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人物形象的断裂

摘 要：娜塔莎作为《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角，经历了由跳脱飞扬的诗意少女转变为平庸黯淡家庭主妇的人生历程。有别于将其高度理想化的男权主义视角与认为其乃男权文化渐进阉割产物的传统女性主义视角，本文提出“断裂说”，从作为娜塔莎“自为存在”三重表征的歌舞意识、反叛意识、自恋意识的突兀消亡来论证这一人物形象在进入婚姻家庭阶段后产生的巨大断裂，同时尝试从托尔斯泰保守的女性观与特殊时代下形成的矛盾世界观等角度探析断裂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战争与和平》 娜塔莎 人物形象 断裂说

在托翁笔下星辉熠耀的女性人物长廊中，《战争与和平》女主角娜塔莎不失为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她身上，有别于传统驯顺无生气贵族女性的鲜活生命力汩汩涌动：从孩提时代已显山露水的反叛意识、少女时代跳脱飞扬的歌舞意识、凌驾于客体意识之上的自恋意识……这些超越主流男权文化的女性生命意识构筑了娜塔莎的灵魂核心，营造出春日般灵动鲜嫩的更新与希望感，赋予其经久不衰的魅力。然而在人物进入婚姻家庭阶段后，形象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其凌驾于男权文化之上卓越的核心特质突兀消亡，急遽沦为全身心相夫教子的庸碌家庭妇女。落差强烈的阅读体验驱使笔者追寻这一转变的根源何在。前人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高度理想化的男权主义视角a，认为娜塔莎是完美女性的化身；一是纯粹批判的女性主义视角b，认为娜塔莎乃男权文化渐进阉割的产物。也有学者另辟蹊径，注意到了娜塔莎人物形象的转折，并试图从托翁接受老子虚无思想的角度阐释娜塔莎蜕变的原因c，但对接受时间的判断有误d，故该说无法成立。综上，娜塔莎人物形象研究有继续深入之必要。本文提出娜塔莎人物形象断裂说，并结合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时代背景、托尔斯泰保守的妇女观及矛盾重重的世界观推测断裂的深层原因。

一、作为娜塔莎“自为存在”的三重意识展现

根据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存在分为“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两种状态。人正因其自为的自我意识活动，拥有充分“谋划和选择的自由”，才从虚无状态转变为自为存在状态。婚前娜塔莎凌驾于男权主义与专制文化上的歌舞意识、反叛意识、自恋意识，正是其源发生命意识的流露与“自为存在”的表征。它们共同构成了娜塔莎形象的核心。

（一）歌舞意识

这里所讨论的歌舞意识，是抽离了娜塔莎在社交舞会上所表现出的虚荣意识，纯粹生命自现的一面，亦是普泛性俄罗斯精神的符号。歌舞意识是娜塔莎形象的灵魂，音乐舞蹈的韵律与娜塔莎内在的节拍相吻合，昭示着其与俄罗斯充满原始生命力民间文化的契合。文中多次描写娜塔莎歌舞表演的情景，从约格尔舞会、月夜歌唱到冬季打猎后在伊拉金叔叔的小屋里纵情舞蹈。书中伊拉金叔叔弹奏六弦琴，娜塔莎翩然起舞一节揭示了音乐舞蹈对她的意义：“‘再来一曲，好叔叔，娜塔莎央求道，仿佛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随后她翩然起舞，文中对其舞姿有如是评价：“这位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的伯爵小姐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又是怎样从她呼吸的俄国空气中吸取了这种韵味和这种早被法国披巾舞代替的姿势？这学不来也教不会的地道的俄国韵味和姿势……她看着这位苗条优雅、穿绸缎和天鹅绒长大，却完全像是另一个人的伯爵小姐，没有想到竟会和她阿尼西亚，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每一个俄国男女水乳交融息息相通。”娜塔莎这一形象最动人之处恰在于其未被文明戕害的蓬勃生命涌动力，在于其与生俱来与俄罗斯民间文化无限贴合的自然纯真、与俄国人民血脉相连的质朴热烈。

歌舞意识与娜塔莎生命状态存在紧密的对应性：歌舞的中断意味着娜塔莎主体意识的游移，接续则确证着其凌驾于男权文化之上卓越自性的回归。第一次歌舞的中断始于娜塔莎度日如年地等待安德烈公爵求婚的三星期时光。她一度放弃了原来热衷于歌舞的生活方式，萎靡不振以泪洗面。而通过与母亲的交谈尽吐委屈后，娜塔莎又振作精神开始歌唱，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拾自信：“她快乐地听着自己的歌声，忽然觉得心情舒畅，干吗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重，这样也挺好。”她自言自语地说，开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不过不是简单地踩在橡木地板上，而是每一步都先用脚跟着地，并且像听到自己的歌声那样，快乐地听节奏均匀的脚跟落地声和脚尖轻擦声。她从一面镜子旁走过，照了照。“瞧，这就是我！我多可爱，不需要任何人。”这次歌舞意识中断是娜塔莎处于焦灼等待求婚的微妙“他者”地位，在少女敏感自尊心与晦暗爱情前路的双重挫磨下，一度与自己生命的核心特质疏离之故。但她又正是从与心灵节奏紧密契合，从而极富召唤力的歌舞韵律中重拾自我，重归凌驾于男权意识之上的独立个体。这也是娜塔莎超越男权主义文化的例证——在短暂的偏移后，她仍牢牢掌握着自己生命的主动权。

