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品韵：从《快雨堂题跋》看王文治对“韵”的追求

⊙ 郭德法

引言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擅长诗文，精于音律，笃信佛教，精研释典，其书法以行书和小楷见长，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提道：“国朝书家，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取风神。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1]王文治在其诗文集和题跋中对刘墉评价颇高，文曰：“吾于近时善书者，服膺刘石庵前辈久矣。”[2]逢遇刘石庵皆敬称其为“前辈”，可见其对刘墉的尊重与认可，后世论书者常将二人对举，亦足见王文治的书学成就之高。《快雨堂题跋》保存了王文治对所见碑帖字画的题跋评语，本文力图从学书理想、学书方式、审美鉴赏三个方面勾勒出其书学理路上对“韵”的追求。

《说文解字》注：“韵，和也，从音员声。”后世书论家常组词连用，“神韵”指作品中传递的神采，“风韵”指营造出的格调。

一、学书理想——追慕晋人风韵

王文治在《论书绝句三十首》中评价王羲之：“醉本兰亭付辨才，一篇茧纸万琼瑰。菁华已向昭陵閟，宗派还从定武开。”[3]对历代公认的书圣王文治同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王羲之的传世作品一直心慕手追，在“定武兰亭”后跋曰：“余从事于《兰亭》者三十年，从事于定武者二十余年。”[4]在沈绎堂临兰亭后跋曰：“《兰亭》一帖，为书家之普门，唐宋诸名家，未有不从此入者。”[5]可见王文治不仅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不遗余力地去学习，而且认为唐宋名家无不从《兰亭》中汲取养分。在王文治的作品中有很多“禊帖集联”创作形式存世，由此可佐证王文治对《兰亭》以及王羲之其他诸帖所下的功夫。

通过对《快雨堂题跋》通篇的理解分析，笔者注意到王文治并不像以往推崇王羲之的书家一样以右军独尊，他所追求的是以右军为代表的晋人风韵：

右军诸子帖，与右军正可参观，何忍并去之？黄长睿之说，吾不敢凭。右军诸子及诸王、诸谢，皆可与右军参观，方可想见晋人风格。[6]

从此段跋语我们可以看出，王文治在取法上并未囿于右军，而是客观评价晋代诸贤的成就，并表现出对晋代以诸王、诸谢等氏族为代表的书家共同营造的“晋人风格”的神往。

二、学书方式——求神重韵

（一）版本选择——重视神韵

王文治 行书 《卿云爱景》联 故宫博物院藏

在版本选择上，王文治与前人秉持相同的观点，即重视学习古人真迹，王文治重视真迹是因为他认为与刻本相较，真迹更能传达出笔墨韵味。如在黄素《黄庭经》临本真迹后跋曰：“余向时曾获经眼，匆匆未及审定临仿。然自一见以后，数日内腕下顿去许多尘滓。”[7]王文治表示见到真迹后，虽然未能临仿，然而真迹所传达的笔墨韵味便可纠正平日的习气，顿去腕下尘滓，生动地表现出真迹在王氏认知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王氏进步之处在于既重视真迹又能客观评价不同刻本的价值，肯定了流传的每种刻本皆具有一种韵味，善学者当综合参观，兼而取之。武进李兆洛在《快雨堂题跋·序》中言及：“评书如相人，可得神采于骨骼之表；刻帖如观写生，即极神似，然其顾盼謦欬不相亲矣……盖其真迹不可得见，不得不求诸碑刻。”[8]这一论点与多数书家所认知的书作一经上石便会下真迹一等相符合，而不同翻刻版本也会因刻工水平的不同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真。对于不同刻本王文治则从“韵味”上给予包容和肯定。如在《阁帖》后跋曰：“重摹之本，每本必具一种胜处，自是临池者指南。”[9]又在《宋拓十七帖》后跋曰：“然每观一帖，必有一帖之独胜处。”[10]在《玉版十三行》后跋曰：“二玉版皆浑厚圆妙，各擅其长，临池家宜参观之。”[11]在《宋拓圣教序》后跋曰：“此本真宋拓，虽墨气太湿，又另其一种风味。”[12]通过以上跋语可以看到王文治并没有像考据家一样以版本的年代作为评价其价值的最重要标准，而是以艺术鉴赏家的审美视角去发现不同拓本的价值，并提出不同版本各具韵味，善学书者宜参观之。

