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与靶向路径研究

凌连新,阳国亮

(1.广西大学 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2.北部湾大学 北部湾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广西 钦州 5350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示范窗口以及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推进、世界一流大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持续推进,其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虽然粤港澳大湾区陆地总面积仅占全国的0.59%,但是2019年GDP占比高达11.65%,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惊人,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发展规模上取得了较大突破,但是依然面临大而不强、产业结构失衡、区域非均衡性突出、粗放式发展理念存在等多重发展困境,离世界一流大湾区还有较大的差距,严重制约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按照新时代的战略要求与新发展理念,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摒弃传统发展道路、贯彻新思想与新理念、改善产业结构、探寻发展新动能、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培育现代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区域均衡程度、提升人们获得感、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建成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窗口,加快世界一流大湾区的建设步伐。

二、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政界与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古典经济学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数量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趋同论、非平衡动态演进、溢出效应等著名理论,为区域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夯实了理论基础[1]。但是,片面追求规模经济、高速发展模式不仅阻碍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给社会、环境、居民生活等方面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问题,因此区域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尤其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学术领域的前沿问题,西方学者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辨析、内在机理、评价方法、优化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2]。高质量发展是全球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也是各国/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高质量发展更注重人们的获得感,建成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熵权法、增加值率、门槛效应、非参数法、全要素生产率等多种方法进行测度[3]。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的推动作用、增强增长极的溢出效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中国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研究起步稍晚,但是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研究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主要从研究内容、评价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4]。首先,研究内容侧重概念辨析、评价方法、对策与路径等方面,尤其是评价方法逐步成为研究热点[5],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对传统规模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更加注重质的提升,更好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其次,评价方法多样化,尤其是随着大数据、现代计量工具的进一步发展,改善了原来较薄弱的指标体系,建立AHP融合BP神经网络法的综合评价体系、“新发展理念”指标体系、三维指标体系、三阶段评价指标等复合评价系统[6],提高指标体系的动态性、合理性与多维性,尤其是以任保平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在建立指标体系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采用熵权—TOPSIS法、SBM模型、生态足迹模型、复合系统协同法等前沿评价方法,更加科学地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7]。最后,研究视角方面,从区域层面来看,目前研究成果集中在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粤港澳、长江经济带等热点区域[8],但也有学者尝试从沿边省区、自贸试验区、创新型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等视角进一步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9];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文献采用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与探讨[10]。

虽然中国学者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薄弱,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地位明显不匹配,而且目前研究成果偏重定性分析,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结论缺乏针对性[11],因此本文使用经济、地理、计量等学科的前沿方法,根据粤港澳大湾区1996—2018年的经济社会数据,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的前沿评价方法,有效地测度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揭示其客观规律、运动轨迹与时空演化特征。

三、评价体系与方法

(一)评价体系的构建

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发展与安全,本文从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生态、开放稳定、共享和谐、安全发展六个维度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为实证分析夯实理论基础。第一,创新驱动方面,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根本动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力量,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应高度重视创新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国际核心技术和国际前沿技术对区域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创新驱动主要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个方面,人均专利授权量、人均科研文献量是创新产出的核心体现,研发投入强度、教育经费比重是创新投入的关键因素。第二,协调发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不仅包括产业结构协调,还应包含区域协调,合理化指数、高级化指数、制造业比重可以有效地衡量产业结构协调程度;泰尔指数、城镇化率、收入协调水平、消费协调水平从四个视角来衡量区域协调水平。第三,绿色生态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处事法则,也是体现人们对更高质量生活的美好愿望,因此绿色生态不仅要涉及到目前的生态环境,而且还应坚持动态理念来看待问题,密切关注环境治理力度。第四,开放稳定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胜法宝,尤其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快、万物互联技术的加速,虽然目前贸易摩擦加剧、地方暴力事件频发、不确定性增加,但是开放稳定是新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对外开放、市场化水平、稳定程度是开放稳定的关键因素。第五,共享和谐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体现了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更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共享和谐测度指标关系到人们高质量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医疗服务、旅游福利、人口增长率、交通设施建设、互联网建设等方面,不仅包括“硬件”方面的设施建设,还包括“软服务”方面的幸福感指标。第六,安全发展是复杂国际形势背景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南,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安全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粤港澳大湾区必须维护区域经济主权,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逐步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基于以上的理论依据与分析,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合理性,构建新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共包括6个一级指标、33个测度指标,其中测度指标分布情况是创新驱动4个、协调发展7个、绿色生态4个、开放稳定7个、共享和谐7个、安全发展4个,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二)评价方法