因此，观照娜塔莎的歌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观照她灵魂的核心。歌舞的张扬意味着人物个性的焕发熠耀，消亡则昭示着人物的萎缩异化。

（二）反叛意识

反叛意识，与歌舞意识同是娜塔莎灵魂的核心特质，是她凌驾于男权文化之上卓越人格的第二表征。

这一意识在娜塔莎的童年时期已经萌芽。在命名日庄严的晚宴上，她逾越礼仪规则，公然询问长辈们甜点吃什么；遭到母亲的严厉制止后，她又用更加清晰而果断的声音再次提问，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一行为固然有放肆无礼的消极面，但亦充分显露了植根于娜塔莎个性中的反叛意识——敢于冲破专制文化的藩篱，违拗秩序、挑衅权威。而即便是在座的男孩，也并无这种近乎鲁莽却出类拔萃的率性与勇气。

少女时代，娜塔莎违抗母亲的意志随兄长打猎，并公然骑马的举措反映出：随着年岁渐长，这一意识并未在专制文化与男权主义的侵蚀下消亡，而越发以桀骜不驯的姿态蓬勃滋长。这一反叛已从相对私人化的室内长餐桌扩展至室外公众空间，让娜塔莎彻底暴露在“被看”的地位：“许多人无所顾忌地走到她跟前，打量着她，仿佛她是一头怪物而不是一个人。‘您怎么不摔下来呀？一个最胆大的女仆直接问娜塔莎。‘跟男人一样，在马背上骑了整整一天，就像没事儿似的。”在此，骑马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为，而是男权文化的隐喻与象征。娜塔莎的骑马举动，亦代表着女性拓展公众场合生存空間对男性特权的挑战。在此，她要对抗的已经不仅仅是母亲的意志，更是一个社会的专制权威；作为一个少女，在旁人肆无忌惮的评论嘲讽中，她面不改色我行我素，继续策马昂然前行，这与《飘》中女主人公郝思嘉在蔑视女性的流言蜚语中经营木材厂的勇气与魄力是相似的。娜塔莎凌驾于男权文化之上的卓越人格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她不会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屈从于社会为女性定下的行为准则，束缚自身涌动的生命活力。她要打碎它，冲破它，以出色完成与男性抗衡的体育运动来证明自身的超越性——在此，她与按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驯顺女性截然不同。

背弃婚约，准备与阿纳托利私奔标志着娜塔莎的反叛意识达到顶峰。在此，娜塔莎向男权社会的核心道德发出挑战：她遵循的是激情而非理性，是心声而非道德戒律。笔者认为，纯然从伦理出发拷问娜塔莎是有失妥当的，应将这一行为置于时代与文本语境中考量。18世纪60年代前的俄国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兴起，即便是在上流社会，女性也饱受男权主义专制文化的压迫。在托翁1862年创作的《哥萨克》中，主人公奥列表露心声的信件将上流社会婚姻的虚伪冷酷暴露无遗——媒人循利益关系无耻地牵线撮合，待嫁女子如同物件般任人摆布；在《战争与和平》中，即使美艳华贵如海伦亦无婚姻自主权，成为其父瓦西里公爵扩张权势的一颗棋子；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吉蒂则与此时的娜塔莎处于相似的境地——她尽管深爱沃伦斯基也只能被动地等待求婚，一旦不甘处于客体地位就面临着被视作放荡女子的危险。“只有将自己当作猎物才有可能俘获猎物。”在该时代语境下，女性冲破男权藩篱自主择偶是难以想象的。

