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脉
——多元文化钱币图像中的敦煌艺术元素⑴

撰文＝刘璟

一、敦煌丝路钱币文脉源起

通过敦煌石窟丝绸之路历史的演变过程，敦煌所处丝绸之路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前后，伴随汉武帝边疆开拓，敦煌成为了西域制辖的指挥要塞。拥有了中西融汇的大动脉，印度、波斯、东罗马帝国，成为人类各大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古希腊艺术的审美影响了印度犍陀罗，佛教、耆那教等理想化的宗教审美文化特点通过中亚传入西域，敦煌融汇了中华文明丰富的哲思智慧并延续发展了汉文化，丝路钱币作为商业的媒介，促进着各国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及经济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因素。丝路贸易的变迁、东西方人口的交汇与民族文化的多元使之成为敦煌的社会根基和文化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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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钱币大辞典》中提到：中国是世界上钱币诞生最早的国家之一。从贝化、刀化、布化、蚁鼻钱、圆钱到方孔圆钱，走过了一条循序前进、独立发展的道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钱币文化。中国的钱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无论是器形、纹饰、大小、重量、材质，还是内含的成色、质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制作和规定以及不同的审美文化规律。每一种钱币的文字、设计、制作、风格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反映。在继承和发扬传统钱币文化的同时，吸收了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文字学、经济学、历史学、货币史学、金属冶炼史学、印刷史学、民俗学、美学等研究方法和成果，甚至应用到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技术、新手段。钱币文化的研究形态也不再拘于钱币本身：在文物价值、时代、真伪、钱行区域等相关考证的分析研究基础上，还通过图像志的研究方法解析钱币图像背后的精神与义理，并且进一步延伸到与钱币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相关研究中，笔者认为还应该进一步探索对这些文物的宏观认识与个案研究的关系，进一步探求生成这些文物的文化交流大背景与具体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同时也要关注其艺术性文化的关联。

例如，以上图像元素与我国先秦时期神话传说及楚辞等中原西域文化密切相关，也是中原地区民俗在西域民族聚居地区流变的生动例证。对这批钱币艺术性展示虽多但整体把握并深入研究尚显薄弱。它不仅影响到东方钱币文化范畴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探究了中华民族艺术思维的传统文化，是迥异于西方艺术文化的审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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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丝路钱币”的多元文化元素交融

遗存至今的“丝路钱币”是“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载体。目前，“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已经渐趋清晰：其涉地域广袤——自我国中原经河西地区与西域通往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的通衢，经蒙古草原与南西伯利亚通往西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和途径东海、南海、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广阔地域；其延续时间漫长——从我国先秦时代一直延伸宋、元、明、清各封建王朝时期。因此，“丝路钱币”既是我们研究华夏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交融不可缺的珍贵资料，也与今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密切关联，是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见证。

