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他千百度

2021-07-06 03:42金庸
台港文学选刊 2021年3期

金庸

马援见汉光武

马援年轻时家里很穷,常对朋友们说:“大丈夫的志气应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老当益壮”的成语就是他创出来的。)

后来他在西北经营游牧,发了财,叹息说:“凡是经营产业,重要的是在能救济别人,否则不过是守钱虏罢了!”(“守钱虏”或“守财奴”的名字由此出。)于是把所赚的钱都送给穷朋友。后来听见甘肃的军阀隗嚣喜欢招聘人才,就去投奔。隗嚣很器重他,一切事情都和他商量。

那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汉光武刘秀在洛阳做皇帝,公孙述在四川做皇帝。隗嚣派马援做观察家,去瞧瞧这两位皇帝到底怎么样。马援和公孙述是同乡,一向感情很好,心想见到他时这位老朋友一定會很亲热,两人可以握手大谈往事。哪知公孙述极爱装腔作势,听见老友来到,他上殿升座,派大批侍卫两旁侍候,请他进来恭恭敬敬地交拜,说些客套话,演了一番仪式,然后请马援到贵宾招待所去休息,再令裁缝替马援缝制大礼服大礼帽,在宗庙里举行大会,召集文武百官举行正式见面礼。公孙述大摆仪仗,神气十足地赴会,对马援的礼貌十分周到,完全当他是最尊敬的贵客看待,礼毕之后就留他做官,要封他为侯爵,请他做大元帅。马援的随从们见这位皇帝如此相敬,都很愿意留下,马援却开导他们说:“天下群雄正争斗得十分激烈,公孙述听到人才来到,不匆匆忙忙出来迎接,反而大搞一套无谓的礼节,弄得大家都像木偶一般,天下有才能的人是不会长久给这位仁兄用的。”于是告辞回去,对隗嚣说:“公孙述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不如专心靠拢洛阳。”(“井底之蛙”典故出此。)

隗嚣于是派马援到洛阳去。马援到了之后,宦官引他进去,只见刘秀坐在宣德殿南边的廊下,只戴了一顶便帽,服装十分随便,就笑着起来迎接,道:“你见到过两个皇帝,我穿得这样马虎,实在惭愧之至。”马援行礼之后说道:“当今之世,不但君择臣,臣也要择君。我和公孙述是同乡,年轻时很要好。我到四川时,公孙述却在殿旁排列了执戟的卫队才命我进去。我这次远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坏人,为什么这样随便?”刘秀笑道:“你不是刺客,不过是说客罢了。”马援见这位皇帝既随和,又有幽默感,心中钦佩之至,道:“现在天下大乱,称王称帝的人不知有多少,今日见你这样恢廓大度,就像汉高祖一样,才知只有陛下才是真的皇帝。”(“恢廓大度”这四字成语,就是这样出来的。)

马援回到甘肃后,隗嚣问他洛阳的情形。马援道:“我到洛阳后,皇帝接见我共达数十次,每次谈话,常常从黄昏直谈到天明。他的才能见识,实在无人可比,而且坦白之极,什么话都说,性格随随便便,就像汉高祖那样。至于谈到学问的渊博,政治眼光的敏锐,那更是前世的皇帝所不及。”隗嚣道:“你瞧他与汉高祖相比谁强些?”马援道:“那他就不及了。高祖喜欢自由散漫,现在这位皇帝却爱守法,什么事都要讲究规矩,而且他又不喜欢饮酒。”隗嚣听他大捧刘秀,很不高兴,道:“照你这样说,那是他比高祖更强了!”

后来马援果然归顺了刘秀。隗嚣数次反复,终于为刘秀所灭。刘秀得到甘肃后,再灭掉公孙述,“得陇(甘肃)望蜀(四川)”的成语,就出于刘秀写给统兵灭隗嚣的岑彭的一封信中。

今日的情况当然与从前帝王的争天下完全不同,但做领袖的人如有风度有见识,自能使人一见钦佩,这在古今都是如此。

选自《三剑楼随笔》

写于一九五六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一月,

其时已创作《书剑恩仇录》及《碧血剑》。

郭子仪的故事

正在上映的晋剧舞台纪录片《打金枝》,讲的是唐代大将郭子仪之子郭暧与升平公主之间一场吵闹的喜剧。我想,这戏包括两个方面:夫妻互相应该平等亲爱,国家军政力量的团结不可被一些偶然的小事所破坏。

郭子仪死时,历史上评他一生道:“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致大官、为名臣者甚众。”这几句评语突出地描绘了一个善于团结各种力量的巨人的形象:皇帝不疑忌他的大功,同僚们不厌恶他做大官,一般人并不反对他生活享受的过分;同时,他善于提拔与培养人材,所以他属下的干部有许多人都成为国家的重要官员。在历史上,郭子仪是许多人的理想,出将入相,既富贵亦寿考,“七子八婿,皆为朝廷显官”。据说他做寿那天,家人拜寿时把朝笏(朝见皇帝时捧在手中的那块板)放在床上,竟致堆满一床,可见家中大官之多。所以演出《打金枝》这剧目的京剧又叫做《富贵寿考》或《满床笏》。

用现在的历史观点看来,郭子仪仍旧是一个值得赞扬、值得钦佩的人。他在中华民族受外族围攻时保卫国家,收复被侵略者占领了的京都;他使人民免于被外族劫掠之苦,得到了相对的安居乐业。他在军事上与李光弼齐名,但他团结一切力量来保卫国家的光辉政略,却是李光弼所远远不及的(李光弼不是汉族人)。

郭子仪与李光弼同做中级军官时,据说两人感情很不好,虽然同桌吃饭,但只互相对望一眼,不说一句话。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郭子仪做朔方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李光弼很怕郭借故杀他,哪知郭反向皇帝极力举荐,皇帝就任李为河东节度使。郭子仪还分了部下一万名精兵给他。这种博大的胸襟和政治风度,真是一个巨人!(据杜牧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郭子仪当节度使后,李光弼想逃走,还没决定,皇帝已下命令,要他领一部分郭的兵东征。他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放他不过了,于是对郭说:“我死是心甘情愿的,只求你饶了我的妻儿。”郭子仪忙拉住他的手上堂对坐,道:“现在国家大乱,哪里是计较私仇的时候!”当即分兵给他。两人相别时握手泣涕,相勉报国。)

