说，“最终的背叛是选择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然而，如何把语言障碍转化为写作优势，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他经常提到两个用非母语的英语作为写作语言的伟大前辈，约瑟夫·康拉德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哈金试图在他们写作中寻找出赋予他们英国文学大师地位的特殊品质。在众多品质中，哈金格外注意到他们的行文风格。在哈金看来，康拉德的英语“虽然保持着中性，但却有着独特的力量和鲜明的优雅。它经常上升到诗歌的高度”18。而纳博科夫则试图逃避康拉德的影响，他巧妙而非常规地使用英语，使他的散文独具风味。在我看来，哈金其自身的英语写作从纳博科夫的策略中汲取了灵感，不仅是作为解决“康拉德困境”的一种途径——这一困境源于对母语的抛弃，而且是作为在面对两位前辈巨匠时，一种超越“影响的焦虑”的方法。哈金对康拉德和纳博科夫的追溯，也让我们想到在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对“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讨论，在“小文学”中，语言的“去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十分重要。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语言的去域化是指一种逃避主要语言（master language）的象征性符号结构的方式写作，如此，这种写作方式也将逃避后者的意识形态局限，这不仅具有语言学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或许，我们也可以将哈金的翻译书写——其对英语和汉语的独特运用——放在德勒兹和瓜塔里所描绘的小文学的谱系之中思考。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着重讨论哈金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池塘》，并探讨他对语言的使用——“即一种不同的感性，以及稍有不同的语法、用法和风格”的写作——是如何将其语言上的“自我劣势化”（self-crippling）变成一种文学优势19。事实上，正如哈金自己谦虚所说，他使用语言的意义超越了纯粹的语言层面，因为在此，我们不仅必须考虑他对语言一般功能的看法，以及他对约束感和流动性的象征性的感触，而且还要思考他作为移民作家的身份。

许多批评家将“流亡”与“离散”写作视为是对远离家乡——不论是现实中的还是精神上的——的补偿性反应。返乡想象的渴望，往往产生出某种特殊的叙事力量，这构成了流亡或离散写作形式的特征。批评家通常注意到“断裂的形象”20，或“不连续的存在状态”21，并将其视作这类小说的力量之源。例如，迈克尔·塞德尔将流亡者定义为“居住在一个地方，却记得或投射另一个地方的现实的人”22。同样，克利福德也认为，离散文化调解“住在此处，却记住与渴望另一个地方”的经历23。必要的异化赋予想象的回归以力量，而无法实现的返乡则维持着断裂的力量。

这些解读部分地解释了跨界写作的魅力和力量，并启发了对哈金写作的一些阐释。2005年，哈金借用约翰·威廉·德·佛瑞斯特“伟大的美国小说”的理念，在《今天》杂志上提出了具有争议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在许多中国作家中间引起了热议。然而，对于哈金来说，这一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并不重要;相反，或许正是它无法实现，将敦促作家们继续努力。同理，罗贵祥将哈金的《等待》解读为一个存在主义悖论式的展现，无法实现的理想赋予追求以力量，而这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正象征着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开放的领域所具有的潜力。然而，这种解读所缺乏的是对语言层面的异化力量的考虑。

在此，乔治·施泰纳提出“双语主义”（bi-lingualism）和“多语主义”（multi-lingualism）的概念，或许能更为有效地解释语言方面的问题。在这两个深具影响力的概念中，施泰纳批评了浪漫主义的语言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将语言视为一种获取原本难以接近的过去的根本手段，也是塑造这一过去的力量，而这一过去又被认为是意识和民族品质的根源。施泰纳认为，在“多语主义”的语境下，任何语言的习得都将是一种“外国”语言铭刻于思想中的一个内化过程。尼科·以色列继承了施泰纳的思想，主张“语言本身从来都不是‘非流亡的或离散的”24。也就是说，对于两位批评家来说，任何语言都须保持其异质性，唯其如此，才能坚守其活力与批评效能。

在哈金的作品中，作家最吸引读者和评论家注意的，是他将中国的习语和成语以其特有的风格化写作方式直接书写成英文。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评论哈金的小说《自由生活》（A Free Life）时，就说他在书中发现许多“小谬误”;他写道：“非常不幸的是，这部小说很难让我们忽视它的语言，从而聚集出一种一气呵成的阅读能量。”25这些“感觉是从中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小谬误”，却实际上是作者故意为之，它们旨在表明人物在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过渡的过程中，语言与意识形态上所面临的困难和尴尬。如此“不当”地使用英语，在哈金的其他小说中也常常可见，但或许作者从未希望读者忽视它们，因为这一策略赋予他的文字一种陌生而独特的味道。

