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受到的教育,是羞于在公众场合谈“吃”字的。因为“吃”,多半容易与“好吃懒做”“嘴馋手懒”连在一起。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靖江。父母忙于农事、疲于生计,生活粗糙、日子简单。精致的食物,不只是食材,连加工它的时间都是一种奢侈。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的童年,关于食物的记忆,大都与填饱肚皮相关。
这几年,美食突然就成了靖江一张香喷喷的名片,连粯子粥都上了五星级酒店的台盘。我开始不明白,粯子粥有什么好吃的?那时天天吃、顿顿吃,吃到整个童年都是粯子味。我离开靖江后一直试图抹去关于它的记忆,差不多有十来年的时间都不愿意碰它。我知道酵烧饼是好吃的,做它所用的是小麦磨成的面粉,比起元麦磨成的粯子粉,可是“精粮”。做酵烧饼需要闲工夫,偶尔为之也很容易失败,而一只失败的酵烧饼不仅浪费了宝贵的食材,也让做酵烧饼的人有落下笨拙名声之风险,故而我极少有机会吃到它。至于蟹黄汤包,虽然我的老师范锡林写汤包写得了一个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又经央视纪录片“食尖上的中国”在全国普及了它的吃法,如今每到秋冬季节,闻香而至的客人令汤包在靖江大小饭馆一桌难求,但它当年毕竟不是随便能上寻常百姓餐桌的奢侈品。至于马桥出产馄饨,祖师香沙芋成了地理标志产品,季市变成一个代表靖江饮食文化的乡镇,这些都是我离开靖江好多年才听说的。
不是说,要富过三代才能懂得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