郭子仪为人宽厚,待部下与士卒极好,李光弼却军令严肃,威猛善战。这两人代表着军人的两种美德。在临阵战斗上,似乎李光弼更为能干,几场大战打得光彩漂亮之极,但部下对他“畏”而对郭“感”。史书上不断提到军士们怎样盼望郭子仪来统率他们,如何“如子弟之望父兄”“如大旱之望云霓”“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等等。

“郭子仪单骑退敌”是极有名的事,这件事固然表现了他的勇敢,但更重要的,是他孤立敌人、争取同盟的识见。代宗永泰元年十月(公元七六五年,升平公主就是在这一年五月嫁给郭暧的),回纥与吐蕃两大外族联军进攻泾阳,兵力强大之极,唐兵远远不及。郭子仪下令严守不战,他知道回纥与吐蕃内部颇有矛盾,于是命卫队长去见回纥。回纥人不信道:“听说郭公已经死了,你骗人。要是真的在这里,我们见见可以吗?”卫队长回来报告,子仪道:“目下众寡不敌,难以力胜。从前我和回纥颇有交情,不如挺身去说服他们。”部下主张选五百名铁骑兵作卫从,子仪道:“这反而有害。”他儿子郭晞(子仪的第二子,最会打仗的一个,郭暧则是第六子,远不及哥哥本事)大惊,拉住他的马劝道:“他们是虎狼,大人是国家大元帅,怎么可以把身体送入虎口!”子仪道:“目下要是战,那么咱父子一定都得死,国家不免遭难。我以至诚的话去说服他们,如幸而见从,那是四海之福!否则,只牺牲我一个人,可以保全全体。”郭晞拉住马缰不放,子仪扬起马鞭,在他手上猛击一鞭,喝道:“走开!”大开城门而出,命人高呼:“令公来啦!”回纥人大惊,大元帅弯弓搭箭,立在阵前。子仪脱下盔甲,抛下铁枪,缓缓纵马上前。回纥诸酋长相顾道:“不错,是他!”皆下马罗拜。子仪也下马,上前握住回纥元帅的手,责备他进军侵略。两人一番谈论之后,回纥元帅终于被他说服,并答应去打吐蕃兵。这时回纥兵两翼缓缓推进,子仪部下见状也疾忙上前,两军对圆。子仪挥手令部下退开,取酒与回纥酋长共饮。回纥人请他先发誓,子仪叫道:“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有负约者,身殒阵前,家族灭绝!”回纥元帅也照样发誓,两军大喜,齐呼万岁。吐蕃兵知道后连夜逃走。子仪与回纥合兵追逐,大胜了两仗。

这时局势本来危险异常,代宗已下令御驾亲征,京城戒严。由于郭子仪这个外交上的大胜利,大局才转危为安。

选自《三劍楼随笔》

顾梁汾赋“赎命词”

梁羽生兄在这随笔中连谈了三次纳兰容若,曾提到他救吴兆骞(汉槎)的事,这个故事说起来倒也有趣,不妨比较详细地谈谈。

吴兆骞是江苏吴江人,从小就很聪明,因之也颇为狂放骄傲。据笔记小说上说,他在私塾里念书时,见桌上有同学们除下来的帽子,常拿来小便。同学们报告老师,老师自然责问他,他的理由是:“与其放在俗人头上,还不如拿来盛小便。”老师叹息说:“这孩子将来必定会因名气大而惹祸!”这话说得很不错,在封建皇朝中,名气大正是惹祸的重要原因。

另一部笔记中还说到他的一件逸事:有一次他与几位朋友同出吴江县东门,路上忽对汪钝翁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本为刘宋时袁淑语)旁人为之侧目。

吴兆骞虽然狂放,但颇有点才气,对朋友也很有热情。吴梅村把他与陈其年、彭古晋三人合称,名之为“江左三凤凰”。吴的诗风格遒劲,当时传诵的名句有“山空春雨白,江迥暮潮青”“羌笛关山千里暮,江云鸿雁万家秋”等。他的诗集叫作《秋笳集》,袁枚《随园诗话》中说他原本七子而自出精神。

至于他所以获罪,是为了科场事件。顺治丁酉年,他去应考举人,考中了。后来发现这一场考试大有弊端,于是皇帝命考中的举人们复试一次。他学问和才气都很好,本来不成问题,但大概因为复试时气氛十分紧张,心理上大受影响,竟然不能把文章写完。结果被判充军宁古塔。这是一件株连极广、杀人甚众的科场大案。清人入关伊始,主要是借此大杀江南人士立威。吴兆骞完全冤枉,当时名士们都很同情他,写了许多诗词给他送行,吴梅村的《季子之歌》是其中最有名的。

他朋友无锡顾贞观(梁汾)当时与他齐名,他被充军时曾承诺必定全力营救,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顺治换了康熙,一切努力始终无用。顾贞观自己也是郁郁不得意,在太傅纳兰明珠(容若的父亲)家当幕客,想起好友在寒冷偏塞之地受苦,于是寄了两阕词给他,那就是有名的两阕《金缕曲》。

第一首道:“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彀?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第二首道:“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穷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白雨斋词话》评这两词说:“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戒,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又道:“两阕只如家常说话,而痛快淋漓,两人心迹,一一如见……千秋绝调也。”

纳兰容若见了这两首词后,不禁感动得流泪,认为古来怀念朋友的文学作品中,李陵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与此鼎足而三。他知道这事不容易办,立誓要以十年的时间营救吴兆骞归来。当时也写了一阕《金缕曲》给顾梁汾,表示目前最大的努力目标只是救吴,这词结尾说:“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不久就在适当的时机中去求他父亲设法。有一次太傅请客,他知道顾贞观素不喝酒,就斟了满满一大碗酒对他说:“你饮干了,我就救汉槎。”顾贞观毫不踌躇地一饮而干。明珠笑道:“我跟你开玩笑的,就算你不饮,难道我就不救他了么?”明珠出一点力,朋友们大家凑钱,终于把吴兆骞赎回来。当时的人把顾贞观的两阕词称为“赎命词”。一个名叫顾忠的人写诗记这事道:“金兰倘使无良友,关塞终当老健儿。”