回归文本语境，虽然安德烈公爵名义上给了娜塔莎延迟一年婚约的恋爱自由，声明自己不会束缚她，但实则也是男性对女性高高在上的“施舍”：他从未设想过娜塔莎会有勇气悖逆婚约，因而稳操胜券。在娜塔莎最终背弃了这段婚姻时，他一面因情感受重创万念俱灰，一面又因自身的男性权威受到挑战而倍感惊异屈辱。此又可从侧面印证娜塔莎对男权社会核心准则进行了大胆反叛——尽管受到了内心强烈的道德拷问，但她遵从的毕竟是激情而不是经社会风俗伦理建构的理智：她迫切希望她的眼神、她的微笑、她浑身涌动的激情得到同样的回音，她对着所爱之人吐露满腔似水的柔情，这种自心底喷发的真实情感压倒了一切。于是她转向了近在咫尺赞美她并爱慕她的阿纳托利，而非远在异国只能通过信件交流而且形象日益模糊的安德烈公爵。这亦是对老公爵、玛利亚公爵小姐所代表的权势阶层的叛逆。她以与社会道德准则完全背离的“私奔计划”争取自己作为女性的婚恋自由，做出最彻底最果决最深沉的反叛，虽以失败告终，但也昭示着其个体自由观已经全然冲破了男权社会的藩篱。

即便在了解自己以背叛家庭与社会准则为代价欲换取的“真正爱情”不过是已婚的阿纳托利一时的谎言后，叛逆意识依旧在受重创的娜塔莎心灵深处潜藏着。从表面看，她力图通过眅依宗教实现自我救赎，消灭激情，但深嵌在其灵魂中的叛逆与超越性仍在关键时刻显露无遗：战火蔓延至莫斯科举家搬迁之际，娜塔莎尽管很想投入包装瓷器、分发缎带等女性琐碎的家务活动中，却在不可抗拒的厌倦情绪裹挟下一次次中断。这种厌倦来源于其对女性既有社会分工的不满：“社会否认女性的超越性，不让她具有最崇高的人类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与创造发明里。在她所被允许的劳动范围内，她并不能通过目标和计划自我实现。”而当载着伤员的车从她家门口经过时，其抑制已久的反叛意识混杂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再一次被唤醒——她要寻找能够证明自身特殊价值的活动，冲破压缩女性活动空间的阻隔，为俄罗斯民族献上一己之力。当了解到伤员无处安置后，她大胆地与上校交涉，并未征求父亲同意便让伤员入住家中。此刻她扮演的是一家之主的角色，并在这种富于超越性的身份中找到了无与伦比的快感：“娜塔莎很高兴打破常规，和这些陌生人打交道。”当站在男性裁决者的角度参与社会事务时，叛逆意识所激发出的快感让娜塔莎容光焕发，回归自信，她凌驾于男权与专制文化之上的反叛意识始终存在。

（三）自恋意识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托翁心理描写技巧之卓绝，提出鞭辟入里的“心灵辩证法”一语——“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这就是抓住一种情感向另一种情感、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的戏剧性变化……他关心的是过程本身。”托尔斯泰因循人物心迹剖析人物心理隐秘的变化过程，从而极富真实性。这也为笔者结合波伏娃《第二性》从精神分析批评角度探寻娜塔莎与客体意识相连，却又凌驾于其上的自恋意识提供可能。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述女性不同阶段自恋意识的表征物，在婚前娜塔莎身上均得到了印证。孩童时代，女孩将玩偶作为自己的分身。借助这一可观照的客体，她可以“在自我与自我之间建立亲密对话”，这即是自恋意识的萌芽。娜塔莎出场时便怀抱布娃娃，向表哥表露爱意时亦让其先亲吻布娃娃——她所能清晰把握的自身投影。初生的情愫与懵懂的自恋意识在娜塔莎身上同步萌发。

镜子这一带有自恋隐喻性质的物象几乎贯穿女性的一生：“通过它，女人离开自己又同自己会合。”娜塔莎的自恋意识也与镜子紧密相连。在等待安德烈公爵求婚的三星期中，召喚她回到自我本位的除了显性的歌舞意识，还有隐秘的自恋意识：“她从一面镜子旁走过，照了照：‘瞧，这就是我！她看见镜子中的自己，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多可爱，我不需要任何人！”镜中自身的影像让娜塔莎喜悦而陶醉，此刻世界被压缩在这个狭窄的镜框内，被心灵欣赏的面孔在那里毫无疑问散发着光辉。有别于公众社交场合为他人展露，此刻面容之美纯然是满足其自我意识的需要。

童年回忆亦是女性进入较成熟阶段后自恋意识的自然流露——“因为这个时候她们受到成年人的保护同时感到个体独立的快乐，在面前延展开的是自由与未来。而不是她们日后经历爱情与婚姻，变成了女仆和物件，禁闭在现实生活中。”在与阿纳托利私奔失败并大病一场后，娜塔莎的自恋意识便通过少女时代的回忆展现出来：她痛苦地追忆和哥哥尼古拉打猎狂欢以及在伊拉金叔叔小屋跳舞歌唱的时光，而这段时光恰好体现出其灵魂核心——凌驾于男权文化之上的歌舞意识与反叛意识，激荡着击碎禁锢的魄力与勇气。娜塔莎对这段岁月的念念不忘，也显示出她对自我意志的珍视：即便处在饱受道德折磨自我质疑的低谷，其超越客体属性的自恋意识依旧以“追忆往昔”的方式存在。

