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期的第二个洋顾问

纵观长征历史，很多人觉得红军丢失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有关，但李德何德何能，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优秀的中国红军将领不得不听从他的错误指示呢？其实，他身后还站着一个隐藏在历史阴影里的重要人物。

“战场上的草包”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一路上艰苦卓绝，损失重大，如果不是在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可以落脚，后果不堪设想。

这自然让很多红军将领们感到窝囊。

中国有句话叫秋后算账，红军也不例外。一路打仗顾不过来，等到了陕北，特别是抗战开始后局势逐渐稳定，这秋后算账的念头也就越来越强烈了，目标直指李德。

大家要跟李德算账是有道理的。自从李德1933年到达中央苏区，由于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博古没有军事经验，主要作战方略几乎被他一手包办。这个据说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人，全盘否定了红军此前成绩卓然的游击战术，先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后是“两个拳头打人”，最后又来了一个“以堡垒对堡垒”，全都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修的碉堡据说最大的能装500人。这样的碉堡让一个营的红军全部牺牲在里面，一个都没有出来，气得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疼”。

饶是如此，长征初期，李德依然在军事指挥上有着极大的权力，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逐渐淡出了决策中心。

这些都是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李德的“顾问”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甚至说李德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方针，进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都不为过。红军长征开始的30万人最后损失百分之九十，全国党员30万人也损失百分之九十。既然这样，当然要找他算账了。

目睹中国红军的危机，共产国际也在对李德的工作进行审查。1939年12月，由负责审查的德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在莫斯科召开相关会议，对李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周恩来、任弼时等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开得十分火爆。在会议开始后，尽管李德提交了检讨书，但当时在苏联学习的原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仍然愤怒地指责他作战指挥生搬硬套，是“战场上的草包”，而且态度专横，给伏龙芝军事学院丢脸。其言辞之激烈，连周恩来都不得不向会议代表解释说，因为刘亚楼的部队在战斗中遭到重大损失，他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但周恩来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李德在各个方面的错误和造成的损失。

李德则在整个审议过程中额头冒汗、面色苍白，不断为自己辩解。比如，他坚决否认曾经辱骂过朱德总司令。刘亚楼说他骂朱总司令是“老油子”，他说：“不，我说的是‘老头子。因为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被人听错了，我并不是骂人。”

与会各代表也对李德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会议的结果佛罗林还是和了稀泥：一方面承认李德有错误，另一方面又没有给他什么重大处分。不过，李德从此在共产国际不再受到重用，特别是不再让他接触军事工作。此后，他先是在《外语新闻》杂志担任编辑，而后成了一名翻译家。

在审议期间，李德曾向佛罗林用德语这样抱怨过：“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乍一听似乎是推脱责任，可仔细一想，其中并非毫无道理。

李德本质上是一个情报军官，由这样一个外行来指挥红军，应该很快便会显露出问题。就算有些从上海去的中共领导人同样不熟悉军事，红军中那么多有经验的军事将领，怎么会看不出他的问题来呢？既然他明确自己是一个顾问，为什么还能对红军的作战指挥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他的威信何来？难道仅仅是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就可以任其为所欲为？

李德这个苏区“太上皇”的背后，还有一个“太上皇”

细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计划，也许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初期的反“围剿”计划，也就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看起来竟十分有针对性。

当时的中央苏区基本是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但北面却像是被咬了一口，有一个凹进去的部分。

蒋介石布置的第五次“围剿”，以中央苏区为目标，东为蔡廷锴（“闽变”后改为蒋鼎文），南为陈济棠，西为何键，均采守势。真正发动进攻的是顾祝同的北路军，集中重兵自北向南压下来，目标直指苏区核心瑞金。所以国共双方都明白胜负肯定决定于北线。

北线国民党军又兵分三路，左右两路均为策应，真正的主攻兵团，也就是陈诚指挥的中路军。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凹进的那一块，也就是临川、南城一带向南发起进攻。可以说，双方胜负决定于北线，而北线胜负则决定于中路。