现在看顾梁汾这两阕词,情思深切,的确感人极深,可见必须有深厚的情感,才会有优秀的文学作品。

选自《三剑楼随笔》

原编按:梁羽生于《三剑楼随笔》所谈纳兰容若三篇,篇目分别为:《才华绝代纳兰词》《翩翩浊世佳公子,富贵功名总等闲——再谈纳兰容若的词》《纳兰容若的武艺》。

谈谜语

梁羽生兄曾在随笔中谈到印度的两大史诗(编按:“世界最长的史诗”),这两部史诗累积了长期来无数人的智慧,当然是珍贵无比的神话与文学。但除此之外,印度还有许多篇幅相当长的神话,许地山先生所译的《二十夜问》,就是其中之一,这书又名《红颜月》,意思说一个美丽少女的脸慢慢绯红,表示她内心逐渐动情。故事简单说来是这样:有一个英俊勇敢的国王名叫日爱,他最厌恶女人,但有一次见到了一张女人的画像,就神魂颠倒地着了迷。这女人名叫媚娘,美丽无比,天下不知有多少人向她求婚。她有一个条件,要求婚者在二十一夜之内,每夜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她回答不出,就嫁给他。所有的人都失败了,日爱王在十九个夜晚之中,提出的十九个难题都被她轻易地回答。媚娘简直是智慧的化身,任何难题都难不倒她。日爱苦恼之极,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她绝对回答不出的问题,媚娘就嫁给他了。你想得到這问题么?

原来问题是这样:“从前有一个王爱上一个王女。那王女有约,谁能发一个使她不能回答的问题,便嫁给他。现在请告诉我,他应当向她发什么问题呢?”

全世界所有的问题中,只有这个问题才是她不能回答的,那美丽的少女愉快地表示答不出,并且说:“其实,你想不到这问题也没关系,到了明晚最后一晚,你就是问我的名字叫什么,我也会假装回答不出。”因为她早已爱着他啦。

填字游戏所以这样风行,我想这与人们爱好猜谜有关。在派对里、在团体旅行与游戏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出些有趣的小问题来考问朋友,如:

“盘里有二十个苹果,分给二十个人,一个人一个,结果盘里还有一个苹果,怎么办?”

“因为第二十个人连盘一起拿去了。”

“两个人进来,一大一小,旁人问小的:这是你爸爸么?小的说是。又问大的:这是你儿子么?大的说不是。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的女儿。”

我国的谜语千变万化,在农村中流行的有许多闪烁着很灿烂的智慧的光芒,有一种体裁是“流水谜”,猜了一个又一个,有些是押韵的对唱,形式很是活泼新鲜。我曾学习这种民歌式的体裁,替影片《小鸽子姑娘》写了一个“猜谜歌”,在一连串出题、猜谜、反出题的进程中,同时透露内心的爱情。这次为劳校的义演中,长城歌咏团曾练了想表演,后来因为时间局促,练习时间不够,没有演出。即将上演的影片《鸾凤和鸣》中,也有一个猜谜歌,那是石慧洗澡时唱的。该片的编导袁仰安先生和我谈起这个歌时,说因为是在洗澡时唱,决不可有丝毫“香艳”,我一时动不出脑筋,后来忽然想到小时候姑母给我猜的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愈洗愈脏?”答案是:“水。”于是再加了两段,愈揩愈湿的毛巾和愈洗愈小的肥皂,再加上一点点牺牲自己使别人美好的意义。歌作得并不好,意思倒似乎还不错,因为“愈洗愈脏”这个巧妙的意念,不知是多少年前哪一个地方哪一位聪明的人想出来的。

我国有许许多多好的谜语,例子举不胜举。且看下面这一首曲子:“灯儿下金钱卜落,这苦心一一谁知道?到春来人日俱抛,欲罢何日能了?吾心正焦,有口向谁告?好相交,有上梢来没下梢。既皂白难留,少不得中间分一刀!从今休把仇人靠;千思万想,不如撇去了好!”这明明是一首怨念情人的小曲,哪知中间包藏着从一到十的十个数目字。

欧美人用拼音文字,字谜就远不如我国的巧妙,英文中的字谜大抵在“同音”与“双义”两点上着眼。前者如:“王老五为什么总是对的?答:因为他始终找不到小姐(never miss taken,音同never mistaken从来不错)。”后者如:“律师为什么如同啄木鸟?答:因为他们的Bill都很长(Bill既有账单的意思,也有鸟嘴的意思)。”还有一个开律师玩笑的谜语:“为什么律师像失眠者?答:因为他们都是这边lie一下,翻过来那边又lie一下(在英文中,lie这字既是睡卧,又是说谎)。”

还有一种英文谜语是讲字形的,如:英文中最长的字是什么?答:Smiles,因为头尾两个字母之间,竟有一Mile(哩)。在争辩中,S这字母为什么极为危险?因为它能把语音(Word)变成刀剑(S-word)。排列字母时,为什么B要在C之前?因为一个人要先“存在”(Be),才能“看见”(See)等等。

比起中国字谜来,这种谜语实在太浅了。杜甫有一句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以这句诗作谜面打一个字,答案是“曰”。因为在六朝时,东晋之后是宋齐梁陈,齐梁的皇帝都姓萧,萧萧之下是陈,陈(陳)再无边和落“木”,变成一个“曰”字。这种谜语,真是有点匪夷所思了。

选自《三剑楼随笔》

原编按:《二十夜问》,据贝恩编译的《印度故事集》(The Stories of India.F.W.Bain)第一卷译,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作家出版社出版。

也谈对联

百剑堂主在《吟诗作对之类》一文中提到了杭州的两副对联,因为我是杭州人,他问我在杭州的无数对联之中,对哪几联印象最深。我首先想到的,是月下老人祠那一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这联的上联原出《续西厢》,金圣叹批《续西厢》从头骂到底,只对最后这两句赞赏备至。我想这一联人人看了都会高兴,文辞亦佳(月下老人祠有签词九十九条,全部引自经书诗文,雅俗与此间黄大仙签词不可同日而语)。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那一联:“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这联我是在小时候记得的,以后每次学校大考或升学考试,紧张一番而缴卷出场时,心头轻松之余总会想到它。