二、“自为存在”的消亡——婚后人物形象的急剧断裂

在娜塔莎进入婚姻家庭阶段后，前文所述作为“自为存在”而构成其形象核心的三重表征却以极端突兀的形式消亡殆尽。人物凌驾于男权主义与专制文化之上的核心特质不复存在，形象由跳脱飞扬的诗意少女急剧萎缩为平庸卑琐的家庭妇女，呈现出巨大断裂感。

（一）一重断裂——歌舞意识的消亡

在托翁笔下婚后的娜塔莎身上，从前喷涌跃动的歌舞意识产生了断裂式垮塌：“娜塔莎不受聪明人，特别是法国人鼓吹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姑娘家不应当一旦出嫁就自暴自弃，不应荒疏自己的才华，而是应当比婚前更加注意自己的仪表，应让丈夫像婚前那样神魂颠倒。娜塔莎，正相反，立刻放弃了她所有迷人的东西，尤其是她不同寻常的唱歌天才。正因为那是她最富于魅力的地方，她才放弃了它……她与丈夫的关系不是靠过去吸引他的诗意的感情来维系的，而是靠另一种不明确的，但是就像她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联系那樣，被一种坚不可摧的东西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她认为，梳上蓬松的卷发……唱着抒情的歌曲，以此来取悦于丈夫，就像为取悦于自己而梳妆打扮一样可笑。”

对读娜塔莎婚前相关文本，悖论随之产生——有别于在社交舞会等公众场合歌舞这一夹杂着虚荣意识的客体化展现，文本讨论的歌舞意识是娜塔莎驾于男权意识之上的灵魂核心所在。它并非上流社会虚伪社交文化的产物或女性用来施展魅力取悦男性的手段，而是娜塔莎自我身份的确证，是时刻指引其摆脱客体状态回归卓越自性的灯塔；歌舞意识亦是普泛性俄罗斯精神的符号，与原始健茁的俄国民间文化无限贴合。而在婚后，一方面，歌舞几近沦为吸引男性，尤其是取悦丈夫的代名词：娜塔莎几乎从不唱歌了，而放弃歌唱的原因则在于不愿仅以诗情，而更愿以灵肉合一的方式维系与丈夫的关系。这一举措却恰恰从侧面印证出婚后娜塔莎已不再将歌舞意识作为与其身心纯然融合的灵魂核心特质，不再将其视作生命感发律动的源泉，而是等同于取媚于人的外围观念。另一方面，歌舞的民族性亦被解构——托翁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娜塔莎不受聪明人，特别是法国人所鼓吹的金科玉律。”联系作家民族立场与这一阶段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不难推测歌舞才艺已被等同于西方上流社会贵族虚伪空洞的情感维系手段，与本土俄罗斯人民无限贴合的自然纯真特性被瓦解得支离破碎。随着歌舞意识的消亡，人物的灵魂核心特质受到侵损急剧萎缩异化，人物形象随之产生巨大断裂。

（二）二重断裂——反叛意识的消亡

在婚后的娜塔莎身上，从前显著凌驾于男权主义专制文化之上的鲜明反叛意识荡然无存。在婚前，不论是询问甜点、策马狂欢、背叛婚约，还是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对社会事务进行参与裁决，都是娜塔莎对男权社会专制权威强有力的驳斥——她始终不满足于女性既定的狭小生存空间，时刻寻求挣脱与超越。而进入婚姻家庭后，对待从前不惜以反抗男权社会权威准则所争取的女性自由，娜塔莎竟无动于衷甚至无法理解：“那时候，关于妇女权利、夫妻关系以及夫妻的自由和权利的讨论，虽然不像现在这样被称为问题，但是已经存在了；不过娜塔莎对这些问题毫无兴趣，而且完全不能理解。”不仅如此，娜塔莎更是以全然自发的姿态心甘情愿沦为家庭的奴仆，将全部精力投入庸碌琐碎的家庭事务，彻底萎缩为丈夫柔顺的应声虫：“在家中，娜塔莎甘当丈夫的奴仆。只要他有什么愿望，娜塔莎就会跳起来跑去付诸实施。全家人都按照皮埃尔的虚假命令，也就是按娜塔莎猜测出来的他的愿望行事。他们的生活方式、居住地点、社交、娜塔莎的工作、孩子们的教养，都不仅遵照皮埃尔的示意办理，而且遵照娜塔莎从皮埃尔言谈中揣摩出来的意图办理。”以往极力拓展女性在公众场合活动空间，向男权社会准则发起大胆反叛的娜塔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因家庭放弃基本社交活动，自我封闭于狭小空间的卑琐主妇：“年轻的别祖霍娃夫人很少在交际场中露面，那些在交际场中见过她的人，也都对她没有好感。她既不可亲，也不可爱，娜塔莎也许不喜欢孤独，但她接二连三地怀孕，生孩子，喂奶，时时刻刻参与丈夫的生活，只好谢绝社交活动，才能完成这些事。”这一阶段娜塔莎的交际一度萎缩至亲属间，而即便在此半公众化场合，她也以极端不修边幅的姿态露面，全然依附于贤妻良母的身份彻底抛弃对个体美的追求：“她会披头散发，穿着睡袍，大步从育儿室跑出来，把不再沾着绿色屎斑，而沾着黄色屎斑的尿布给他们看，听他们安慰她说孩子已经好多了。”