现有研究成果多数采用传统的层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来测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缺陷在于评价指标权重具有主观性,无法客观反映指标的真实情况,难以合理评估实际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根据前沿研究成果,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以此更好地掌握客观规律。熵权法在客观测度信息熵的基础上确定每个测量指标的客观权重,从而确立权重矩阵;TOPSIS法通过最优方案与最劣方案来确定欧式距离,然后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1.归一化处理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涉及到6个子系统、33个测量指标,每个测量指标具有不一样的统计单位,直接进行测度必然会导致评价结果的无效性,因此需要采用极差法对不同测量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为数据的可比性奠定客观基础。

(1)

式(1)中,正负向测量指标有不一样的归一化方法,Yij、Xij分别表示测量指标的原始值与标准值,max(Yij)、min(Yij)分别表示测量指标原始最大值与最小值,i表示不同城市,j表示不同测量指标。

2.信息熵测度

信息熵能够有效反映指标本身的客观信息,能够真实反映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情况。

(2)

式(2)中,Bj表示不同指标的信息熵,Yij表示指标标准值,i表示不同城市,j表示不同测量指标或子系统,其中i=1,2,…,n,j=1,2,…,m,ln表示取对数。

3.加权矩阵确定

(3)

Rij=(Wij)n×m

(4)

式(3)、(4)中,Wj表示不同指标的客观权重,j表示不同指标或子系统,Rij表示n×m的加权矩阵。

4.欧氏距离测算

(5)

(6)

5.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是指各测量指标与最理想方案之间的相对接近度,是在欧氏距离基础上进行的测度。

(7)

其中,Qi表示高质量发展水平,其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大表明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优。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香港、澳门地区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同时因为香港、澳门地区的相关数据采用的计量单位与中国内地不一样,如国内生产总值香港、澳门地区分别采用港元、澳门元的计量单位,而中国内地统一使用人民币,因此要对不同计量单位换算成统一计量单位;其次,中国珠三角地区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缺失数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地方统计局官网、国家统计局官网来补充完整。

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一)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分析

1.总体特征分析

总体上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呈现高度集聚性、波动性、非均衡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第一,高度集聚性体现在空间与时间两个方面,综合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位于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区域发展前沿的城市,以上城市区位优越、对外开放较早、改革意识强、产业结构较合理、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因此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域,而“凹陷区”一般为肇庆、惠州等相对发展滞后的城市,与发达城市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从时间视角来看,除了1997—1998、2003—2004年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区域经济格局产生较大变化,粤港澳大湾区大多数城市在其他年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都是处于中等水平,但也有部分城市化危为机,抓住时代机遇,实现飞跃式上升,如1999年的佛山与东莞、2002年的东莞、2010年的珠海、2015和2018年的佛山。

第二,高度波动性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最高值是2018年的澳门(数值为0.652),最低值为2003年的肇庆(数值为0.442),后者比前者下降了32.21%;肇庆的最低值与最高值(2018年数值为0.579)相比,下降了23.66%,由此可见波动性较强。第三,非均衡性体现在珠江口沿岸城市与非珠江口沿岸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区域中心城市香港、广州的综合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惠州、肇庆等相对落后的城市,但是从2015年以来区域差距出现逐步缩小的发展趋势,而且2017—2018年大多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都在0.551以上,尤其是佛山与中山,随着广佛同城化建设进一步加快、深中通道快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快速上升。

表2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

2.等级演化分析

根据各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的数值、均值与标准差之间的关系,把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划分为明星型(高于M+0.5SD)、平庸型(M-0.5SD,M+0.5SD)、落后型(低于M-0.5SD)三种类型,采用stata16.0进行运算,对应的区间分别是[0.582,0.652]、[0.540,0.581]、[0.442,0.539]。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等级演化呈现明星型城市高度波动、平庸型城市高度集聚、落后型城市“形单影只”的动态特征。首先,明星型城市呈现高度波动的特征,1996—2018年明星型城市数量的运动轨迹总体上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复杂特点,1996年只有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城市,仅占粤港澳大湾区的36.37%,1997年仅有香港,1999年攀升至5个,分别是深圳、佛山、东莞、香港、澳门,占比跃升至45.45%,此后在0～4个区间不断波动,2017年以后迅速从2016年的2个明星型城市上升至4个,上升了200%,2018年继续跃升至5个,因此明星型城市发展态势良好;另外,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年稳居明星型城市行列,佛山、珠海、东莞多次进入明星型城市行列。其次,平庸型城市高度集聚,1996—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大多数城市都是属于平庸型城市,尤其是2008年该区域几乎所有城市都是处于平庸型,除了1998—1999年以外,其他年份平庸型城市数量均在6～9个之间,占比在54.55%～81.82%。最后,落后型城市“形单影只”,1996、2000、2006、2010、2012—2013、2015、2017—2018年时间段,粤港澳大湾区所有城市都不属于落后型城市;除了1997—1998、2003—2004年以外,每年粤港澳大湾区仅有1～2个城市属于落后型,占比仅为9.09%～18.18%。