在对《池塘》的详尽分析里，张航称赞了哈金的语言创新，作者写道：“哈金的写作中有一种独特的‘中国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其词汇创新和文化隐喻所体现出的文学创造力之中……哈金的語言独创性似乎在于他能够融合汉语和英语的语言形式和语义，创造出自己的混合性语言。”26在我看来，虽然哈金以其独特的语言运用确认了某种“中国性”这一观点略显简单化，但他这种语言特色却也的确赋予了他别具一格的风格，也使他在“中国文学”这一复杂领域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在哈金的作品里，经常能读到诸如“[to]wear the same pair of trousers and[to]breathe through one nostril”（“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孔呼吸”）之类的句子。这种中式英文的味道，可以说来自其诉诸“字面性”（literalness）的努力27。这种“字面性”使得哈金的英文读起来像是中文的直译，也给人一种感觉，认为很容易就可以翻译回中文——这是“翻译书写”的一个显著特点。除了达到疏远感或陌生化的效果，使他的文字感觉新鲜以外，这一技巧也产生出一种“跨文化边界”的幽默28。例如，诸如“son of a turtle”（“龟儿子”）和“son of a rabbit”（“兔崽子”）这样听起来怪怪的脏话，为小说增添了许多喜剧效果，也创造一种荒谬的感觉。

事实上，诉诸字面性的手法，也是小說中的两个主要反面角色——刘书记和马厂长——经常用来给主人公邵彬制造麻烦的蹩脚伎俩。在小说的开头，邵彬没能从工作单位的住房项目中分得一套新建的公寓，于是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座六层的公寓楼，并为漫画题名《幸福属于有权的一家》，讽刺单位住房分配过程中的腐败。

邵彬的第二幅讽刺漫画，是针对新年时单位公职人员行贿受贿和挪用资金的问题。当这幅名为《庆祝节日好难！》的漫画在报纸上发表后，立即在工人中引起了骚动。在这幅漫画中，邵彬画了许多当时紧俏的商品，包括菠萝和“国酒”茅台。为了平息工人的愤怒，刘书记和马厂长指责邵彬诽谤，因为当时菠萝在北方非常罕见，而茅台酒也是属于极为高档的商品，他们那样级别的人是很难弄来的。

让这些场景显得如此滑稽和荒谬的，正是刘书记和马厂长两人对文字和图片的隐喻和符号意义选择视而不见。作品中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不断地把这些文字和图片拉到一个非常字面的、现实的、基本的、原始性的层次上。对于刘书记和马厂长这两个坏蛋而言，这种“字面性”意味着对语言和意义的滥用如此粗暴，以至于产生了某种荒唐的感觉;然而，对于作者来说，它代表着语言的去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即将语言从其象征结构中移位，这不仅是试图使他的翻译书写在风格上显得独一无二，而且也是为了探试这种语言移民和意识形态的僭越实践的潜力。

与刘书记和马厂长的语言滥用相对，邵彬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对文字力量的传统信仰。最初，邵彬就被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话所激励。邵彬视自己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挥舞着毛笔（而不是钢笔）来与刘书记和马厂长这两个邪恶的象征作斗争。在好几处情境中，邵彬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天赋，他的话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他语言的不足（或者说广义的语言的不足），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刘书记和马厂长狡猾地转向了“字面性”（字面意义、基本意义、身体意义，而非象征意义、精神意义等），避重就轻地回避了邵彬攻击的直接矛头。更滑稽的是，在那些卡通式的交锋场景中，那些轻信的观众（邵彬也是其中一员）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刘书记和马厂长的语言滥用。反之，事实证明，只要邵彬附和他们，跟他们说同样的语言，他就可能与他们相处甚欢，如鱼得水。小说结局正是如此：邵彬最后接受了刘书记和马厂长给他的宣传部干部的机会，成为他们派系的代言人，也因此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他一直想得到的住房。

在这场话语的斗争中，对语言字面性的暴力诉诸，让我们感受到了语言本身的根本性的“溜失”（slippage）特征。这种语言上的溜失，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使得公共道德变得形同虚设，并固化了其本身象征域的意义。哈金游戏般的语言，在展示语言创造力的可能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小说家对于语言本身的严重怀疑。这种怀疑在故事的结尾以更为讽刺的方式再次得到强调。当时，邵彬作为语言滥用的受害者，却在最后给予对他的施暴者以戏剧性的一击。这一击充满了感情，也充满了“表演性”。邵彬认为“文字本身就是个会引起怀疑的聪明的家伙”。在这里，哈金对语言创造性的且略显滑稽的使用，暗示着他对语言暴力性的认识。