从在广阔原野中纵马驰骋歌舞狂欢的少女到屏息凝神蹑手蹑脚进出丈夫书房的主妇；从凌驾于男权主义之上反叛意识无限涌动的独立个体，到极力揣测丈夫思想并受其钳制的滑稽丑角；从以背弃婚约宣告对男权社会核心伦理的彻底叛逆到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禁锢在同一文明为女性设定的庸碌无为家庭生活中，这种断裂是惊人的。

（三）三重断裂——自恋意识的消亡

从客体性中生发而出而又凌驾于其上，昭示着女性自我认识深化的自恋意识贯穿婚前娜塔莎的成长历程。而进入婚姻后，这一意识却陡然消亡。

“她脸上再也没有先前那种赋予她魅力的熊熊燃烧的青春活力了。现在只能看到她的躯体，再也看不到她的心灵了。看到的只是一个健壮、美丽、多产的女人。”娜塔莎的自恋意识潜藏于其隐秘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中，蛰伏在微妙的心绪流动过程中，但托翁此刻却以宣判的口吻断言，我们只能看见婚后娜塔莎健美的躯体而无法再见其心灵。这一论断以先声夺人的方式将人物挤压成平面——在文本第四章作者意识骤然强力介入娜塔莎灵魂内核的语境下，进入其真实精神空间的道路被封锁，只剩下在男权文化阉割下彻底客体化的躯壳。这一阶段，我们在她身上无法再捕捉到“心灵辩证法”，那迂曲渐进精微动人的情绪之流，那混杂着激情与悸动的内心独白，只能循托翁频繁使用的述行语“她认为”“她嫉妒”等重新建构出一个陌生的、仿佛游离于自我意志之外的娜塔莎。

悖论在引文中同样存在。女性的自恋意识由客体意识中生发而出，而客体意识则是女性受男权主义社会文化阉割的产物：“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位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社会否认她的超越性，不让她具有最崇高的人类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超脱的发明和创造力。在她所被允许的劳动范围——繁缛家务、相夫教子内，她并不能通过目标和计划实现自我，成为操劳庸碌的家庭主妇并不能证明其特殊价值。

由于女性的能力受到隔绝，接近不了任何重要事务，便竭力在自身的内在性中把握自己，自恋意识在客体化进程中亦萌发滋长。由此可见：一方面，女性从童年受到的教育使她异化为客体；另一方面，“积极地成为他者，在意识的照耀下把自己把握为客体，这是不可能的，自恋意识伴随着客体意识贯穿女人生命”。而在引文中，娜塔莎原有的自恋意识已被这一阶段无比强烈的客体意识挤压碎裂，二者的伴随关系荡然无存。容貌修饰、歌舞才艺全部沦为取悦丈夫的手段：因不想以姿容之美吸引丈夫故而弃绝装扮，甚至放弃了基本的朴素整洁；因不想用歌喉诗情稳固夫妻情感，故而放弃了对挚爱歌舞的追求。容颜才华对自我的价值被弃掷逦迤，贯穿于娜塔莎婚前成长历程的自恋意识此时沦为荒诞不经的象征，唯余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为其心目中的真切存在。自恋意识陡然消亡诱发人物形象的突兀断裂。

三、娜塔莎性格“断裂”的深层原因探析

作为娜塔莎“自为存在”并构成其核心形象的三重表征——凌驾于专制主义男权文化之上跳脱飞扬的歌舞意识、反叛意识、自恋意识在进入婚姻家庭阶段后陡然消亡，人物灵魂被急剧挤压碎裂，精神空间分崩离析，彻底沦为被男权社会异化的客体。笔者欲结合俄国历史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语境、托翁19世纪60年代仍相当保守的妇女观及矛盾重重的世界观，尝试探寻断裂根源何在。

