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归队前,我专程来到安葬爷爷的内蒙古乌不浪口烈士陵园,将特地带来的两个“小红本”整齐地摆放在爷爷的墓碑前,并向爷爷庄严敬礼。朝阳洒在一旧一新两个小红本上,封皮上的党徽格外耀眼。
我是爷爷最小的孙女。在他的怀抱下,我学会了走路。在我小时候,家里炕头上摆着一张小木桌,桌上摆放着一摞摞硬壳红本。爷爷十分在意这些红本,不许旁人轻易翻动。有一年除夕,奶奶大扫除擦木桌时,不小心把红本的顺序弄乱了,爷爷气呼呼地出门溜达了一天不肯回家。
那年的年夜饭,爷爷吃了没几口,就拉着我坐在炕上,陪他重新整理木桌上的红本。我不知道红本的摆放顺序,便把一个很小很薄的红本压在两个大红本中间。爷爷四下寻不见,急出了一头汗,对着我长长短短地比划。当我明白了爷爷的意思,从一堆红本中抽出小红本时,他高兴地用胡茬在我额头上来回蹭。
那个除夕,一向反对我睡前吃东西的爷爷,破例在我钻进被窝后,又给我热了个流着红糖油的三角包。我一边被糖油烫得龇牙咧嘴,一边看着爷爷用袖子小心翼翼地擦手中的小红本。当时,我并不懂那个封面写着“党费证”的小红本的含义,只知道它对爷爷太重要了。
等我再长大一些,爷爷把他年轻时参加战斗的故事讲给我听。
爷爷十几岁时,抗日战争爆发。过了很久,亲王府的人才在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土房上糊了一层布告。旗里识字的人没几个,被“扫过盲”的爷爷就坐在布告下面,为大家读布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