百剑堂主所提到岳坟前“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那一联,出自一个姓徐的女子手笔(陆放翁有“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联,亦颇见风骨)。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到学校里演讲,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们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铁”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旧时家中有一小轩,是祖父与客人弈棋处,轩里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当时不懂当中妙处,现在想来,这里面实在颇有哲理。

百剑堂主曾撰一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痴。”我见了很喜欢,他用宣纸给我写好,请荷里活道某店裱起,挂在斗室之中,不觉雅气骤增。

我写《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回目全不考究,信手挥写,不去调叶平仄,所以称不上对联,只是一个题目而已。梁羽生兄甚称赏我“盈盈红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两句(上句写徐天宏与周绮婚事,下句写李沅芷仗剑追赶余鱼同),但比之百剑堂主的每回皆工,那是颇为不及了。

前几天《大公园》中登载文怀沙先生一篇《韩愈与贾岛》的文章,认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中,敲字确比推字好,因为这有“鸟鸣山更幽”的意境。“鸟鸣山更幽”本来是宋王籍的诗。《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一句,素來认为无人能对,王安石用“鸟鸣山更幽”来对。王籍原联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两句意思一样,王安石这一联集对却是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比原句更工。

旧诗律诗中必有对偶,所以好对不胜枚举,古人因对成妙对而发达做官的事,笔记小说中也记载得很多。如宋时宰相词人晏元献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句,数年不能得到好对,一天晚上与一个小官王琪一起散步,谈起这事,王应声道:“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大为赏识,从此王琪做官就一帆风顺了。

我从前在江南故乡时很爱听说书,在听说《三笑》时就曾听到许多妙对。唱弹词的人说文徵明在追求爱人时,那位小姐出对道:“因荷(何)而得藕(偶)?”文徵明对道:“有杏(幸)不须梅(媒)!”于是好事得谐。又据说金圣叹被杀头时他儿子吟道:“莲(连)子心中苦。”金老先生对曰:“梨(离)儿腹内酸!”两对一喜一悲,虽都未必真有其事,但对偶双关,确不容易。

对对子既要工,又要快,不比其他文章可以慢慢琢磨。有一本笔记中记载一个故事:陆文量在浙江做官,有一天与管教育事务的陈震一起饮酒,见陈是个光头佬,就出对嘲他:“陈教授数茎头发,无计(髻)可施。”陈震立即对道:“陆大人满脸髭髯,何须(鬚)如此。”以成语对成语,很有本事,陆大为叹赏,笑道:“两猿截木山中,这猴子也会对锯(句)。”陈震笑道:“我也要不客气了,幸勿见怪。” 于是对道:“匹马陷身泥内,此畜生怎得出蹄(题)?”两人抚掌大笑竟日。

据说从前有个人名叫李廷彦,曾献百韵诗给一位大官,中间有一对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那位大官看了很同情他,道:“想不到你家里竟接连遭到不幸。”李廷彦忙道:“实无此事,那是为了对仗工整才这样写的。”作对至此,可说形式主义到了极点。

选自《三剑楼随笔》

月下老人祠的签词

杭州有座月下老人祠,那是在白云庵旁,祠堂极小,但为风雅之士与情侣们所必到,可惜战时被炮火夷为平地,战后虽然重建,情调却已与以前大不相同。杭州正在大举进行园林建设,我想,这所司天下男女姻缘的庙宇,实在大有很精致地修建它一下的必要。

月下老人的典故出于《续幽怪录》,据说唐时有个名叫韦固的人,有一次经过宋城,看见一位老伯伯在月光下翻书,这位老伯伯说天下男女的姻缘都登记在他的簿子上,他的囊中有无数红色的绳子,只要这绳儿把男女两人的脚缚住了,就算两人远隔万里,或者是对头冤家,都会结成夫妻,所以后来有“赤绳系足”的典故。西洋人的办法却比我们鲁莽得多,他们有一个丘比特,这是一个顽皮的小孩(有时甚至是盲目的),拿着弓箭向人乱射,哪一对男女被他一箭射中,就无可奈何地堕入情网。相较之下,我们的月下老人用一根红线温柔地替人缚住,还有簿籍可资稽考,显然是文明得多了。月下老人的故事流传全国,然而除了杭州之外,其他地方很少听见有这位“天下婚姻总管理处处长”的庙堂,那倒是很奇怪的。

以前,常常可以见到一对对脸红红的情侣们,尽管穿了西装旗袍,都会在祠堂中虔诚地拜倒,求一张签,瞧瞧两人的爱情能不能永远美满。

杭州月下老人的签词恐怕是全国任何庙宇所不及的,不但风雅,而且幽默,全部集自经书和著名的诗文,据说其中五十五条是俞曲园所集,此外四十四条是俞的门人所增,一共是九十九条。我旧日家中有一个抄本,不知是哪一位伯伯去抄来的,我还记得一些,但九十九条自然是记不全了。

第一条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兆头吉利的有“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原来是曾子的话,这里当指这男子很靠得住,可以嫁)等等。求签而得到这些,那自是心中窃喜,无法形容了。

有一条是“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孟子》这两句话,本是反语,但这里变成了鼓励男子去大胆追求。有一条是《诗经·鄘风·桑中》的三句:“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在《诗经》中原本是最著名的大胆之作,所谓“桑间濮上”的男女幽期密约,这一签当也是鼓励情人放胆进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不愧于天,不畏于人”,这两签都含有强烈的鼓励性:追呀,追呀,怕什么?

