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安顺城记》

张鸣

非常感谢组织方邀请我参加这么有意思的讨论会，我从上午各位老师的发言中获得很多启发，作为贵州人也非常感动。我就不从大的方面去说，只说一说跟我个人生活有关的阅读感受。我发言的题目是“我读《安顺城记》”。

钱理群老师和贵州的一群朋友完成了《安顺城记》这么一部大书，我非常佩服。《安顺城记》虽然叫“城记”，但它记载的不仅仅限于城，而涉及整个安顺地区，范围比较广，从总体格局上说，我觉得可以用得上“恢宏”两个字来形容。我虽然是贵州人，但没有去过安顺，对安顺的了解局限于书本和耳食之学，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我觉得，《安顺城记》很好读，一是因为用“大散文”的笔法写地方志，读起来很有味道;二是因為写的是贵州家乡的事，很多内容读起来都很亲切。比如《特产志》特别记载了“刺梨”和“救饥粮”两种微不足道的野果。“刺梨”现在是很有名了，但“救饥粮”这种小野果外地人就可能不知道了。这两种野果有时候会有农民拿到城里来卖，但我们小时候都是自己上山去采。印象最深的是，“救饥粮”毕节一带叫“救军粮”，名字不知怎么来的。这种野果大概含有淀粉，成熟之后吃起来有点面面的，可以舂成泥状做成小饼蒸熟当粮食，毕节叫做“救饥粮粑粑”，不大好吃但可以充饥，“救饥粮”的名字大概就是这么来的，特别是灾荒年代，这种野果真的救了很多人的命。这是我小时候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所以翻《安顺城记》，看到这儿就很亲切，这个小小的东西引起了我以前在贵州生活的回忆。按照过去的传统，这个小野果，肯定不会进入正史的记载，即使历代地方志，甚至专门记载地方物产的书籍，也不大会出现它的影子。但如果认真想想，这种不起眼的小野果，它在特殊年代对当地民众的意义，还有它所带来的地方文化记忆，其实都很有意义。我们对于故乡的记忆，很多时候是附着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物上的，比如特殊的物产，食物的味道，甚至不起眼的儿童玩具等等。《安顺城记》在重视大的历史、地方文化大事书写的同时，又特别关注到这样一些带有文化记忆的独特的物产，这就看出《安顺城记》这部书在编撰宗旨上的高明之处了。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阅读后的感想。

首先，《安顺城记》在编撰体例上有继承也有创新。体例上借鉴了《史记》，有编年记事，有“纪”“志”“世家”和“列传”，但和《史记》的“纪”“志”“世家”和“列传”又不完全相同。“纪”的部分完全不同，“世家”和“列传”也不完全相同，突出了人，不仅有乡贤名人，而且特别关注了各种小人物和少数民族，这和编者秉持“以人为中心的生命史学”的观念相符。总之借鉴《史记》又不拘泥于《史记》，我认为是这部书在体例上最大的特色。以正史的格局来编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好的设想。尤其在“志”的部分，主要采用正史的志的体例，但又借鉴了图经地志、《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以及历代地方志的书写体例。尤其是借鉴了古代《长安志》《淳熙三山志》《吴郡志》《嘉定赤城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方志和以《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燕京景物略》等为代表的城市笔记的著述形式，但具体写作中对前人的著述体例又有自己的取舍整合，总体上按照安顺地方的特点，把安顺的“史”“事”“人”“物”以及“文化”等内容都纳入这样一个宏大完整的书写体系中，落实“以人为中心的生命史学”的编写宗旨，这是一个体现匠心的安排。当然，我不知道编撰者是不是有意识地借鉴融合了以上这些著作体例，但我读的时候读出了这么一些特点。