表3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等级演化情况

(二)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1.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呈现三区集聚、非均衡性较强的特征。首先,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高位区一直集中在广州、香港、深圳、澳门等区域前沿城市,虽然有的年份城市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会扩大,但是1996—2018年广州、香港、深圳、澳门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的前列;佛山、中山、珠海等追赶型城市的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略低于区域前沿城市,属于中位区,虽然在1999、2008、2014、2018年部分城市的创新驱动发展水平迅速上升,甚至超过了一些前沿城市,但是总体上来说追赶型城市与区域前沿城市还存在较大差距;肇庆、惠州等城市成为区域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凹陷区”。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最高值是2018年的香港(数值为0.810),最低值是2008年的惠州(数值为0.486),前者比后者上升了66.67%;香港的最低值是0.577(2004年),比最高值下降了40.38%,年均下降率高达10.10%;惠州的最高值是0.716(2000年),比最低值跃升了47.33%;尤其是2001、2003、2007—2009年,非均衡性特别显著。

2.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图1可知,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三重集聚”、波动性较小的特征。1996—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大多数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都集中在[0.550,0.650]内,仅有2003年肇庆达到区域最低值(数值为0.486),2007年惠州达到区域第二最低值(数值为0.490),因为肇庆、惠州的区位优势比不上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因此在经济危机的叠加效应下,协调发展水平下降至区域的“凹陷区”;但2014年以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推进、大湾区意识持续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2018年,协调发展水平都在0.602以上,发展态势良好。

图1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水平

3.绿色生态发展水平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生态发展水平呈现复杂性、非均衡性的特点。首先,复杂性方面,从总体上来说,不管是发达城市还是相对较落后城市的绿色生态发展水平的运动轨迹都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复杂特点,原因在于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环保意识有待增强等方面。随着绿色经济进一步发展、环保投入不断增强、环保宣传多头并进,2016—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所有城市的绿色生态发展水平都处于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非常有助于区域高质量发展。其次,非均衡性不仅体现在发展前沿城市内部之间,而且相对较落后城市之间的差距也比较明显;同时1997、2003、2007年这些特殊年份与其他年份,绿色生态发展水平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4.开放稳定发展水平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开放稳定发展水平呈现“三重集聚”的特点。首先,1996—2018年低位区长期集中在肇庆、惠州、江门等非珠江口沿岸城市,尤其是1997—1998、2003、2008—2009、2013等年份,非珠江口沿岸城市的开放稳定发展水平位于区域的“凹陷区”。其次,中位区一般是佛山、珠海、中山等珠江口沿岸城市,虽然在偶尔年份有跃升或下跌的情况发生,但是总体来说中位区基本集中在以上城市。最后,广州、深圳、澳门、香港等区域发达城市一直都稳居高位区,即使是宏观环境剧烈波动的年份依然位于区域前列,因此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开放稳定发展水平低位区、中位区、高位区都呈现高度集聚的特点。

5.共享和谐发展水平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共享和谐发展水平依然呈现集聚性较强、波动性较大的特征。第一,1996—2018年广州、深圳、澳门、香港一直都是区域的“领头羊”,稳步走在区域共享和谐发展水平的前列,即使在1997、2003、2007年发生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劣环境下,依然属于区域发展的龙头城市;中位区城市是佛山、珠海、中山等,虽然2000—2001年的珠海、2010年的中山与佛山曾经跃升至高位区,但是大多数年份佛山、珠海、中山等城市的共享和谐发展水平依然是属于中等水平;“凹陷区”依然是肇庆、惠州、江门等非珠江口沿岸城市,尤其是1997、2003、2007、2016—2017年,以上城市的共享和谐发展水平下降到0.6以下的区域最低水平。

6.安全发展水平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安全发展水平呈现波动性强、非均衡性突出的特点。首先,波动性方面,从时间维度来看,特别是在国内外局势动荡的时间段,波动程度更为突出;从空间维度来看,香港、深圳、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的波动性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其次,非均衡性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安全发展水平形成明显的高位区、中位区、低位区,不同类型的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空间、时间上进行动态演变。