“丝路钱币”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不可再生的重要载体，对其多元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文化特质的把握在保护与研究中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文化多元”不仅仅是量的叠加，更应是“质”的交融，是多种文化基因在不同条件、环境中的传承、变异与创新，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比如我们看敦煌石窟唐朝时期的佛教壁画，不仅仅只去判别壁画图像所反映的宗教内容，同时也必须关注它所反映的世俗生活，关注蕴涵其中的各民族的信仰、期盼和梦想，关注某些宗教以外的东西（如习俗、服饰、壁画人物、“飞天”形象，如艺术性、美学特色等）是“各美其美”“同善更美”，是“和而不同”，而非互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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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亚币是世界四大钱币体系——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和伊斯兰的交汇点，而在世界艺术史的视野中，贵霜钱币是“印度——希腊”艺术的代表，并在古中亚艺术和早期中外艺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贵霜的民族来源存在复杂性，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中亚大国，同时有佛教、印度教、火袄教等宗教传播，致使贵霜钱币上的（铭文）图像有不同宗教中的众神。又在东汉时期贵霜胡人入华过程中，因而有了外来因素的宗教神衹画像也影响了中国艺术。中国和古中亚的交往始于“张骞凿空”，⑵李铁生：《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7页。“三通三绝”。回到贵霜钱币，在希腊、罗马传统钱币的打压影响下，众多神衹形象，希腊神、波斯神等在贵霜钱币（铭文）图像中传播出现，最受笔者注意的是“戴翼天使”图像多次出现⑶李铁生：《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图2-1、⑷李铁生：《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图2-2。比如，⑸李铁生：《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图2-3 图像上看到长有双翼的希腊奈克女神一手持棕榈一手持花环，面向右边，面像身姿表现很有仪式感，身后徽记 贵霜文“奥林多”（OANIN △O）。在《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中记载，长得像天使一样的奥林多是伊朗神话胜利之神韦雷特拉格纳的妻子。同样的钱币中在期刊论文《论贵霜钱币与画像的宗教艺术关联》中有关双翼女神钱币图像的更详细描述，⑹朱浒：《论贵霜钱币与汉画像的宗教艺术关联》，《民族艺术》2017年第4期，第137-154页。在迦腻色伽一世与胡维色伽金币背后的希腊神祇中，胜利女神尼姬（Nike）是十分特殊的一位。在希腊神话中，她是泰坦神帕拉斯（Pallas）和斯梯克斯（Styx）的女儿，曾协助宙斯战胜泰坦族，是在希腊化艺术中被广泛塑造的胜利女神。在贵霜钱币中，其图像志特点是有顶光、肩生双翼的女神形象，一手持飘带花环一样的王冠，一手拿着象征胜利的权杖。⑺李铁生：《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54页。图2-4 希腊统治者戴王冠是为了显示他们的皇室地位和权威，在其钱币图像表现有大象的头皮是一种有趣的头饰，安条克和狄米特律斯似乎戴过这种头饰，以显示他们之间的东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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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⑻孙英刚、何平：《图说犍陀罗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65页。图2-5 说到“双翼天使”图像特征，在早期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中，飞人（天人）形象出现频繁，且戴翼神人多次出现佛陀浮雕中，其形象也影响到了中国中古时期的佛教雕塑形象，比如北朝时期就有飞翔的戴翼神人出现在释伽牟尼雕像头顶护佑。⑼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86页。最早期具有古希腊罗马风格的“有翼天使”壁画像就出现在新疆米兰佛寺中，但不能完全断定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向东传播的最东点，却有显像力证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融合的有力证据。米兰寺壁画中的“有翼天使”，应该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小爱神厄罗斯。其特征大眼浓眉，炯炯有神，表情略带微笑和仰视，仿佛各个角度都能与“天使”余光对视，视觉中带有一种宗教的注视感。⑽王嵘：《关于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问题的讨论》，《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第50-58页。有关“双翼天使”的图像来源，学术界有不同的讨论，有希腊爱神厄罗斯说，西方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天使观”说，印度史诗“乾达婆、紧那罗”说，还有中国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石的“羽人”和敦煌石窟壁画“飞天”等不同学术观点，都是“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丰富产物，具有后期值得专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丝路钱币中亚文明的影响与调适

“丝绸之路”是一条传播文明和友谊的道路⑾满盈盈：《龟兹石窟波斯艺术元素与中外文化交流考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3卷第第3期，第53-58页。。⑿李明伟：《丝路贸易与西亚钱币文化初探》，《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57-86页。古代各国通过丝绸之路,不断地进行着政治、军事、文化、商业贸易活动，其中贸易是相当繁荣发达的，中国的丝绸、漆器、火药、造纸、印刷术等传到西方。西方的特产，如玻璃、水银、琥珀等珠宝及动植物，如狮子、孔雀、葡萄、苜蓿等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由于控制着基督教的贸易大权，罗马帝国是当时西方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也是西方最大的丝绸消费国。⒀周伟洲、丁景泰：《丝绸之路大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6-240页。波斯萨珊王朝时期（224—651年）是古代伊朗的辉煌时代。该王朝取代安息王朝的统治，统一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联结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影响范围包括印度、拜占庭帝国、中亚、地中海和阿拉伯半岛等广大区域，其制度和理念被后来的阿拉伯帝国沿用。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公元408年，东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斯皇帝同波斯王朝伊斯提泽德一世签订丝绸贸易协定，为这两个国家控制丝路贸易带来巨大利润，但此举并未能阻止丝绸价格的上涨。此后随着波斯帝国的日渐强盛，逐步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权，东罗马帝国不得不向波斯妥协，每年付给波斯1 万镑以上的金币换取丝绸，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波斯与中国的商业关系最为突出，北朝至隋唐时期波斯使节来华5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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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盛年期（约前125年）勘探了通向中国境外西北和西南的路线，开辟了进一步扩张和移民的丝绸之路的道路。有人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初“徙天下富豪富于咸阳十二万”的记载，认为咸阳出土的陈爰是楚国豪富携带去的。⒁赵德馨：《楚国的货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49页。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齐国的都城临淄出土了楚国金币，也可以从史书上找到类似的线索。《战国策·齐策六》：白起拔鄢、郢后，“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按：指临淄城）南下者百数”。迁徙的楚国豪富、贵族随身携带金币，是自然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导致楚金币在某地出土的原因很多，有经济的（商业的、财政的……），有非经济的（掠夺、贡献、迁豪富、旅行………）；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但是，从本质上或根本上说货币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整个货币流通就它的范围、它的形式和它的运动来说，只是商品流通的结果。”⒂赵德馨：《楚国的货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3页。

