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会议”背后的故事

李红梅

“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概念是国共两党和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前后，为谋求新的合作方式而逐步提出的。抗战后期，为力阻国民党召开一党专政的“国民大会”，中共积极联合民盟等第三方力量，同国民党进行了艰难的斗争，要求召集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大会，推动成立联合政府。在此期间，曾先后出现“各党派代表会议”“国是会议”“国事会议”“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党派会议”等提法，最终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识。

中共和民盟倡议召开“党派会议”

抗战后期，中共政治斗争的策略发生了改变，从以前彻底否定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转向试图在民主化改革的政治目标下寻找有利的方案。

1944年5月，中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由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举行会谈。此时，抗日战场上从豫湘两省开始的大溃退，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充分暴露出来。社会各界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呼声日高。

9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9月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给林伯渠、董必武等人的电报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电文明确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主张：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这一主张得到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庆祝“双十节”集会上发表 《如何解决》 的演讲，提出在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为挽救目前危机，应“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一种策略上的转变。毛泽东指出：虽然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了一种条件。只要成立了联合政府，一切要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商决，国民党的文章就不好做了。

从1944年8月至此的半年间，在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或者在中共电报等文件中，曾先后出现“各党派代表会议”“国是会议”“国事会议”“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党派会议”等称谓。从表述上看，“国事会议”“国是会议”等涵盖的内容比“党派会议”更为丰富和广泛。无论何种称谓，都体现了中共的基本主张：改组国民政府，取消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这应是“国事会议”“国是会议”“政治会议”的重要内容，而“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及“党派会议”是实现这种主张的重要步骤。

国民党提出“政治咨询会议”

中共和民盟提出的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张显然不符合国民党的既定方针。1945年1月31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主张中共参加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政府承认党派合法，同意召集党派会议，但不接受结束一党统治。

2月2日，周恩来把一个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交给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内容包括：党派会议应包含国、共和民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王世杰同时将国民党方面草拟的一个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交给周恩来。

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政治咨询会议”方案，即由“国民政府约集国民党代表与其他党派代表，以及其他若干无党派人士，从事会商”。“此项会商可称为政治咨询会议。此项会议应研讨：（一）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二）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三）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此方案仅仅是一个允许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而没有改组政府内容的方案。“政治咨询会议”无实质权力，所以为中共所否定。

在当晚接着进行的谈判中，王世杰仍主张将党派会议改换名称，加入无党派人士。周恩来坚持党派会议必须讨论和决定结束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纲领等问题。

当周恩来将谈判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指示：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等，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至于会议名称、成分、方式，可以从长考虑。这说明，在其他重要内容达成共识后，中共在党派会议这一问题上准备作出妥协。

不过，蒋介石不会接受中共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会谈不欢而散。

国共谈判就“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共识

8月22日，周恩来在 《目前紧急要求》 中提出：“立即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形式，中共强调要先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并将其作为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步骤。之后，再由联合政府筹备召集国民大会。

受蒋介石之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于8月28日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9月3日，周恩来提出中共的谈判方案，其中政治民主化包括召开“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主要讨论建国大计、施政纲领、改组政府、重选国大等问题。国民党希望军事上收编中共军队，所以在政治上用允许中共有一定程度的参政权利来作为交换，遂提出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选出人员参加，共同参与政治。在此，中共提出了“党派协商会议”的概念。

为推进问题的解决，在谈判时中共准备作出让步：联合政府现在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有顾虑，此次不提党派会议。建议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参加政府。

9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举行第三次正式会谈。关于政治会议问题，中共提出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应召开一次有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商讨国是问题。国民党方面原则上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但要求不用党派会议名称，而称政治协商会议为好。中共代表未作过多坚持。至于政协会议的召集办法、各方人数、会议权限等，双方经协商已经接近。

从笔者目前收集的文献资料看，这是首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

“政治协商会议”是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相互妥协的产物。按中共的理解，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党派协商会议。9月28日、10月2日，双方还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选、协议方式、召集日期等进行了商谈，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这些共识最终体现在 《双十协定》 第二条规定中：对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应首先“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至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在正式文件中确定下来。

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重大收获，是对国民党一党统治的重大突破，对此后中国政局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摘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