（一）作者批判现实主义立场与保守妇女观之间的矛盾

探寻断裂成因，须深入18世纪农奴制改革前后动荡不安的俄国社会，走近沙皇严酷的专制统治。托尔斯泰出生时，统治俄国的是以反动和残酷著称的尼古拉一世，他在位期间“丢开文明和自由主义的辞藻，实行赤裸裸的恐怖统治，通过建立许多机构和颁布许多法令，把沙皇的专制权力最高度地集中起来”。在政权高度集中的暴力统治下，俄国社会的内忧外患愈发严峻。尼古拉一世退位之时，国内农民起义频发，对外战争也一败涂地。“战争带来的国耻和灾难彻底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无能，国内一时群情激愤，要求自由主义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农民骚乱接连不断，沙皇政府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尼古拉二世被迫推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但其实质不过是打着“废除农奴制”的旗号，利用资本和国库残忍地洗劫已饱受奴役的农民。自此统治阶级的生活越发腐化堕落，农民贫困与日俱增，社会矛盾空前尖锐，革命一触即发。而俄国贵族亦生存在沙皇专制的巨大阴影下：“沙皇在俄国具有巨大的威望，相信所有的土地都属于自己，国家就像世袭领地一样是他们的‘私有物。所有居住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人们都是沙皇的臣民与奴仆。”贵族的财产与权利随时都面临着被剥夺的威胁，托尔斯泰作为贵族的一员自然也生活在这种专制权威的阴影下。

为压制革命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沙皇也实行变本加厉的管制制度，进行极端严苛的书报检查，托尔斯泰亦受到牵连。在《战争与和平》创作前夕1962年7月，沙皇宪兵按“圣上的意旨”对托尔斯泰的庄园进行搜查，尤其对托尔斯泰及其家人的所有书信、日记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彻查，并宣布进行类似搜查的宪兵以后每天都可能再来。这让早先对沙皇的专制行为怀有一定不满但总体上仍十分忠顺的托尔斯泰受到巨大震动，感到“经常生活在受侮辱与惩罚的恐惧之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观念——越到后期，其作品中对现存一切国家制度的批判立场就越鲜明。但与此同时，沙皇的书报检查制度仍持续推进，其作品被书报检察机关大量删改，甚至有的报刊主编因刊登托尔斯泰的作品被逮捕入狱。在此情境下，托翁并不能自由地进行社会批判。

结合该时代语境，笔者认为王永奇 的观点有很大参考价值：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托翁都处于沙皇专制的巨大阴影下饱尝恐惧屈辱的滋味；专制权威对个体财产、言论自由甚至人格尊严的剥夺，激发起托翁奋起反抗的强烈情绪。然而在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残酷镇压下，他无法直抒胸臆，只能采取婉曲的方式，将自身思想情感寄寓在人物身上，间接传达“对俄国社会的憎恨、对自身‘弱者心理情绪的体验以及对弱者处境的同情、对‘弱者改善自身地位并力图改变既定秩序和现存制度的想法和行动的肯定态度，等等”。托翁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地位与同时代女性在专制主义与男权文化双重压制下的艰难处境构成某种暗合，故“极有可能把自己对黑暗社会的反抗这一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身上，通过女性对男权社会既定秩序的反抗隐曲地折射出作者本人对专制社會的反抗”。联系托翁这一仍相当保守的女性观念，这一比附的萌发极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无损其所构筑女性形象极富感发力量的生命色彩。

由此，笔者做出推测：婚前娜塔莎身上涌动溅跃的反叛意识是托翁心声的隐曲体现。后者怀着同情心与共鸣感，以满腔激情塑造出这一栩栩如生的俄罗斯少女形象。不论是童年时代在庄严晚宴上的任性提问、少女时代违抗母命与社会准则的纵马打猎、订婚时期追随内心激情叛逃婚约、战争时期充当父辈插手社会事务，都是对专制权威的反叛，这与托翁在沙皇严酷统治下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反抗意识紧密扣合，也为这一时期妇女观仍相当保守的托翁塑造出娜塔莎这一凌驾于男权主义之上的少女形象提供了合理阐释。而托翁保守落后的妇女观则很可能是娜塔莎婚后形象急剧断裂的主导因素之一。放眼于俄国18世纪的妇女解放进程，19世纪60年代是这一运动的先声：致力于通过创立慈善机构、争取妇女高等教育权利等举措提高女性政治经济地位的俄国女权运动于1860年左右刚刚萌芽；着力通过精神背叛和个人认同提高妇女家庭地位的虚无主义运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186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的感召下开始发展。

