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黄宗羲的绝学论

刘亚斌

一、宋代儒学之争的文化背景

道学家对秦汉至唐朝这段历史持批评态度，认为“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宋史·道学列传》）。宋代学者接续孔孟之道，排斥汉唐诸子，甚至将孟子排在孔子之前。朱熹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是王道;汉唐专以人欲行，是霸道，“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高祖私意，太宗人欲，三代和汉唐“终不能合而为一也”（《答陈同甫书》），对于其贱王尊霸、谋利计功的历史更是不可听信，“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朱子语类》），对读史颇不以为然，并指名说浙东事功学问的代表陈亮一生被史学所坏，即便需要史学，也得以显明义理为目标，先经后史，经本史末，经为体、史为用。朱熹的说法立即遭到陈亮的反驳，他认为汉唐功业彪炳，平定天下，不失其救民之心，与三代虽未等同，但只存程度差异，即做得尽与做不到尽而已。道有待于物的表现，王道则由历史事功显明，经书亦是当时历史的载录，“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甲辰答朱元晦书》）。不能存天理灭人欲，不能脱离社会功利和高谈道德性命之学，要实现社会事功，需兼备才能、智慧和勇气，济世达务，做对社会有用之人。

宋儒張载《近思录拾遗》提出“四句教”，“为去圣继绝学”当世已熟知，其影响泽被后世，加上朱熹等宋儒的推动，论及绝学多指原典圣学，用以修性以符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