哈金的跨界语言往往伴随着一种语言束缚感，这在他的小说中似乎无处不在。评论家们注意到他写作中有关“束缚”的主题。例如，在《等待》中，让孔林和吴曼娜为其婚姻等待了漫漫十八年的是一条陈旧的军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条军规的缘由无人知晓，然而其威权却仍然无法动摇。每个人似乎都被困在这一语言的（胜过逻辑的或概念的）牢笼之中，但却没有人愿意挑战它。同样，在《自由生活》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移民在美国奋斗挣扎的故事;正如厄普代克在他的书评中指出，主人公武南对美国生活的融入，是始于语言的融入。也就是说，自由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自由。

在《池塘》中，这种束缚感是通过邵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感而表达出来的，其最显著的表述莫过于“池塘”这一中心隐喻了。这个池塘在作家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尿坑”，但它却不仅束缚住了邵彬，也束缚住了掌权的刘书记和马厂长。它是以当时实行的铁饭碗政策为基础的，在这一体制下，“刘和马不能开除邵彬，因为邵彬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不需要像临时工那样续签合同”;但另一方面，邵彬没有单位领导的许可，也没法离开单位，因为单位领导事实上完全负责——也是控制了——工人的生活。正是如此，可以说双方都被困在了这个池塘里，都没有退路，只能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一出出闹剧。问题最后的解决是，用县委杨书记的话说，“把邵彬留在我们的池塘里”。

这一话语的牢笼，正象征着哈金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强烈的社会流动性的固化。邵彬之所以成为一个意外，能够获得足够资本被他的对头收纳，仅仅是因为他的一个盟友在北京这个政治权力中心有背景强大的亲戚。事实证明，这位亲戚的直接介入改变了邵彬对手的想法。邵彬这次很幸运，能够跑到政治权力中心并获得帮助。不过，他需要有全国粮票和介绍信才能去北京，这一事实表明，这种权力跨越中有其固有的困难。

事实上，邵彬先前曾试图利用上级和外部的权力，例如给杨县长写信，在市级和全国性的报纸上刊登漫画等，但都遭到了挫败。他未能跨越权力的等级，这与他在话语中的语言限制息息相关。邵彬在报纸上发表的两幅漫画，都被刘书记和马厂长以字面意义曲解，以遮掩他们道德上的缺失。让邵彬的指责显得更加无力的是，相较于他通常在单位会议上受到的直接的拳打脚踢，报纸媒体在现实空间中毫无优势，帮不上任何忙。他所诉诸的报纸媒体都在外省，这种力量的“外在性”在这里使得书面文字和符号显得相当脆弱;而与之相对的是，单位会议中口语的交锋，则赋予了它们一种滥用权力的力量，让他的心灵受到直接打击。

哈金的写作经常涉及这类权力等级问题的象征性描写，这种权力等级与作家在使用语言时所表现出的以及其移民身份所提供的语言流动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或者换一种说法，哈金的语言流动性，加上他作为移民作家的身份，使得他对于话语的束缚性的描述更加尖锐。沈双在其对《等待》的解读中，认为哈金人物刻画中表现出的历史与社会的束缚感，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束缚感，与作家本人作为一名离散作家的斗争息息相关29。

最后，哈金的语言创新，以及其跨国性（transnational）和翻译性（translational）的特点，揭露了语言的媒介性本质，使得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反思成为可能。施泰纳在其多语互融（multilingual cross-fertilization）理论中指出，“人类之间的每一个沟通行为越来越呈现出翻译行为的形状”30。哈金的易于翻译的语言，或许可以说是施泰纳这一论点的一个有力例证。这一富有启发性的“翻译写作”形式在移民写作中被非常富有成效地实践着。韩瑞其所谓的“移民小说”（immigrating fictions）的研究中，将这种跨境写作形式与翻译进行了比较，因为两者都涉及一个关键的中介过程，这一中介过程起到了“布莱希特符号”（Brechtian sign）式的拉开距离的作用——在“移民小说”中，“小说如同布莱希特戏剧中的演员，从来没有放弃其对小说创作‘过程的主张;像海关官员、文学代理或人口贩子，它们在交易中要求留下自己的印迹”31。这段话非常恰当地描述了哈金的写作，因为其独特的语言提醒了读者作家写作所经历的语言、文化和话语上的跨越“过程”。翻译家往往会在翻译过程中隐藏自己作为中介的角色，扮演一个缺席的在场（absent presence）的角色;但哈金则相反，他的写作更具自我反省性和自我指涉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邵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漫画形象，而哈金在创造这个人物时脑中可能有自己的形象。对于两人来说，都有一种无法从其各自的话语牢笼中逃脱的绝望。虽然哈金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下否认其写作中有任何自传性的倾向，但自我反思的确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故事的结尾，邵彬在柴先生面前背诵了俄罗斯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诗行：

哦，我的同胞们的语言

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我是自己家乡的外国人。

显然，哈金也视自己为一位移民作家，一个外国人。语言的异化意味某种话语性的排斥，也使得其身份模棱两可，问题重重。他的跨语言写作是一种必须的姿态，它突显了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从而引发我们的思考。

