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读《文春》

刘柠

《文艺春秋》90周年创刊纪念号（2013年2月号）。

我爱读日本杂志，尤其是月刊。周刊比较娱乐化，我不大读，即使偶尔购读，也不会保存。月刊则不同，不仅购读（尽管往往是“积读”），而且会保存，结果越积越多，成了家中一患。人在东京时，我会在书店的杂志区翻阅杂志新刊，碰到感兴趣的内容，便买下。御茶之水的丸善书店，新宿东口的纪伊国屋本店，神保町三省堂和斜对过的东京堂猫头鹰店，池袋东口的淳久堂本店，都曾是我扫货的据点。即使时间不充分，不能从容地泡，我也会在杂志区快速扫一遍新刊——杂志区一般都在距店门口很近的地方，可速战速决。

回国后，作为一介普罗作家，若想看日本杂志的话，便只能订阅了。据我所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北京，订阅外刊只有一个合法渠道，即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图），因包含税金、佣金和运费，自然价格不菲。不过那个时代，我仗着外企白领和专栏作家的双重收入，最多的时候，订了五种日本月刊：三种论坛志——《文艺春秋》《论座》和《世界》，还有一种学术刊物《外交论坛》（即都市出版时代的“外交フォーラム”，后更名为“外交”，改由时事通信社出版），及一种艺术志《艺术新潮》。

说订阅，其实欠准确。确切地说，我真正从中图订的是后面三种，而《文艺春秋》和《论座》则受赠于我的终生学术合作伙伴、现任教于东京某私立大学的J女士。我和她有个约定，定期交换中日文学术资料，包括一些重要学刊。从2005年秋天起，平均每月各有一只纸箱分别从北京和东京发出，寄往对方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