其次，关于“志”的部分，不仅体例有新意，从内容上看，也有很多不同于传统方志的处理。作为地方志性质的著作，在“志”的部分肯定要记载本地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生活形态、文化遗迹以及一些和生活有关的器物、特产等等内容，甚至要记录随着历史发展已经逐渐消失的东西，这是方志编撰的题中应有之义，《安顺城记》在这个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我觉得《安顺城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体现的时代性，编撰者明显有利用方志、以新时代眼光建构安顺地方文化知识体系的动机，“志”的内容很丰富，涵盖面也很广，好多方面都是历代地方志不会关注的。比如《邮电志》《名校志》《慈善志》《名树志》《矿物志》《饮馔志》《器物志》《特产志》《药材志》《方言志》《游娱志》《演艺志》《图像志》等等，都是古代地方志很少涉及的新内容。时代不同了，人的生活和地方文化本身会随时代变化而有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知识会随时代发展而更新，编撰者的认知既要顺应这种变化，同时又要自觉地站在新的高度去记载、反映以及建构新的知识体系。比如其中《矿物志》就非常有特色，可见安顺各种矿产之丰富。除了煤矿、铁矿，还有很多稀有金属，这部分内容也体现了贵州这个矿产大省的特色。总之，《安顺城记》的各种“志”，信息量都很大，大多数的“志”其实都可以扩展做成一部小书。当然“志”的部分也有一些欠缺，比如，没有专设“灾异志”或“灾荒志”。而是把“灾荒”放到“杂志”一类里附带记述。这样处理不免有点遗憾。因为“灾异”“灾荒”对人的生活、对生命的影响都非常大，古代史书特别是地方志一般都会特别突出地加以记载。《安顺城记》无论什么原因没有专立“灾异志”或“灾荒志”，都有点遗憾，这不符合本书“生命史学”的编撰宗旨。

再次，我想从安顺的地理位置来看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和它的特点，顺便说一说我从这个角度读这本书的一点收获。本书没有附安顺的地理形势图，也没有城市地图，有点遗憾。不过安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格局我稍有了解，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安顺处在贵阳（贵州的中心）西南方，从安顺往西南方走，就进入云南曲靖、昆明。安顺的东南方，则是广西的桂林，桂林曾经长期作为广西的省政府所在地，是广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也就是说，如果把贵阳、昆明和广西桂林用直线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大的三角，安顺的地理位置就处在这个大三角中间偏北的地方。所谓“滇之喉，黔之腹，粤蜀之唇舌”（转引自《城记》序二，不过这里的“粤”应该是指广西更合适，至于“蜀”则离得比较远），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经济文化上，安顺就和三个省城的文化有很多交汇融合。二是从明代起安顺就是滇黔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城市。是明代王朝经略云南的一条交通大道上的战略重镇，所以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甚至重要的程度超过贵阳。安顺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安顺地区文化的一些特殊性，从《安顺城记》的撰写中也可以读到这样的特殊性。浅见有以下几点：

一、安顺离贵阳近，但离昆明和桂林也不远。比如，安顺的很多生活习惯受到广西和云南的影响，和贵州其他地方就不大一样，比如安顺布依族，从族源上说和壮族同源，生活习惯上也和广西壮族很接近。布依族青年抛绣球的习俗和壮族一样，布依族的铜鼓形制和演奏方式也和壮族铜鼓相同。虽然安顺和广西中间隔了一个黔南自治州，但民族的生活风习和文化还是受广西的影响很深。另外我对云南有一些了解，在物产方面，安顺和云南有很多接近的东西。从文化层面而言，安顺也会接受从云南昆明方向过来的影响，比如近代以来传教士的传教，有一条路线就是从云南进入安顺的。另外安顺和云南都流传关于明建文帝的传说，这个传说在贵州其他地方就很少听说。总之，安顺的地理特点造成了它和云、桂两个省份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安顺和贵州其他地方都不一样。认识安顺文化，要注意这种地理因素带来的独特性。