临川这个地方颇有名气，王安石的“临川先生”便是由此得名。不过，此时这里和南边的南丰却是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最重要的基地，陈诚的计划是由此向南，先攻占中央苏区北部门户黎川，接着直取瑞金北方锁钥广昌，一旦拿下广昌，瑞金便也唾手可得。

此后的战况也基本是按照这一设想进行的。

不过这个设想显然国共双方都看得很清楚，红军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根据李德的建议，红军采取的措施是跳出根据地之外，向国民党占领区发起攻击。

当时国民党军数倍于红军，装备方面更是占絕对优势，这种强行出击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理解。但如果看其攻击目标，便知其中奥妙——当时红军的进攻目标，先是硝石，后是资溪，这两个地点大有可研究之处。

陈诚部队集中于南丰地区，这固然拉近了与目标瑞金的距离，但也陷入了一个突出部，三面都是红军，只有北面是个大门。硝石镇正是在突出部的大门旁边。1933年10月，红军东路军发动进攻硝石的战斗，从地图上很容易看出来，这一仗如果成功，便可以和西侧红军会师，把陈诚的主力四面包围在南丰地区，陈诚部自然也就无法继续向根据地腹地进攻了，反而有可能被红军吃掉。

硝石战斗失利，但红军的战术没有改变，而是向更靠近北侧的资溪发起攻击。如果攻占了资溪，效果和攻占硝石差不多，只是包围圈大了一些而已。

如果这是苏联红军的一次大兵团作战，那么这不但不是愚蠢的战术，相反颇为可圈可点。甚至人们会怀疑，李德这样一个没有指挥过团以上部队作战的情报军官，怎么可能拿出如此战役规模的一个作战计划来？这个计划明显有苏联红军作战的特点，不似中国红军常用的战术。

原来，李德这个苏区“太上皇”的背后，还有一个“太上皇”，也就是第二个洋顾问。这个人，是懂得怎样组织大兵团作战的。李德在中央苏区的“顾问”工作，背后离不开此人的有力支持，而且，正是因为此人身份特殊，才导致红军将领对他和李德的军事指导难以轻易否决。

施特恩在上海遥控指挥了第五次反“围剿”

就像北伐战争派来加仑将军一样，苏联方面一直准备通过共产国际为正在苏区战斗的中国红军提供一名有经验的军事顾问。不过，这个人并不是李德。1933年，共产国际任命原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特别事务协理军官格里戈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担任驻中国的总顾问。

施特恩，是一个出生在乌克兰、罗马尼亚边境的犹太人，与李德同岁，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军事阅历。他在一战中加入奥匈帝国军队，被俘后被押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中，他获释并于1919年参加苏联红军，曾担任团政委、旅政委、骑兵师政治部主任（有资料曾指李德指挥过一个骑兵旅，大概是把施特恩在骑兵师工作的事情与之混淆了），先后参加了消灭高尔察克在远东的叛乱，击败活动于蒙古的恩琴男爵等战斗，骁勇善战，而且同样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时间比李德早8年，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1933年他受命到中国做顾问，1935年被调回莫斯科。施特恩离开中国后的经历很丰富，曾担任苏联红军骑兵第7师师长，后来去了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中著名的国际纵队11旅旅长“克拉博尔将军”就是施特恩。他参加过苏芬战争及苏日间的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并于1940年获得上将军衔。不过，1941年他也没有逃脱“肃反”的网罗，被逮捕入狱并屈打成招，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枪决（一说死于古拉格集中营），1954年被平反昭雪。

其实红军对施特恩颇有期待，只是他当时尚未到中国，才导致李德获得了军事顾问的地位。事实上，施特恩到达中国并不太晚，1933年6月他已经到了上海，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依然由李德在此后进入苏区，而施特恩则一直留在上海。按照级别，李德受施特恩的领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个身在上海的军事总顾问的遥控影响。那么，这样一个履历明显比李德要好得多的顾问，对第五次反“围剿”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施特恩离开中国后对自己的使命讳莫如深，但依然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承认正是在自己的建议下红军主力进行了分兵，成立“东方军”，向福建方面进军。这一分兵的主要内容，是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另一部组成“中央军”在赣江、抚河间活动，创造会攻抚州、南昌的条件。而这一分兵，正是后来后患无穷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的起始。进攻硝石、资溪的战斗，是由“东方军”实施的。那个试图把陈诚关进笼子里的作战计划，和施特恩在马德里、西伯利亚的几次作战颇为相似，那也是他比较得意的几次战斗。