而此时托尔斯泰却站在支持妇女运动的新民主主义者对立面。他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而写下了辛辣的喜剧《一个被传染了瘟疫的家庭》，以讽刺的语调将自己的反对观念表露无遗。该时段的托翁认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是女性的天职：“妇女的使命毕竟主要是生孩子、教育孩子、抚养孩子……”在他眼中，妇女想要获得政治经济权利，外出工作的想法是不正当的，因为这会阻碍孩子的教养，想要谋取自由的女性过的必定是“一种很无节制、不道德的生活”。联系托翁本人的家庭生活，其夫人亦沦为他顽固男权意识的牺牲品，一生为托尔斯泰生养13个子女。纵观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会发现她常处于生育、喂养孩子永无休止的痛苦之中。而即便如此，在她因身体不适无法亲自给孩子喂奶时亦遭到托尔斯泰的专横反对，他本人也在1863年的日记中承认：“我的种种变化无常的奇想（如喂奶，看孩子等）的不幸牺牲品。”由此可见，写作《战争与和平》期间，托尔斯泰的妇女观于理念、于实践都相当保守。尤其在婚姻家庭阶段，他毫无保留地将女性与生儿育女的义务捆绑起来，剥夺其作为个体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由此，笔者进一步推测：在塑造婚前的娜塔莎时，作者怀着强烈同情心，却又是以无意识的方式将反叛意识寄寓在这一同为“被去势者”的女性人物身上，从而构建出高踞于男权文化之上的娜塔莎形象；而面对19世纪60年代逐渐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作者以戏剧创作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攻击恰恰暴露了其内心潜藏的恐惧——对与自己极端保守妇女观念背道而驰的女性解放的抗拒。这一恐惧在随后创作《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并逐渐渗透到其同情心之中。在人物进入婚姻家庭阶段前，同情心与共鸣感仍占主导地位，作者循日趋立体化的人物的心迹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人物形象始终凌驾于男权文化之上并平滑渐进发展；与此同时，作者情感由于受人物本身牵引，逐渐失去了对人物的外部掌控力度，人物的发展方向与作者实际的妇女观相左。但当人物进入婚姻家庭这一触及作者女性观核心的阶段时，恐惧压倒同情与共鸣，作品情感结构产生不可逆转的断裂。以生儿育女的天职评判女性的保守妇女观念重占上风，原本受人物源发情感牵引的作者意志此时强力介入人物内核，并将其凌驾于男权主义之上的部分挤压碎裂，人物形象随之产生惊人断裂。

（二）特殊历史背景下作者世界观的矛盾

如果说沙皇专制下托尔斯泰受到的压制屈辱是其赋予娜塔莎反叛意识的源泉，那么他对底层人民深切的同情、对俄罗斯本土文明的热烈拥护则是娜塔莎歌舞意识的源头。

联系托翁生平，其对人民大众的亲近认同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求学时期，他已开始思索沙皇国家机器对人民的“专制”与“奴役”；在1855年亲历的俄法塞阀斯托波尔战役中，他真正看到了俄国人民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动人力量，对下层民众饱受沙皇压迫的严酷现实洞悉愈深。随着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推进，俄国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而表面从奴役中解放的农民则受到残余农奴制与资本的双重剥削，处境更加艰难，托翁对沙皇专制的厌恨和对人民的同情愈发强烈。另一方面，对西方文明憧憬的破灭也加快了托翁立场发生人民转向的步伐。怀揣着对“俄国甚至无法想象社会自由”的向往，托翁在1857年出游西欧，却通过巴黎断头台杀人情境与瑞士资产阶级无耻之举逐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文明的实质——法律是用来对付穷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并不存在。他以人民的名义谴责现代资产阶级的“进步”，“因为人民并没有从它那里获得任何明显的物质利益”。在精神文化领域，托翁同样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切文明都是奴役剥削人民的手段：“他乐于否定贵族阶级所创造的艺术，把它称为‘优美的谎言。”但同时也承认：“真实而且需要的艺术，这就是人民的艺术，未来是属于它的。人民从他们自己当中产生出的杰出语言巨匠，他们创造了美妙、壮丽、通俗而且对生活有益的歌曲、故事、传说。”

而托翁的对西欧资产阶级的厌恨与人民转向更是时代的共鸣：贵族阶层中的左翼斯拉夫派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文明为俄国社会寻找出路，但随着探寻的深入逐渐察觉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巨大的缺陷。不论赫尔岑抑或巴枯宁，都在侨居欧洲游学的过程中，发现“资产阶级的孜孜为利、不道德行为和残酷无情……它将一切事物的外衣脱下，将一切都化作人與人之间赤裸裸的、没有任何富于诗意光轮的利害打算，化作干巴巴的利己主义”。农奴制社会地主与家仆间仍留存的些许温情色彩被资本的洪流吞噬殆尽，只余雇主想榨干工人“最后一点脂膏”的冷酷无情。他们最终开始憎恶欧洲，认为俄国社会虽然仍处于低级阶段，但幸而远离“狭隘渺小的市侩”，具有“发展成为世间所能有的最崇高事物的那种组织形式”的潜质——俄罗斯质朴、坚毅广大农民身上的潜质。提升史观在文学作品中地位、关注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成为时代意识：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赫尔岑等纷纷进行历史剧、史诗或史学理论创作。“关于俄罗斯人民在俄国历史中所起作用的‘程度问题，也正就是当时文学、艺术和科学主义的中心。”