二、安顺是多民族地区，但在贵州境内它又属于汉人比例较高的地区，汉人的来源比较复杂。明代以后，因为经略云南的缘故，沿滇黔交通要道布置了很多军屯卫所，安顺是一个重点，所以安顺集中了大量明代军屯汉人的后裔，比如屯堡的汉族。他们因为集中居住，有自己的语言、服饰、宗教、祭祀仪式、生产技术等，较多保留了从江淮两湖地区带来的明代汉族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比如语言，保留了明代南京官话的一些特点;又比如地戏，比如屯堡人的穿着打扮等等，都保留了明代汉族的特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迁徙的汉人带来的文化，和安顺当地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和平相处、共存交流，形成丰富的文化景观，这又是安顺的文化特色。这一点在《安顺城记》中都有表现。但是，在考察安顺文化時，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由于地缘的因素，整个贵州，包括安顺地区，是处于中央王朝和汉族文化的边缘地带，和中心相比，是处于弱势的地位，进化发展也比较慢，比中心地区落后，但这样的弱势，又有相对性，比如在面对安顺本地原住民的少数民族时，汉族文化又表现为强势，在文化上处于高位，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强势的影响。比如语言，很多少数民族都会说汉语，而汉族则不一定会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又比如教育，少数民族要接受教育的话要读汉人的书，上用汉语教学的学校等等。我在毕节也有这个体会，很多少数民族要学汉语、说汉话，但是汉族很少有人主动去学习苗语。这就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安顺的文化，要特别注意文化强势和弱势之间，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相对性和动态性。

三、由于安顺处在汉族文化的边缘地带，安顺的文化发展变化就比较缓慢，反而对文化研究有特殊的意义。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所谓礼失求诸野，在汉族文化中心地区不断发展变化中丢失的许多文化因素，反而可以在安顺看到。最典型的比如地戏。安顺屯堡地戏非常独特，《安顺城记》有专门介绍，杜应国先生也写过研究安顺地戏的文章。屯堡地戏是由明代军屯的汉人从江淮带来的一种民间祭祀性歌舞戏剧表演，地戏除了戏装，还要戴面具，这也是早期祭祀歌舞的遗迹。安顺地戏和江西等地的傩戏有渊源关系，不过地戏表演内容基本都是英雄征战故事，仅这一点就和明代其他汉族地区戏剧大大不同，和明代的文人传奇剧就更不相同，传奇是古代戏曲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戏剧，文人传奇大多是爱情故事或家庭伦理故事，所谓“十部传奇九相思”。另外地戏的故事文本基本都是第三人称为主的叙述体，而不是戏剧的代言体。加上戴假面的扮演形式，这些都接近古代“兰陵王”之类的歌舞表演，和宋代的大曲歌舞和转踏歌舞表演也十分类似，不过宋代歌舞剧中也有角色扮演近似于代言体的舞蹈，所以屯堡地戏带有早期歌舞剧向代言体戏剧转化的痕迹，是处于转化过程中的一种戏剧表演，或者是民间祭祀表演的体制。我猜想是明初军屯汉人把这种民间祭祀性表演带到了安顺，而明朝文化中心地带的戏剧形式已经从比较初级的形式进步转变为成熟的戏剧，而民间比较粗糙的祭祀性歌舞戏形式也逐步衰落或者被舞台文人戏曲所掩盖，在内地已经不发达了，但屯堡由于边缘，没有跟上中心地区的发展进步，而且由于军屯社区自成体系的相对封闭性，也屏蔽了外来的影响，反而能够把地戏的传统延续下来，包括体制特点也基本保留了早期状态，而成为可供戏剧史研究的活化石。此外，地戏的故事来源主要是话本小说、历史演义和民间传说，这也形成独特的自成体系的内容传承。以上这些因素，如果从戏剧史研究还有从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角度看，都很有意思。由于安顺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文化上的特殊性，倒反而保留了在汉族中心地区已经衰落或消失的文化因素，这些都在《安顺城记》里得到了反映，这也可以看出这部书的学术价值。

读《安顺城记》收获很多，时间关系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生活在某一地方的人，受到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政治格局、经济条件、历史沿革、语言、文化、物产、风俗、日常生活知识等因素的影响，会形成相应的人格特点，而这些因素的总和，又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谱系。《安顺城记》不仅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文化谱系，同时又以新时代眼光建构了安顺地方的知识体系，而呈现文化谱系和建构知识体系的目的，又是聚焦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因此这部书不仅是安顺地方志的意义，同时也是一部贯穿“生命史学”观念的著作，是一部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书，值得认真阅读。

2021年4月25日发言，2021年5月19日根据记录稿改定于京西博雅西园。

责任编辑：胡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