还有一些签文含有规劝和指示,如“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叫人不要为钱而结婚。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指此人虽穷,人品却好,可以嫁得。如“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照《论语》中原来的解释,是这男人嘴头甜甜的会讨人喜欢,相貌又漂亮,然而是头色狼,绝对靠不住。“可妻也”,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孔夫子说公冶长虽然被关进了牢狱,但他是冤枉的,结果还是招了他做女婿。“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这句本来是闵子骞的话,这里大概是说,别三心二意了,还是追求你那旧情人吧。另一条签词中引用孔子的话,恰恰与之相反:“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好的人有的是,你哪里知道将来的没有现在的好?这个人放弃了算啦。这大概是安慰失恋者的口吻吧。“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你爱他,要了解他的缺点,你恨他,也得想到他的好处。“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她虽然对小王很亲热,对你很冷淡,其实她内心真正爱的却是你呢。“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这家伙有什么地方值得你这么颠倒呢?唉,连这种丑八怪也要!

另外一些签条是悲剧性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照余冠英的译法是:“谁说那苦菜味儿太苦,比起我的苦就是甜荠。瞧你们新婚如胶似漆,那亲哥亲妹也不能比。”有一签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虽不一定如孔子的弟子冉伯牛那样患上了麻风病,但总之此人是大有毛病。“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出韩愈《祭十二郎文》)、“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出《诗经·王风·中谷有蓷》),这些签都是令人很沮丧的。

“风弄竹声,只道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那是《西厢记》中张生空等半夜,结果被崔莺莺教训一顿。“夜静冰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那是《琵琶记》中蔡伯喈不顾父母饿死,被人痛斥。求到这些签文的人,只怕有点儿自作多情。最令王老五啼笑皆非的,大概是求到这一签了:“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选自《三剑楼随笔》

民歌中的讥刺

百剑堂主曾在一篇随笔中谈到民歌的爱情题材(编按:《不爱白脸假斯文》)。的确,从民歌集子中所看到的,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谈情说爱的作品。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熟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这些歌中谈情的数量固然最多,但也颇有相当数量的歌曲是诅咒当时政治的。然而在一般印行的民歌集子中,却很难看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是因为怕犯当政者之所忌的关系,现在,我们只能在各种史书和笔记中零零碎碎地看到一些这一类的歌谣,但数量仍还不少。

《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了一首民歌:“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卫子夫是汉武帝的皇后,她一门亲戚个个声势显赫,人民瞧了很不顺眼,就作了这个歌。后来唐代白居易在《长恨歌》中“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说的是杨贵妃一家的威风,想来当时人民也有类似的冷嘲的说法。

史书上记载讥刺官吏无能的歌谣,每一代都有,下面举几个例子:

“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这是汉武帝时的民歌。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这首歌说的是汉末选举的情形,当时被举为秀才的人,连字也不大识,所谓孝廉的人,却不能好好奉养父母。出身寒素号称清白的,其实十分污秽,而出身高门大族的良将,竟是胆怯之至。

“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勉治生。”这也是汉末的歌,含意颇为幽默,只要先发财,就可升官了。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是《明史》中所载描写成化年间中央政府的民歌。

到了明嘉靖年间,政治更加腐败,北京城里到处传唱“十可笑”歌。所谓“十可笑”是这十种:“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妓院里的妓女很可笑倒还没什么关系,兵工总署的刀枪、教育部办的學堂都很可笑,那就大有问题了。当时朝廷听到这歌后大发脾气,下令东厂(明代著名的特务机关,东厂的遗址现在已改为科学院)严查,结果抓到传唱的席瑶等十余人。当政的张桂要将这十余人处斩,后来刑部尚书胡世宁认为处罚太重,改为打一顿屁股而充军。(见《坚匏集》)

大家知道严嵩是明代的大奸臣,当时也有一首民歌刺他道:“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说他随意杀人)。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直到今天,我们提到螃蟹时,还常常会想到“看你横行到几时”这一句话。

其他如:“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去京里抖!”(见《濯缨亭笔记》,比喻大小官吏拼命搜刮,拿到京里贿赂上司。)又如:“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见《辍耕录》,刺元代奉使的为害民间)等等,数量极多。

近代类似的民歌也很多,我想每位读者都能随口念出几首。这些讥刺政治的民歌一般都很沉痛,但其中总也带着几分幽默,这是一个特点。

选自《三剑楼随笔》

书的“续集”

最近收到了好几封读者的来信,询问有一部叫做《天池怪侠》的书,是不是我的作品。虽说是提出询问,其实他们在信中都已表示知道了答案,知道这是别人冒名之作。因为虽然天池怪侠是《书剑恩仇录》中一个重要人物,虽然这部书中也有陈家洛、霍青桐、无尘、李沅芷、常氏双侠、赵半山等等人物,虽然它是从《书剑》结束的地方开始而封面上也署了我的名字,然而文字的风格毕竟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位读者寄了几本这种书给我,我见书里的乾隆皇帝自称“孤王”、李沅芷自称“妾”、一个什么老侠自称“老身”,每个人都似乎在唱戏,实在觉得相当有趣。

给小说或戏剧写续集,这种兴趣似乎是十分普遍的。不一定是好的作品才有人写续集,平庸的无聊的作品,也会有人兴致勃勃地提笔续下去。美国片《阿飞舞》难道是一部好影片么?  《黑湖妖》难道有任何价值么?然而毕竟还是有《阿飞舞续集》和《黑湖妖续集》。

在我国旧小说中,《济公传》的续集恐怕数量最多,然而《济公传》写得实在并不精彩。《七侠五义》之后有《小五义》和《续小五义》,《今古奇观》之后有《续今古奇观》,这都是比较流行的,但我一直看到了《九续小五义》和《五续今古奇观》,除了胡闹与无聊,这些续书中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既有兴致写作,为什么不另外写一部小说呢?续集已是这样差了,怎么还能不断地续下去?

