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仪式、民族认同与抗战动员
——以西北民众献旗为中心的考察(1938-1945年)*

尚季芳 咸娟娟

旗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承载着鲜活而厚重的历史。每面旗帜都有其指称对象，在能指与所指之间，传达其指示性与象征性意义。在近代中国，锦旗作为旗帜的一种，在重要场域和事件中发挥着勋著旗常、身份认同以及方向指引等特殊作用。抗战时期，锦旗的这一特质，也使其在政治运用上呈现出多重复杂面相。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献旗”活动，更是“被设计成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1)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其中，西北地区的民众献旗，被国内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体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舆论宣传与西北在中国抗战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纵观以往学界对“献旗”的研究，多集中于女童子军杨惠敏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国旗)的探讨。(2)如张迎雪：《两个杨惠敏共同演绎〈八百壮士〉壮歌》，《名人传记》2008年第7期；王春华：《抗战女杰杨惠敏的传奇人生》，《湖北档案》2008年第11期；胡现岭：《淞沪会战中杨惠敏献旗之真相》，《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孙玉芹：《杨惠敏向“四行孤军”献旗事件考》，《兰台世界》2010年第19期；苏智良、胡浩磊：《四行孤军光与影(三)》，《档案春秋》2015年第9期；周游：《民族主义的建构与彰显：献旗英雄的塑造与四行“孤军”的悬旗护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鲜少涉及献旗(锦旗)的其他方面，从而忽视了该问题研究的更多层面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