四、从古普塔金币图像看印度洋上的贸易文化

几个世纪以来，印度、非洲、中东、东亚和欧洲一直通过陆地和海洋进行贸易。

大约2000年前，在萨特瓦哈纳和罗马帝国时期，印度洋上的贸易增加了原材料和制成品。印度的宝石、纺织品和香料被远至欧洲和北非的人们所珍视，而罗马的硬币和产品，如用于葡萄酒和石油的安费拉（amphorae）和雕像，则在印度被发现。在公元1 世纪，格拉克罗马手册已经提到了船只从埃及到达芬迪亚不同港口的路线，以及交易的商品。笔者认为，中国瓷器贸易或许最能说明印度洋商业的内在联系，中国制造的陶器专门销往不同的外国市场，⒃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59页。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是双向的，在11 世纪，切拉斯派了四个著名的使团到中国寻求改善贸易关系，印度因其纺织品的质量而闻名，这些纺织品通过印尼的苏拉威西岛、也门的亚丁和东非的桑给巴儿等国际港口城市销售。

迁徙不仅限于商品和自然产品，贸易网络导致了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在该地区的传播。同样，朝圣者前往麦加朝圣的旅程，许多人从西方的芬迪亚港出发，把来自伊斯兰世界不同文化的人们聚集在起。朝圣者和旅行者有时会留下生动的描迹，这些描述可以让人们了解他们的旅程和职业，以及宗教信仰交流的历史。此外，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漂洋过海，有些人被卖作奴隶或作为囚犯运送，而有些人则被卖到新的国家工作。

印度教的视觉语言建立于公元400年左右的笈多时期。图4-2 和图4-3这枚来自萨慕德拉古塔统治时期的硬币，它的一面是一匹马站在一根祭品柱前，这匹马象征着阿什瓦米德哈耶（Ashwamedha yajna）。另一面是女王的飞舞，阿什瓦米德哈耶耶那是一种精心设计、非常公开的吠陀王权仪式，古普塔王朝（Guptakings）恢复了这种仪式，以表明自己是婆罗门王朝。笈多王朝开始于公元300年之后不久，它从印度北部的基地迅速扩张，直到覆盖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古普塔钱币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肖像大体上是印度教的，但具体来说是毗湿奴。我们经常在硬币上看到揭鲁达，毗瑟奴的鸟坐骑，或者他的配偶拉克希米。通过资助寺庙和雕塑的建设，他们帮助明确了印度教的形象。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多对印度教神灵的经典描迹都是在笈多时期发展起来的。古普塔硬币的一面是印度教神灵，另一面是统治者在宣传君主的虔诚时，有助于传播宗教形象。后来的印度王朝继续釆用这种策略，帕拉瓦和查鲁基亚王国也包括印度教硬币上的符号，即使没有统治者的形象。

图4-4、图4-5 等图像帮助传播了基督教，现在是基督教的信息。⒄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5-93页。罗穆卢斯·奥古斯都（公元475-76年）有时被认为是西方最后一位罗马皇帝。他的这枚硬币的一面是他的肖像,另一面是一个基督教十字架，周围环绕着一个月桂花环。

总之，一个国家和信仰的关系在整个社会中交织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关系以一种非常明显的形式出现，产生了新的建筑和有影响力的机构。在印度，古普塔资助了大规模的寺庙建设在基督教国家。公元7 世纪，统治者捐赠教堂和修道院，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传播改变了中东的宗教面貌。这种新的信仰导致了一种新的货币风格强调的是上帝的话语，而不是统治者，是帝国的主导力量，宗教形象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上帝的话。穆斯林统治者没有描绘他们。尽管有不同的视觉方法，这些硬币也表明了信仰和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