（二）临摹——以韵为上

临摹古代经典法帖是书法学习的必由之路，关于临摹的方法，历代书论家多有提及，对后世影响较深的则以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和南宋姜夔的《续书谱》为代表。孙过庭提出“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主张忠于原帖，精准临摹。姜夔在《续书谱》中对孙过庭这一观点进一步引申：

摹书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亦可以嗤萧子云。唯初学书者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须是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摹临。其次双钩蜡本，须精意摹拓，乃不失位置之美耳。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13]

由孙过庭、姜夔两家可看出前代书论家多是主张通过精细临摹，争取做到毫发不失，以期最大程度地从古人经典作品中汲取养分，反哺自己的艺术创作。王文治关于临摹的观点则是主张“求神重韵”。在《论书绝句三十首》中盛赞米芾“只应酿蜜不留花”一语似可看作他对临摹的态度，如：

至元代赵承旨，所传真迹，亦尺牍居多也。但其摹仿右军处，几于千篇一律，未免太似。惟香光书札，任意挥洒，纯任天真，出于古人蹊径之外。此数札，望之若率意而成，而妙处为他人所万不能及，良可宝也。[14]

古人云：“善学书者，如鲁男子之学柳下惠；不善学书者，如优孟之学孙叔敖。”此卷临信本书，绝不相似，然余甫开卷即知之，其寒峭之气，逼人肌骨，能传信本之神故也。[15]

王文治明确提出“善学书者”重在学习古人的精髓、神韵，对于只是追求字形相似的人则称为“不善学书者”。这些貌似与前代论书者相悖的论点无不彰显出王文治对于临摹已不再苛求字形上的相似，而转为对“韵”的追求。

在选取临摹范本时，我们多会选择书家所作的经典作品直接作为取法对象，因其是“一手资料”，最为完整地保存了书家创作时的整体风貌，便于我们更为系统纯粹地接受古人。对经过后人临摹的作品，历代书论家普遍认为其中必然掺杂临书者的个人“习气”，较原作已不再纯粹，故而下原作一等。王氏在《快雨堂题跋》中对名家的临摹作品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窃谓古帖虽致佳，必得名家临之而精神倍出。其似与不似之间，乃是一大入处。似者践其形也，不似者符其神也。形去神在，若接若不接之间，而其消息出焉。以似为不似，以不似为似，非似非不似，即似即不似，重重秘密，帝网交罗。[16]

在这段近乎禅理的辩证论述中，王氏不仅对董其昌的临摹作品做出肯定，而且进一步指出似与不似乃是学古的一大入处。经典作品经过名家临摹之后的“二次创作”不仅不会消释其精髓，反而会使二位书家的优点加以结合，相得益彰。如：

然予窃爱真米书，尚不如爱香光所临之米书，何以故？米书魄力虽大，而平淡处尚有未至，故云林评跋，以为似子路未见夫子时。香光深得右军平淡之趣，其临米书，正如菩萨应愿为梵天主，以佛力加被，恢恢乎有余地矣。[17]

这段题跋中王氏指出相比“米书”更爱“香光所临之米书”，原因在于米书魄力虽大，但是缺少平淡，而董其昌从右军处得平淡之趣，故而米书经董临之后兼具二人的魄力与平淡，故而相较原作韵味更丰富。

（三）创作——融禅宗思想求格调淡雅之韵

王文治在诗文中自述：“余弱冠时取赵州‘放下’之语名其斋，时初学为诗，亦初学坐禅。”[18]王文治年谱中亦有记载：“文治自弱冠即喜修禅，四十以后，始兼修念佛。比年来，以念佛为禅，复以禅念佛，禅净并运，将终老焉。”[19]王氏素有慧根，耽于释典，精研禅理，并将禅宗思想运用到书法艺术中，曾言“吾诗与书皆具禅理”。其承董其昌余韵亦是善于以禅论书的书家，融禅宗修习于砚田深耕之中，从禅宗思想中拈出“淡”字运用于自己的艺术评论及书法创作中，如在董临怀素后跋曰：

