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空军从桂林出发的远征

唐学锋

1942年7月4日，由陈纳德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正式并入美国陆军第10航空隊第23战斗机大队（即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担任准将司令。次年3月，该队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7月，陈纳德又被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任命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

踌躇满志的陈纳德立即制订了一个对日军展开空中反攻的计划，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彻底压制日军在中国的航空力量，夺取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要落实这项计划，需要足够多的飞机、油弹和飞行员。在陈纳德的建议下，中美空军混合团于1943年10月1日在印度半岛的马里尔空军基地成立。陈纳德即以桂林为主要基地，依托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和中美空军混合团这两支部队，先后袭击日军在台湾、香港、广州、海南岛、汕头、武汉等地的航空基地，与日本空军展开制空权争夺战。

联合远征

1943年10月3日，中美空军混合团刚成立几天，还在印度半岛的马里尔空军基地受训，日军便预判其在未来极有可能进驻桂林，当即派出侦察机对中国空军在桂林附近的基地进行侦察。4日和5日，日本陆军航空部队第8飞行团分别出动43架和13架战斗机、轰炸机空袭桂林;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分别出动19架和21架战斗机迎战。两日空战，美国空军一共击落日机1架，击伤日机2架。

在陈纳德看来，要彻底打垮日本空军，夺取中国战场的制空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摧毁日本在中国的航空基地。他将第一打击目标瞄准台湾的新竹机场。这是日军从日本本土到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之间最重要的航空基地。拔掉这颗钉子，有利于陈纳德实施从空中打击日军海上运输线的战略计划。

陈纳德一直在等待时机。

早在1943年8月，中国空军在江西遂川砂子岭的机场建成，航空委员会在此地设立空军第88站，其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储存足够多的燃料与弹药，为远征台湾作准备。

11月初，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完成集训，进驻桂林，陈纳德手中有了足够多的可用于远征的飞机和飞行员。

11月4日，陈纳德派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1架P-38战斗机从桂林起飞，首次飞临台湾新竹机场上空侦察。P-38战斗机具有速度快、装甲厚、火力强等优点，曾广泛应用于太平洋战场。最著名的战绩是1943年4月18日在布干维尔岛上空击落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11月22日和24日，陈纳德又两次派P-38战斗机从桂林起飞，至台湾新竹机场上空侦察并拍照。

与此同时，陈纳德加紧了对远征人员的挑选和训练工作。最终，陈纳德任命爱将大卫·L·希尔上校为联合编队的最高指挥官，执行这次跨海远征任务。参加这次远征任务的14架B-25米切尔轰炸机中，有8架来自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第68混合联队，6架来自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担任这次远征护航任务的战斗机为8架P-38战斗机和8架P-51战斗机，均来自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

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美空军首次采取的联合跨海远征作战行动。来自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天民、梁寅和、李衍珞、吴超尘、罗绍荫、温凯担任轰炸机的副驾驶，另有周鸣鹤、张树成、傅维善、李颂平等担任轰炸机的领航员。

11月24日，参加这次远征任务的轰炸机、战斗机分别从昆明、桂林、零陵等机场起飞后降落遂川机场。为保密起见，陈纳德并未将这次行动的目的地提前告诉参战人员，只是要求大家都穿上黄色的救生衣。次日一早，大卫·L·希尔召集全体出征人员开会，宣布这次轰炸的目标为台湾新竹机场。此时，大家才明白为什么要穿黄色救生衣。

11月25日上午10点05分，各机在遂川机场上升空编队后向目的地飞行。莱斯·曼贝克驾驶P-51战斗机在升空后发现飞机的液压系统漏油，被迫驾机返航，因此，原计划参加护航的8架P-51战斗机，只有7架最终完成了任务。

据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记载，此次远征，中美空军在空中击落敌轰炸机6架、战斗机6架、运输机2架;在地面，由战斗机机关枪扫射击毁敌轰炸机14架、战斗机1架，由轰炸机投弹炸毁敌各型飞机16架以上。中美空军仅有1架P-51战斗机因低空扫射撞到树梢微伤，另外1架B-25轰炸机被敌方高射炮弹片击中微伤。所有参战飞机在完成任务后，全部安全返回遂川机场。

由日本防卫厅编纂出版的《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一书也承认，在这次空袭中，日本空军遭到沉重打击：在地面被炸毁陆上攻击机12架、大损2架、中损8架、小损18架，在空中被击落战斗机2架、陆上攻击机2架，人员死伤45人。