因循这一脉络，我们不难理解托翁在《战争与和平》中体现的鲜明民族立场：“ 他在这部史诗中从头到尾都在热烈地为维护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基石而斗争。”这种立场不仅体现在显性的军事问题上，更融入和平生活中。在对以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上流社会贵族的刻画中，托尔斯泰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揭示出他们奴颜婢膝拜倒在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下，丧失了民族面貌与家国热情。这一群体在社交场合惯用的法文在托翁笔下成了暴露其奴性的手段，而俄罗斯民族语言则在娜塔莎等正面人物的语用习惯中占统治地位。法国精巧而烦琐的礼仪文明亦成为虚伪矫饰的代名词，质朴热烈的俄罗斯本土歌舞文化则被高扬和赞颂。

由此，我们可以推想承载着娜塔莎涌动生命力的歌舞意识从何而来——那未被西方文明戕害的生命的律动，那种与生俱来与俄罗斯民间文化无限贴合的自然纯真，那与俄国人民血脉相连的纯挚热烈，与托尔斯泰亲近底层人民、拥护俄罗斯文明的立场息息相通。但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在看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虚伪实质的同时，又陷入了对其全面驳斥的二元对立思维，忽视了它与俄国农奴制相比的进步性；在与农民不断靠拢的过程中，作者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意识受其狭隘观念影响并未引发革命化转向，而通往另一极——被落后的宗法制农民思想同化。他将宗法制农村高度理想化，幻想着农奴主与农奴温情脉脉、和谐共处，讴歌宗法制家庭的幸福美满，并力图通过宗教调和社会矛盾，宣扬“勿以暴力抗恶”。列宁对托尔斯泰这种矛盾重重的世界观做出精辟概括：“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贫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恶劣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列宁又从社会历史语境出发，结合“19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及由此诞生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阐明了托翁矛盾世界观的成因：一方面农民在几百年农奴制压迫与资本主义入侵加速破产的境况下仇恨已达到顶峰，极度想要以“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而另一方面却以“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看待实际解放斗争问题：“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自己的敌人……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最后他指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胆小迟钝的反映。”

在这样矛盾重重世界观的指引下，托尔斯泰从猛烈批判沙皇专制与西方资产阶级虚伪文明的斗士萎缩为眅依宗教，在高度理想化宗法制农村寻求救赎的逃避者。在与西方进步文明彻底决裂的语境下，他对妇女自由解放运动所持的拒斥姿态亦可推知。托翁心中的理想国是逆历史潮流而构建的，纵使外部时代变迁，内部宗法制秩序仍亘古不变。婚后女性应固守宗法制家庭为其界定的天职：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追求男女平等在这一古老而封闭的秩序中不可想象。婚后驯顺屈服丈夫意志、自发沦为家庭奴仆的娜塔莎正式回到了托翁探索的最终归宿——传统宗法制社会。

从高扬生命意识、标举叛逆精神的鲜活俄罗斯少女到平庸卑琐的家庭主妇，娜塔莎惊人的断裂与托翁世界观中的全部矛盾相吻合，而这一矛盾又是19世纪后半叶动荡的俄国社会种种尖锐矛盾的投射。

作为娜塔莎“自为”存在并构成其核心形象的三重表征——歌舞意识、反叛意识、自恋意识在人物进入婚姻家庭阶段后急剧消亡，人物从高踞于专制文化之上的鲜活主体沦为任男权阉割的卑琐客体，前后形象产生惊人断裂。

综观笔者以上探寻，这一断裂离不开俄国社会新旧交替之际复杂的社会背景，又与托翁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矛盾世界观与保守妇女观紧密呼应：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促使其对专制文化发起猛烈批判，而这一批判又因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以无意识的形态寄寓在同为弱者的女性人物娜塔莎身上，构成其凌驾于男权文化上的反叛意识与抗拒客体化属性的自恋意识；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虚伪实质的洞察与对饱受压迫的俄国人民的深切同情赋予其强烈的民族立场与人民情怀，与俄罗斯民间文艺贴合的歌舞意识由此生发而出，构成娜塔莎又一灵魂核心特质；而在小农狭隘贫瘠思想的同化下所构建出的传统宗法制社会，一方面成为托翁探索的最终出路，另一方面结合其60年代极端保守的妇女观，将人物凌驾于男权社会传统意识形态之上的核心特质挤压碎裂，并成为人物进入婚姻家庭阶段的最终归宿，人物形象随之产生由跳脱飞扬的诗意少女到平庸黯淡的家庭主妇的巨大断裂。

a 《俄国评论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页；《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b 波伏娃：《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版，第248页；王永奇：《托尔斯泰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的性别文化阐释》，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c 纪映云：《林黛玉和娜塔莎不同人生走向的文化意蕴》，《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

d 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第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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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日记[M].周圣，单继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作 者： 闫柯笛，山东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