谈到续书的种类,大约以《红楼梦》为最多了,现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就是高鹗续的。在所有的续书中,恐怕也是高鹗的最为精彩,虽然他对礼法与封建制度的看法,远不及曹雪芹的富于反抗精神,然而他终于继承了原作的悲剧结构。如“候芳魂五儿承错爱”等几段,细腻生动,可以直追原作。此外的续书,如《红楼圆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等等,却无一不是糟极谬极,有的说贾宝玉魂游地府,把林黛玉等救活,一个人娶了八个妻妾(除林薛外,还有袭人、晴雯、紫鹃、芳官等);有的说贾宝玉的儿子贾桂(所谓“兰桂齐芳”,兰是贾兰)出将入相、富贵荣华。我看到的红楼续书大约共有八九种,据说总数有十余种之多。

《水浒》的续集自以陈忱的《水浒后传》最佳,书中叙述李俊到海外为王,发扬梁山的英雄事业,但文笔气度,也已远远不及施耐庵。俞仲华的《荡寇志》除前面陈丽卿摆布高衙内一段之外,其余全不足取。

《三国演义》因为已写到司马炎统一天下,实在无可再续,但还是有人写《反三国》,为蜀国扬眉吐气,灭魏灭吴,然而因为一则违反历史事实,二则写得莫名其妙,这书并不流行。

故意与原作相反的翻案作品,一般说来也是续书,主要只是结局相反。反《西厢记》的《东厢记》(清杨世潆作)写得很差;《锦西厢》(周公鲁作)比较好些,情节很复杂,然而可笑的地方也很多,有一节写张君瑞别了莺莺去赴考,主考官是白居易,出题“月明三五夜”,张君瑞就写了崔莺莺那首“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缴卷,结果当然落第等等。反《琵琶记》的有《后琵琶》,在这书里描写了蔡中郎之死,曹操则变成了好人,去赎回蔡文姬等等。《桃花扇》结局是侯朝宗与李香君出家修行,而《南桃花扇》(顾彩作)则写两人白头偕老。据历史记载,侯朝宗似乎并未出家,顾彩这部作品倒颇有事实根据,但因为才力不及,所以读来也无意味。

随便想一下,旧小说和戏曲中有续书的,实在举不胜举。《说唐》之后,从《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一直续到《薛刚反唐》;《杨家将》从杨老令公续到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实在续不下去了,于是又来《狄青平西》《五虎平南》。《西游记》则有《西游补》(董说作)。《西游记》是好书,《说唐》的文学价值就低了,《杨家将》更低,但不论好坏,总有人援笔而续。既然《书剑》用的是旧小说体裁,尽管内容毫不足道,但出现续集倒也是合于传统的事,只是在封面上署了我的名字,那位作者似乎是过谦了。

选自《三剑楼随笔》

圣诞节杂感

是圣诞夜,圣约翰教堂的钟声和风琴声在寂静的夜里远远传来,望着红红的烛光,想起了许多十分亲切的人,在东北的弟弟,在印尼的朋友……。这对蜡烛真美,是在一个花纹刻得非常精致的模子中烧出来的,一位远在北方的朋友巴巴地托人带来给我,真是舍不得点,每年圣诞夜点它一寸,就珍重地收起来吧。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有糖果蛋糕吃,又能得到礼物,那总是一件美事。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圣诞述异》(A Christmas Carol)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伦敦的守财奴史克鲁奇,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感,对所用的雇员异常刻薄。一年圣诞节晚上,一个已死合伙人的鬼魂来拜访他,说将有三个圣诞节的精灵来带他出去游历。到了约定的时间,精灵们果然来了。第一个是“过去的圣诞精灵”,带着史克鲁奇回到他出生的地方,让他看到他小时是怎样的孤独,看到他亲爱的妹妹,看到他自己怎样爱钱胜于爱他的未婚妻而使爱情破裂。第二个是“現在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人们怎样互相亲爱、怎样在贫穷之中开开心心地欢度圣诞。第三个是“将来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在将来的一个圣诞节中,他孤零零地死了,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亲人来关心他。这些事情融化了史克鲁奇那僵硬的冰冷的心,使他变成为一个亲切温暖的人。

狄更斯每一段短短的描写,都强烈地令人激动,使你不自禁地会眼眶中充满了眼泪。英国人曾根据这小说拍过一部影片,但拍成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感情。其实,这本薄薄的小说中充满了多少矛盾和戏剧,多少欢笑和泪水呀!兄妹之爱、男女之爱、父子之爱、朋友之爱,在这个佳节中特别深厚地表现出来。

但奥·亨利(O.Henry)那个短篇《圣诞礼物》(The Gift of the Magi),在美国片《锦绣人生》(O.Henry's Full House)中却由花利·格兰加(Farley Granger)和珍妮·奇莲(Jeanne Crain)演得相当动人。丈夫卖了他宝爱的表来买一个送给妻子的发钗,妻子卖了她最感到骄傲的秀发来买一个送给丈夫的表链。一对贫穷夫妻的爱情,真难写得更好了。

我曾译过美国短篇小说家丹蒙·伦扬的那篇《圣诞老人》。故事是说一个善心的强盗劫了一批珠宝,去放在他爱人老祖母的圣诞袜子里。这位老太太快要死了,她一生相信圣诞老人会在她的袜子里装进些礼物,在临终之前,这愿望终于达到了。这个强盗由于穿了圣诞老人的服装,埋伏着要打死他的敌党竟然没有认出他来,因而逃得了性命。这是一篇惊险而滑稽的故事,但在人物的内心,蕴藏着善良和温柔。

我们生活在这个十分重视金钱和物质的社会里,友情和善意常常被利害关系和钞票的数字所破坏。许许多多人一早起床就陪着算盘、计算机、收银机、红色绿色的钞票;许许多多人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马票头奖。新年是很好的节日,但人们总是爱把“恭喜发财”和它联系在一起,红封包里包着的是“利是”,买花来插是图吉利,是为了卜占发财的兆头。发财当然不坏,金钱和物质也决不能轻视,但总得有一个日子,让个个人多想到一些亲谊和友情,少计算一些利害和金钱吧!中国人的“中秋节”是这样一个可爱的节日,这是“团圆”和“月饼”;“清明”和“重阳”也是可爱的节日,大家想看那些已经逝去了的亲友,这是“旅行”和“纪念”。外国人的圣诞节也是这样的节日,大家互相赠送美丽的卡片和礼物,整个社会浸沉在一种温暖喜悦的气氛之中。

圣诞节这天在古罗马时本是庆祝丰收的节日,后来才由基督教徒加上了宗教的意义,其实它并不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如果大家当它是象征和平的日子,我想,即使是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以及无神论者,都可以在这天快快乐乐地过一个佳节。

选自《三剑楼随笔》

钱学森夫妇的文章

十年之前的秋天,那时我在杭州。表姊蒋英从上海到杭州来,这天是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那个姓胡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中表演独唱,我也去了笕桥。