中美空军的这次成功远袭，引发日本朝野一片恐慌，担心随着中美空军力量的增强，日本本土将受到袭击。

出击华南

广州的天河、白云机场和香港的启德机场等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华南地区的重要航空基地。中美空军进驻桂林后，立即将上述地区的日本航空力量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1943年8月26日，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出动5架B-25轰炸机，在11架P-40战斗机护航下，首次轰炸了天河机场。返航途中，我机群与日军20余架“隼”式战斗机遭遇。空战中，我P-40战斗机击落敌机3架，B-25轰炸机击落敌机2架，1架P-40战斗机受伤迫降于广东曲江，其余各机安全返回基地。

10月2日，即中美空军混合团正式成立的次日，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派出2架P-38战斗机自桂林起飞，赴白云、天河及启德机场进行侦察。根据照相结果，美军判断三个机场分别停放日机9架、36架和3架。

10月7日，美军1架P-38战斗机从桂林起飞后，在对白云、天河、启德机场侦察过程中，遭敌机攻击。美机利用速度优势，迅速摆脱敌机，安全返回基地。

10月27日，美机在对天河、白云机场侦察过程中，发现日军在白云机场有多处新建工程。

进入11月，美机又先后对上述各机场进行侦察，基本掌握了日机的布防情况。中美空军成功空袭日軍在台湾新竹的空军基地后，立即将下一个重点打击目标锁定为日军在华南的空军基地。

12月23日中午12点50分，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出动28架重型轰炸机，在6架P-51战斗机和24架P-40战斗机掩护下，从桂林机场起飞，大举轰炸天河机场。其中，有5架P-40战斗机由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的中方飞行员洪奇伟、董斐成、陈本濂、黄继志、黄胜余驾驶。

当天，日军出动其陆军第12飞行团全部主力，计45架战斗机空袭我遂川机场。因中美空军早有准备，日军的飞机扑空。返航途中，日军发现中美空军的飞机正朝广州方向飞来，遂以无线电通知空中各机停止返场着陆，在天河、白云机场附近上空拦截我机。

下午3点20分，当我机群飞至广东北部上空时，即与敌第25战队的10余架“隼”式战斗机遭遇，双方立即爆发激烈空战。

据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记载，是役，我方击落敌机3架，但也有2架P-40战斗机被击落、1架B-24轰炸机失踪，中国空军飞行员黄胜余和黄继志阵亡。但对轰炸敌军机场的战果，则记载为“未详”。实际上，中美空军的这次出击，也给敌军的天河基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据日本出版的《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一书记载，是役，美机对天河机场（书中记载为白云机场）的轰炸，造成地面1机中弹燃烧、1机中损，机场跑道中弹，“一时间无法使用”。

1944年1月23日，中美空军混合团与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联合出动9架B-25轰炸机，在28架P-40战斗机掩护下，于中午12点50分起飞，空袭启德机场。我机群于下午2点40分抵达，以500米的飞行高度进入目标上空投弹，所投炸弹全面命中目标。我机群完成任务后，于返航途中，在广东惠阳上空遭遇敌5架“隼”式战斗机拦击。空战中，我担任护航的P-40战斗机击落敌机1架，而由美军飞行员驾驶的1架P-40战斗机受伤后迫降于英德的大湾，其余各机安全降落桂林机场。

2月11日，中美空军混合团和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联合出动12架B-25轰炸机，在20架P-40战斗机掩护下，空袭启德机场。我机群于11点45分起飞，于下午1点35分抵达目标上空投弹。此时，空中突然出现10余架敌军的“隼”式战斗机，并与我担任护航任务的P-40战斗机发生空战。空战结果，中美空军混合团飞行员邓力军与田景详各击落敌机1架，而由杨应求与一名美军飞行员驾驶的两机未能返回基地，其余各机安全返回。

中美空军打击华南之敌，不仅将目标锁定为敌军的航空基地，还将打击的重点放在敌军在东南沿海的海上运输线上。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7月开始，中美空军就以桂林为基地，不断派飞机打击敌军在东南沿海的海上运输线。进入1944年，中美空军仍以桂林为基地，继续加大打击力度。

面对制空权的丧失和海上运输线遭到频繁袭击，日本大本营显得极为无奈，决定孤注一掷，依靠陆军发动“一号作战”，破坏和占领中美空军在湖南、广西一带的前进基地，以解除中美空军对其海上运输线和日本本土的威胁。

1944年3月，侵华日军正式发动“一号作战”，中美空军暂停了对华南敌空军基地和其海上运输线的打击活动。4月，随着日军从陆上逼近中美空军在广西的基地，中美空军被迫向重庆、四川、云南等地转移，结束了以桂林为基地，从空中打击日军的行动。

夜袭汉口

1943年12月初，为支援正在进行的常德会战，掌握战场的制空权，驻桂林的中美空军决定采取联合行动，对侵华日军在华中最大的航空基地进行打击。鉴于敌空军力量强大，中美空军拟以夜间袭击的方式进行轰炸。