结语

正如跨界有多种形式一样，中国文學的范式本身也是复杂而多元的，哈金继续在这一多元谱系中建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位置。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维度，在当今文学分类学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不断塑造着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与此同时，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跨越边界和跨文化/跨语言互融实践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这些语境下，哈金“翻译书写”的跨界写作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它使我们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反思文学创作的本质。■

【注释】

①11131718Ha Jin，The Writer as Migra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②21Edward W. 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③24例如，艾贾兹·艾哈迈德在强迫和自愿流亡之间划清界限：“流亡通常有……一个原则，而该原则防止人们……否认痛苦。相比之下，自我流放和‘漂泊自浪漫主义早期以来，在资产阶级文化的各个阶段，在艺术家群体中越来越普遍，而随着这一经验本身被选择实践的频率越来越高，其欢庆感……也随之成比例地增长。”爱德华·赛义德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区别：流亡起源于古老的流放（banishment）做法。一旦被流放，流亡者便过着反常和悲惨的生活，并带有作为局外人的耻辱。相较而言，难民是20世纪国家的产物。“难民”一词已成为一个政治性词汇，表示大批无辜和困惑的人需要紧急国际援助;而“流亡”，我则认为带有一种孤独和精神性的气息。客居者自愿居住在外国，通常是出于个人或社会原因……客居者或许分享着流亡者的孤独和疏离，但他们不用忍受流亡所具有的严格禁令。“移民”的定义模棱两可。从技术上讲，移民是指任何移居到新的国家的人。在迁移这一问题上，他们当然可以自我选择。

尼科·以色列以“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区别来区分“流亡”和“离散”之间的差异，这一区分更为理论化，却也更具有争议性：就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而言，“流亡”或许与文学的现代主义最为密切相关，它至少意味着一个具有一致性的主体或作者，以及一个更有限定性的地方与家的概念。与之相对，“离散”则与少数群体的团结有更紧密的关系，并与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交错相连，它旨在解释混杂性（hybridity）或表演性（performativity），从而解构诸如文化霸权、位置和身份等概念。

由马尔克斯·布洛克和彼得·派克主编的论文集《后果》，则从更倾向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术语在不同领域的新近研究成果。参见：Aijaz Ahmad，In Theory：Classes，Nations，Literatures（London：Verso，1992）;Nico Israel，Outlandish：Writing between Exile and Diaspor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Marcus Paul Bullock and Peter Yoonsuk Paik，eds. Aftermaths：Exile，Migration，and Diaspora Reconsidered（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9）。关于对这一主题在中文世界中的研究，参见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07。

④Ha Jin，“Exiled to English.”New York Times 30 May 2009. 24 Jan.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09/05/31/opinion/31hajin.html？_r=0〉.

⑤Belinda Wai Chu Kong，Species of Afterlife：Translation and Displace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English Contexts，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5.

⑥David Perkins，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⑦29Shuang Shen，“Time，Place，and Books in Ha Jins Waiting，”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6.2/7.1（2005）.

⑧Kwai-Cheung Lo，“The Myth of ‘Chinese Literature：Ha Ji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National Literary Writing，”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6.2/7.1（2005）.

⑨Shu-m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⑩Wei-ming Tu，“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in 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edited by Wei-ming T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2David Palumbo-Liu，Asian/American：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428Dave Weich，“Ha Jin Lets It Go，”in The Powell.com Interviews：22 Authors and Artists Talk about Their Books，Lincoln，NE：iUniverse.com，Inc，2000.

15Theodor W. 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trans. E. F. N. Jephcott，London：New Left Books，1974.

16Chris GoGwilt，“Writing without Borders：An Interview with Ha Jin，”Guernica：A Magazine of Art and Politics，14 Jan. 2007，〈http：//www.guernicamag.com/interviews/post-2〉.

19Sarah Anne Johnson，The Very Telling：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n Writers，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6.

2022Michael Seidel，Exile and the Narrative Imagin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

23James Clifford，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5John Updike，“Nan，American Man：A New Novel by a Chinese ?migré，”The New Yorker，3 Dec. 2007，〈http：//www.newyorker.com/arts/critics/books/2007/12/03/071203crbo_books_updike？printable=true〉.

26Hang Zhang，“Bilingual Creativity in Chinese English：Ha Jins In the Pond，”World Englishes 21.2（2002）.

27Ha Jin，In the Pond：A Novel，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98.

30George Steiner，Extraterritorial：Papers on Literature and the Language Revolution，New York：Atheneum，1971.

31Eric Hayot，“Immigrating Fictions：Unfailing Mediation in Dictée and Becoming Madame Mao，”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7.4（2006）.

（龔浩敏，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