蒋英是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女儿,当时国民党军人有许多是蒋百里先生的学生,所以在航空学校里,听到许多高级军官叫她为“师妹”。那晚她唱了很多歌,记得有《卡门》《曼侬·郎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彩之极。她是在比利时与法国学的歌,曾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因为她在国外的日子多,所以在本国反而没有什么名气。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她后来与我国著名的火箭学家钱学森结婚。当钱学森从美国回内地经过香港时,有些报上登了他们的照片。比之十年前,蒋英是胖了好多,我想她的音量一定更加大了。

最近在内地的报纸上看到他们夫妇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署名是蒋英在前而钱学森在后。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女人第一”的关系,因为音乐究竟是蒋英的专长。

这篇文章中谈的是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和怎样继承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问题。他们认为我国固有的音乐有很多好处,例如横笛的表演能力,就远胜西洋的横笛(西洋横笛用机械化的键,不直接用手按孔,所以不能吹滑音),但西洋音乐也有很多优点,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就必须先达到西洋音乐的世界水平。目前,我们离这水平还很远。

他们觉得目前对民族音乐重视不够,像古琴的演奏就大有后继无人的危险。我国歌剧的歌唱法与外国歌剧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对所谓“土嗓子”的唱法还没有好好地加以研究。

火箭学家对数学当然很有兴趣,所以这篇文章有很多统计数字。他们假定,一个人平均每四个星期听一次音乐节目(歌剧、管弦乐、器乐或声乐)决不算多,假如每个演员每星期演出三次,每次演奏包括所有的演奏者在内平均二十人,每次演出听众平均二千人,我国城市里的人口约为一亿人。火箭学家一拉算尺,算出来为了供给这一亿人的音乐生活,需要有八万三千位音乐演奏者。再估计每个演奏者的平均演出期间为三十五年,那么每年音乐学校就必须毕业出二千三百八十六人来代替退休的老艺人。再把乡村人口包括在内,每年至少得有五千名音乐学校的毕业生。如果学习的平均年限假定为六年,那么在校的音乐学生就得有三万人以上。假定一个音乐老师带十个学生,就得有三千位音乐教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但目前具体的情况与这目标相差甚远。他们谈到最近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认为一般说来还只是业余的音乐水平。这对科学家夫妇又用科学来相比:“业余音乐是重要的,但正如谁也不会想把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寄托在业余科学家们身上一样,要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也不能靠一些业余音乐家们。”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味,正如他们这对夫妻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结合一样,这篇文章中也包括了科学与艺术。

在自然科学、艺术(西洋部分)、体育等方面,我国过去一切落后。现在,在自然科学上,有钱学森、华罗庚等等出来了;体育上,有陈镜开、穆祥雄、张等等出来了;音乐上,现在还只有一个傅聪。艺术人才的培养确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单是某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还需要整个社会中文化与传统的累积),但既然有这样好的环境,又有这样多的人口,我想四五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巴格尼尼(Paganini)或李斯特(Franz Liszt)出现吧,六七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出现吧!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那决不是很长的时间,问题是在于目前的努力。

选自《三剑楼随笔》

永恒神秘的微笑

昨天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张圣诞卡,封面上印的是那张号称“全世界最著名的画”——《蒙娜丽莎》。这张画因为看到的次数实在太多了,这次再看到对于画中那所谓“永恒神秘的微笑”,似乎已没有什么奇特的感觉。一位学画的朋友前几年曾到巴黎游览,当然要到卢浮宫去细细欣赏这幅名画。据他说,他一共去看了三次,每一次都觉得画中那个蒙娜丽莎的表情和上一次有些不同。

画中的人物能改变表情,事实上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幅画确实能给人一种奇异的印象。最显著的,是画中人好像是活的。因为非常像真人,于是她似乎张着眼睛在瞧我们,似乎她有她的思想感情,似乎她的表情在不断改变。一个活生生的人,表情当然是会改变的。即使在这幅画的复制品之中,我们也会经历到这种感觉。有时候她好像在嘲笑我们,有时候她的微笑之中好像带着深刻的哀愁。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或译达·文西)为什么能达成这惊人的成就?比较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这样:就像世界上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这幅画以极高明的手法来表现了生活与真实,因而使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千百年来,无数伟大的画家们努力寻求各种各样有力地表现形象的手段,也各有各的成就。达·芬奇在这幅画中所用的方法之一,是“含蓄”,是意犹未尽,是让观画者有一个思索想象的余地。他所采用的一种画法,意大利画家们称为“隐晕法”(Sfumato),即轮廓并不非常分明,一种色彩和另一种色彩并不截然分开,微微有一点朦胧的感觉。在《蒙娜丽莎》这幅画中,达·芬奇非常细致地造成了这个效果。大概连十多岁的孩子都知道,在画一个人头时,脸上的表情主要是由嘴角与眼角这两部分来表现,嘴角眼角向上弯曲是嬉笑,向下弯曲就是悲哀。在这幅画中,就在嘴角与眼角这两部分,达·芬奇以极高的技巧来描绘了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因此,我們总是难以断定画中的丽莎到底是处在什么心理状态之下。

此外,达·芬奇还使用了一种极大胆的方法。我们仔细看这幅画,会发觉两边是不大相称的,人像后面那如梦般的风景之中,这情形尤其明显,左边的地平线比右边的要低得多。因此,我们集中注意看左边的时候,画中这女人的身材会显得高些,看右边时会显得矮些。就是她的脸,左右也不是完全相称的。

这种对现实的故意歪曲并不是玩弄技巧,而是大艺术家更生动地表现现实的一种方法。他在画中对现实所作的改变并不多,而真实的部分,却又是描绘得如此生动美丽。这双手据说是古今所有图画中最美的手,袖子上的褶皱又是这样的细致。中世纪的人说达·芬奇有巫术,能把人的灵魂移注在画上。这巫术不是别的,就是表现人物精神状态的巨大艺术才能。

