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与“理解”的距离

杨素秋

【关键词】给孩子的书  儿童观  通识童书

中信出版社的“给孩子”系列图书[1]，出场时带着特定的媒体话语策略。它们被赋予了“系出名门”的浓郁气质——诸多专家学者推荐，大量童书奖项加持，广告语“专为中国孩子打造的通识文库”更彰显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权威感。

从市场反馈来看，读者评价不低（豆瓣评分均高于7分），但从阅读实践的结果来看，似乎又和这套书的预期定位出现了偏差——它们大多成为家长读物，只有少数几本得到儿童喜爱。正是这种预期与实践的偏差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样规模的丛书是在何种语境下出现的？鲜明特质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理念与倾向？为什么备受期待的权威编者依然难以引发小读者共鸣？我们还可以对理想的“通识童书”怀有什么样的期待？

一、“被重视”的童年

专门为孩子编书的理念，其历史并不久远。数千年的人类文化史中，儿童书籍的历史不过300多年，欧洲17世纪前后才有专门给孩子的书。此前，在清教主义思想影响下，人们深信“原罪”，认为儿童的灵魂亟待拯救，想象力应当加以克制。儿童只是社会的预备劳动力，是尚未长大的成人。儿童穿大人的衣服，与大人一起劳动，读大人的书，人们根本不觉得儿童阅读有被单列的必要。从17世纪到19世纪，知识界的“儿童观”发生了彻底转变。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洛克（John Locke）等哲学家大声疾呼，拓宽了人们认识儿童和教育儿童的思路，使人们认识到儿童有别于成人。[2]

中国古代只是依稀可见童趣篇章，儿童在私塾诵读的典籍与成人并无分差，他们所接受的观念非常成人化甚至中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