董文敏深于怀素草书，兴到疾挥，颇得惊鬼神、走龙蛇之意。宋元以来书家擅狂草者，皆不能及，以其淡也。余因习董书，始悟素师淡处，因素师又悟右军淡处也。颜、柳皆得右军淡处，惟文敏知之，亦文敏能习之。[20]

跋文指出“淡”意是董其昌由怀素上溯右军的一大关捩，后世书家学习右军当由此处经意。

三、审美鉴赏——观书品韵

（一）书家品韵，悬判可定

王文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鉴赏家，汪承谊在《快雨堂题跋》卷后提及：“先生书名冠当代，鉴赏之识卓绝一时，收藏家得其片言，辄为增色。”[21]从“心农中书以收藏甲吴下，遂相契厚。中书所收藏，太守必加墨焉”[22]中亦可得以佐证。王文治自言其鉴赏方式为“书家品韵，悬判可定”。在《褚临兰亭真迹》后跋曰：“书家品韵，悬判可定。予于法书名画，不倚考据，专贵眼照。”[23]此论使他与乾嘉时期兴起的考据学派鉴赏风格划开明确的界限。王文治对考据学派的态度还可见于袁枚《随园诗话》：

王梦楼云：“词章之学，见之易尽，搜之无穷。今聪明才学之士，往往薄视诗文，遁而穷经注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词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于决舍；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长，孜孜不及，焉有余功旁求考据乎？”[24]

（二）不满于考据家的烦琐考证

王文治对于书法鉴赏不满于考据家的烦琐考证，对待所有的鉴赏作品都以其表现的韵味为评判标准，所以对待同一件作品的祖本与翻刻本，他常提出独到见解，表现出与考据派截然相反的鉴赏方式，如在《宋本兰亭》后跋曰：

王文治 行书 《瓜架》轴 故宫博物院藏

余尝见宋刻数本，决非定武祖刻，而奇古纵宕之趣，竟有祖本所弗能及者，此刻其一也。听声者，考定武于纸色墨色及已损未损、点画连断之间，然定武真面目，究竟未见。真鉴者，审玩于神明气韵之内，故但是宋刻，皆可参究，而于右军血脉，直可潜通，何论定武哉？[25]

此论通过“真鉴者”的鉴赏方式道出自己的观点，对于考究纸张年代、墨色新旧、笔画连断等烦琐细节的考证方式表示不屑。

（三）对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伪作”给予肯定

正因标准不同于其他鉴赏家，其对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伪作”也给予了肯定态度。他曾引用董其昌将《李秀》《云麾》刻入《鸿堂》的典故申明这一观点：

昔董文敏见宋刻《李秀》《云麾》，叹为稀有，刻之《鸿堂》。后重见唐刻，又题云“云霞变灭，金铁森翔”，而不复追论前碑之伪，非自护其短，以前碑奇古高秀，亦自可传也。余于古帖，专取眼照前人，不倚考据，虽悬判处或有舛讹，而真伪自是分明，优劣亦复不昧。请以俟诸后来之真鉴者。[26]

这段跋语充分表现出王氏鉴赏是从纯艺术的角度出发，对每件作品的艺术水平都能给予客观评价，并对其“书家品韵，专贵眼照”品鉴方式得出结论的真伪做出回应。

结语

王氏书中跋语多有重复引申处，篇幅所限，此处所引未必详备，然滴水可知海味，故不做过多罗列。本文通过追慕风韵、学书求韵、观书品韵，梳理了王文治书学过程中对“韵”的追求，为全面了解其书学思想梳理了脉络。王氏习书求“韵”的成功案例，提醒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当注重作品的格调、韵味，着力于作品所呈现的整体风貌，力争雅致而有余韵。

注释：

[1]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M].清道光振绮堂刻本.

[2]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83.

[3]王文治.论书绝句三十首[G]//国朝书人辑略.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4]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9.

[5]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73.

[6]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4.

[7]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19.

[8]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1.

[9]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1.

[10]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17.

[11]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20.

[12]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33.

[13]姜夔.续书谱[M].明刻百川学海本.

[14]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68.

[15]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68.

[16]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67.

[17]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70.

[18]王文治.王文治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9.

[19]王平.探花风雅梦楼诗：王文治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229.

[20]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69.

[21]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127.

[22]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1.

[23]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7.

[24]袁枚.随园诗话[M].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25]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10.

[26]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