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燕翎,贾茹
四川大学,成都610207
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电影的黄金时期,电影以其特有的媒介技术描摹了都市的物质文化和摩登生活。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左翼影人在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产品中赋予了自己的政治意识,揭示了当时都市摩登生活下深藏的矛盾与危机。在左翼电影的视像中,女性呈现出不同的阶级身份和性别区隔,展开了与现实和历史的对话。诸多左翼电影均提出何为“新女性”的历史命题,特别是蔡楚生完成于1935 年的作品《新女性》,更是直接以“新女性”作为片名。这些电影对“新女性”不约而同的召唤使人们不禁要追问,20世纪30 年代的“新女性”在左翼文化运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有什么关系?这些关于性别的话语反映在日常生活和设计层面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和回响?
本文借助布尔迪厄的社会空间理论,从电影布景这一角度切入电影《新女性》中的性别视角,并对照同一时间切面上的国货运动,进一步探讨20世纪3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性别塑造在银幕内外发生的共鸣。
首先,回到左翼影人对“新女性”故事的讲述中。在影片的开始,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韦明,便呈现出崭新的女性形象。她毕业于北平的大学,生活在摩登都市上海,既是中学的音乐老师,又是业余作家。她的身份中既有新文化运动的“新”,又有都市现代性的“新”,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最为理想的都市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