五、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靶向路径分析

(一)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靶向,加快制定发展规划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呈现高度集聚性、波动性、非均衡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特别是平庸型城市高度集聚、明星型城市高度波动,因此政府各部门应摒弃外延式、唯GDP是从的传统发展模式,高度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思想与新理念,根据新时代、国际新形势下的战略要求,制定高质量发展规划,推动世界一流湾区的建设,促进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充分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发挥地方智库的推动作用,探寻因地制宜的优化路径,统一行动步伐,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二)聚焦现代生产力靶向,大力推动核心技术创新

现代生产力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与灵魂,先进生产力始终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奋斗方向,应树立“爬陡坡、过深坎”的长期奋斗思想,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加强重大科技项目的配套力度,促进战略性前沿技术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抗癌药物、超导芯片、类脑计算、全数字自动化、量子通信、先进复合材料、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应用等国际前沿技术的突破与攻关,进一步推动龙头企业的现代化改造,建立协同化的高端合作平台,占领现代核心技术、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

(三)聚焦明星型城市辐射力靶向,共建世界级城市群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明星型城市,在本文提出的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等6个方面都始终处于区域发展的前列。今后应进一步激发明星型城市的辐射力与溢出效应,扩大辐射范围,增强实时化联动效应,降低行政壁垒,缩小区域非均衡程度,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建立高标准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交易中心,构建高质量发展战略联盟,建设实时感知、瞬时响应的全域感知网络,建立经济安全风险预警共享平台、金融安全信息中心、重大项目数据库,制定区域经济安全防范措施,共同抵御系统性风险,共建区域经济发展命运共同体,逐步推进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目标,不断提高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

(四)聚焦数字经济靶向,深度挖掘数字技术赋能路径

数字经济是当前与未来全球各国竞争的焦点与热点,关系到各国的国际命运与全球地位,2020年全国两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粤港澳大湾区应高度关注数字经济核心技术,推动传统工业向现代化工业转型,大力扶持数字经济重大项目,联合国内外顶尖专家攻关“卡脖子”技术,打造航母级数字平台,加强实验室经济,加快科研团队建设,克服“中梗阻”难题,攻克数据孤岛,增加数字经济国际论坛频次,建设高端数字经济生态圈。

(五)聚焦国际合作靶向,共建全球命运共同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是要闭关锁国、闭门造车,而是要面向全世界,接受国际环境的客观检验,粤港澳大湾区应在高质量发展、世界级城市群的双重驱动下,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全球治理能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强与新兴市场的合作与交流,启动国际合作示范基地和示范工程,推进香港单独关税区的发展,建设跨国合作产业园区与国际合作基金,建立国际知名专家数据库,加强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清除国际合作的有形或无形障碍,打造国际知名民族品牌,提升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建立海外权益维护共享中心,共建全球命运共同体。

六、结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主旋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质要求。本文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以及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精神,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共包括6个一级指标、12个准则层、33个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运用熵权—TOPSIS法实证测度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时空演变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呈现高度集聚性、波动性、非均衡性的时空演变特征,高度集聚性体现在空间与时间两个方面,综合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于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区域发展前沿的城市,高度波动性在澳门与肇庆这两个代表性城市尤其明显,非均衡性体现在珠江口沿岸城市与非珠江口沿岸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第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等级演化呈现明星型城市高度波动、平庸型城市高度集聚、落后型城市“形单影只”的动态特征,1996—2018年明星型城市运动轨迹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动态特点,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年稳居明星型城市行列;1996—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大多数城市都是属于平庸型城市,尤其是2008年该区域几乎所有城市都是处于平庸型;落后型城市“形单影只”,除了1997—1998、2003—2004年以外,每年粤港澳大湾区仅有1～2个城市属于落后型,占比仅为9.09%～18.18%。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呈现三区集聚、非均衡性较强的特征,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三重集聚”、波动性较小的特点,绿色生态发展水平的复杂性、非均衡性特别突出,开放稳定发展水平呈现“三重集聚”的特点,共享和谐发展水平依然呈现集聚性较强、波动性较大的特征,安全发展水平呈现波动性强、非均衡性突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五大靶向路径: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思想靶向,加快制定发展规划;聚焦现代生产力靶向,大力推动核心技术创新;聚焦明星型城市辐射力靶向,共建世界级城市群;聚焦数字经济靶向,深度挖掘数字技术赋能路径;聚焦国际合作靶向,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