12月9日下午5点，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和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分别出动5架和7架B-25轰炸机，从桂林起飞，夜袭敌军在武汉的武昌和汉口两机场。傍晚7点45分，由李学炎率领的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5机到达武昌机场上空投弹。傍晚7点52分，美机亦到达汉口机场上空投弹。整个空袭过程中，我机仅遭遇1架敌机追击和地面炮火射击。任务完成后，我机除谭德鑫驾驶的飞机降落衡阳，并于次日平安返桂外，其余各机全部返回桂林机场。

11日晚8点07分，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出动7架B-24轰炸机，各机携带500磅炸弹8枚，自桂林起飞袭击汉口机场。途中，3机因故障折返，其余3机飞抵汉口机场投弹，另1机飞武昌投弹，任务完成后，我机均安返桂林。

12日下午4点55分，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出动9架B-24轰炸机，各机携带120磅和500磅炸弹多枚夜袭汉口机场。我机到达目标上空后，以单机跟进方式投弹，任务完成后，除1机失踪外，其余各机安返桂林。

13日傍晚6点40分，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和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联合出动5架B-25轰炸机，从桂林起飞夜袭武昌机场。我机除1机携带燃烧弹和照明弹外，其余各机各携带12磅杀伤弹72枚，于晚上8点35分飞抵目标上空。在载有照明弹的飞机投弹后，余机相继向目标连续投弹，所投炸弹全部命中机场，并引发地面爆炸和起火。

连续四次轰炸，中美空军的飞机几乎都未遭到对方战斗机拦截，说明空中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日军在空中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中国军队在中美空军的积极配合下，于1943年12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取得常德会战的胜利。

奇袭海南

日军自1939年2月登陆并占领海南岛后，即在岛上修建机场，作为向中国广西、云南，以及东南亚各国进攻的重要航空基地。1939年11月，日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并迅速北上攻占南宁，桂南会战爆发。会战期间，航空委员会曾拟定计划，依靠苏联援华志愿队的DB-3重型轰炸机，跨海远征日军在海南岛以及涠洲岛上的空军基地。因种种原因，该作战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43年3月，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成立并进驻桂林地区后，陈纳德即将远征海南岛敌军机场列为重要任务之一。

早在1943年2月23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就曾派1架P-38战斗机，由桂林飞海南岛和雷州半岛一带侦察。这是海南岛被日军占领后，中美空军第一次派飞机飞临该岛侦察。

5月4日，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第308轰炸机大队出动18架B-24重型轰炸机，自昆明基地出发，首次对海南岛榆林港一带敌机场及油库进行轰炸。我机群于当天上午8点起飞，12点15分到达目标上空投弹，任务完成后，下午安返基地。

11月8日，驻桂林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和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派出2架B-25轰炸机轰炸了海口机场。这是中美空军首次联手对海南岛敌军机场实施的空袭行动。两机抵达目标后，不仅完成了投弹任务，还对停放在机场上的敌机进行了扫射。我机返航途中，曾遭遇两架敌机追击，但均无损伤。

整个抗战时期，中美空军最大规模，也是最为成功轰炸海南敌空军基地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944年3月4日。当天上午9点40分，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出动16架P-40战斗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出动8架P-40战斗机、6架B-25轰炸机从桂林机场起飞。为达到奇袭目的，我机群升空编队后即关闭了机上的无线电通话设备，凭借精湛的飞行技术，全程以超低空飞行方式通过琼州海峡，突然出现在海口机场上空。我机分三批向敌机场发动攻击，并与在空中练习飞行的敌机发生空战。据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记载，是役，中美空军在空中击落敌零式战斗机10架、轰炸机1架，在地面击毁敌零式战斗机18架、轰炸机2架。

3月13日凌晨6点43分，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出动8架B-25轰炸机，在第3大队11架P-40战斗机掩护下，自南宁机场起飞，再次轰炸海口机场。返航途中，我机群与15架敌战斗机遭遇，当即发生空战。是役，我机在空中击落敌战斗机3架，但自己也有1架B-25轰炸机被击落，2架P-40战斗机中弹迫降于广西龙州县境内。其余各机分别降落至南宁和昆明机场。

从1943年3月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成立至1944年4月中美空軍混合团指挥部撤离，中美空军以桂林为主要基地，采取联合作战方式，不断主动出击，对敌军在武汉、广州、香港、台湾和海南岛的空军基地频繁轰炸，并任意攻击敌军在我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夺回中国华南地区的制空权，使日本空军在这一地区任意肆虐的日子一去不返。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