然而，施特恩不是加仑将军，他的指挥并不成功。攻硝石失利，攻资溪同样失利。

这个作战计划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实际作战中，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国民党军方面也对其进攻部队的位置、特点颇为清楚，预先在硝石、资溪等侧翼方向大量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苏军作战的特点是遇到这样的状况会选择强行突破，二战中很多次血腥的战役便是这样打出来的。然而，这次“围剿”蒋介石动用了近百万军队，而红军不但总兵力仅约10万，且极度缺乏重武器。如果说苏联红军的特点仿佛碾压力极强的巨象，那么红军便如同一头灵活的豹子，这种情况下照搬苏军重装备、大兵团作战的方案，无疑只会导致失败。施特恩的经验在中央苏区并不适用。而他的分兵，即“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造成“东方军”打得十分疲劳，而“中央军”则被置于无用之地，使红一方面军既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又失去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纵观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两个洋顾问提供的方案，要么是试图通过一场消灭突出部的战斗解决问题，要么试图死守某一座要塞，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军事思维。在这一点上，红军的领导人比李德和施特恩看得都要清楚，面对百万敌军的“围剿”，任何想一口吃个胖子或硬碰硬的打法都是不合理的，他们早就提出来，只有远、纵、深地甩开其主力，以大规模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与其周旋，才有取胜的希望。然而，施特恩和李德的特殊身份，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压制着红军指挥员们的正确意见，这其中，施特恩的地位显然比李德更高。

施特恩在苏军中也是颇负盛名的战将，为何会和李德一起对红军做出不切实际的指导呢？关键问题似乎有两个：第一，他此前的军事经验是在苏军中获得的，作战地域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施特恩并不了解红军的装备情况和作战环境，对于西南地区的作战，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顾问;第二，担任中国红军总顾问期间，施特恩始终滞留于上海，从没去过苏区，距离如此遥远，即便是拿破仑也不可能打出胜仗来。

说到底，中国人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特别是靠深入实际的中国人来解决。当遵义会议后指挥权的问题得到解决，大家认识到了洋顾问不是哪一个都有加仑将军的水平，红军恢复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灵活战术，才终于从低谷中走了出来。这一改变，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李德离开中国后的命运

1935年，施特恩黯然离开中国，显然他在这里的使命执行得并不好。由于他从来没有到过苏区，所以很多红军指战员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所以种种不满都指向了看得见的李德。

施特恩离去后，也很少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只是说他曾试图协助红军和“闽变”中的十九路军建立联盟，不过这一努力最终也归于失败。看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让李德承担所有责任是不太准确的，至少他的上级施特恩也该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

那么，李德离开中国后的命运如何呢？

苏德战争开始后，李德利用自己德国人的身份，负责对被俘德国军官的劝降。或许因为他曾经在亚洲工作过，此后又负责过对日军战俘的劝降工作。战后，李德回到了德国，此后主要从事对列宁著作的翻译，曾经担任过民主德国（即东德）作家联盟第一副主席。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撰写回忆录，其中包括在中国工作期间的内容，并在1973年出版，被翻译成中文、英文等多种文字。1974年，李德在保加利亚度假期间因病逝世，《纽约时报》还曾经刊载过他去世的消息。终其一生，他作为“李德”的知名度，远远大于他的本名奥托·布劳恩这个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可能由于施特恩后來在苏军中的地位，1939年对李德进行清算的时候，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并没有过多提及这位总顾问。应该说这次清算对李德或者施特恩个人命运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不过，共产国际的结论颇为耐人寻味，提出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这样的顾问无权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政党，对于顾问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一点，实际上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更多的尊重，此后红色中国选择自己的道路，也少了更多不该有的干扰。此后，共产国际也再没向中国派出过施特恩或者李德这个级别的顾问。

（来源/《铁流陕北：从红军到八路军》，萨苏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