达·芬奇画这幅画时,已经是五十岁,正是他艺术达到了圆熟之境的巅峰状态。他从一五〇二年开始,断断续续地一直画到一五〇六年。画中的丽莎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城一个名叫齐阿贡杜的有钱人的妻子,开始作这画的模特儿时是二十三岁,那时她已结婚了七年。有些记载中说,达·芬奇绘这画时,在画室中放满了丽莎所喜欢的花,还命人奏乐,以维持她的精神状态。达·芬奇虽然画了这么久,但始终没有认为已经完美而交出去,后来把画带到法国,落入了法国国王的手里。

关于丽莎的心理和她的微笑,四百五十年来所表达的意见真是读也读不完。美国的作家约翰·霍华德·劳逊(著名剧作家,好莱坞被迫害的十君子之一)在他那部《隐藏着的文化遗产》一书中,专门有一章分析《蒙娜丽莎》。他认为这画中的女人是一个阶级的具体形象。她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女人,内心有强烈的感情,但她能抑制这种感情,在外貌上不显示出来。人们看到她时,隐约觉得她有点高傲,也有点哀愁,总之是内心极不平静。蒙娜丽莎是资产阶级女人的代表,在她以后,有巴尔扎克笔下的女人,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

劳逊又分析意大利当时动乱的社会与政治状态,说明那时候旧的封建秩序已经破灭,新的资本主义秩序还未确立,人们的生活动荡不安,精神上却是处在一个新的解放的时代。达·芬奇以他巨大的天才,描写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所以画中的表情与其说是“神秘”,不如说是一种压抑了的隐藏着的激情。

比之所谓“女性的永远难解之谜的象征”、佛洛伊德式的“达·芬奇同性恋倾向的表现”等等说法,我以为劳逊的解释是令人信服得多。

最奇特的说法之一,大约是本月二十二日的《时代周刊》中所刊载的一个消息了。其中说,英国一位医学教授凯尼斯·D·基尔上星期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宣称蒙娜丽莎脸上所表现的是一种满意的微笑,因为她怀着孕。这位教授当然提出很多理由,说她坐得很稳、行动似乎很迟缓、衣服的线条暗示怀孕等等。但任何记载都不能支持这种说法,达·芬奇画这画花了四五年时光,难道她始终怀着孕吗?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摄影杂谈

讲到摄影,香港恐怕是全世界最方便的地方之一。第一是器材便宜,德国的相机、英美的胶片,在香港买都便宜过在原产地购买。第二是天气好、风景美。这里天清气朗的日子真多,既有高山,又有大海。曾听一位国画家说,香港的山既有北宗的山,又有南宗的山,这在全国各地都是罕有的,真是风景写生的好地方。适宜于绘画,当然也适宜于摄影了。大概由于这些优良的条件,香港的摄影家近年来在国际上声誉日起,任何哪一国的沙龙比赛中差不多总有香港人的作品入选。最近在圣约翰教堂展出香港摄影沙龙入选作品,确是琳琅满目,佳作很多,在各种艺术活动与体育活动中,真正达到国际水平的,香港目前似乎还只有摄影一项。

摄影算不算是“艺术”呢?在摄影家们说来,那当然是艺术,但严格说来,它与真正的艺术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现在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种“半艺术”(Semi-Art)。所谓艺术,是指人们创造一种作品,用以表达思想感情。诗人写一首诗歌颂劳动的光荣,音乐家作一首曲子抒发他恋爱的感情,画家与雕刻家在画布或雕像中表达物体的美丽和他的看法,小说家、剧作家、电影的编导们描写社会中的悲欢离合……这些作品都有很大的创造自由,能深刻地表现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引起观赏者的共鸣。但到目前为止,单幅的照相还不能成为圆满地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当然,照相中也包含有思想和情感,但一般说来,这只是“包含”而不是“表达”,因此不能说是完整的艺术作品。

比如说,用一个美丽的女人做题材。画家爱怎样画她就可怎样画,或许,这个女人容貌虽美,灵魂却很丑恶,高明的画家会在她嘴角的微笑中加上一些邪恶的线条,或者在她美丽的眼睛四周涂上一些不愉快的彩色,甚至于,他可以在肖像上画些毒蛇、蜈蚣之类。但摄影家却没有这种自由,他只能取一个怪异的角度,缩小光圈用一种“低调子”来拍摄,或者,再在黑房工作时增加点什么,然而不管怎样,他不能真正地“创造”,只能尽可能地“安排”现成的物件。

戏剧与电影,在某几点上来说,创造也是受限制的,编导者的思想感情,要通过演员表达出来。如果演员好,那么艺术创造就很圆满,要是演员很糟,编导者的艺术意图就表达不出了。哥顿·克雷(Gordon Craig)是英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是英国著名女演员爱伦·戴莱〔Ellen Terry〕)的儿子,萧伯纳写给爱伦·戴莱的情书在文艺界是很出名的),苏联的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邀请他到苏联去导演《哈姆莱特》。这位哥顿·克雷就常常叹息演员的不如人意,以致认为在戏剧中,最完美的表演者是木偶,只有木偶才不会妨碍戏剧家的创造。这种说法当然是过于偏激,演员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编导的艺术结合起来而成为完整的戏剧艺术。

如果不是那么认真,当然“安排”也可以说是艺术,不是有许多人把插花、烹调、衣服设计、室内装置,甚至理发、交际等等都说成是艺术么?与这些东西比较,那么摄影中创造与表达感情的成分又高得多了。

朋友中大概一大半的人有照相机,除了极少数的人专心研究之外,大家只是拿来玩玩而已(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种德国相机叫作“为她摄”,这种相机并不出名,但它的名字倒说出了这里许多玩相机的人的目的。

选自《三剑楼随笔》

围棋雜谈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到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连,复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当聂绀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棋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愈来愈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棋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着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作“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选自《三剑楼随笔》

围棋五得

日本棋院中挂有一个条幅,写着“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提倡围棋极有功绩的郝克强先生很喜欢谈这“五得”,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也特别称赞,认为很有意思。

这“五得”不知是谁提出的,当是日本人的说法,因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这样记载。中国棋友会请问日本的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他说记不清楚出典了。

“得好友”和“得人和”,凡是喜欢下围棋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楸枰相对,几个钟头一句话不说,也能心意相通,友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我和沈君山、余英时、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等诸位结交,友谊甚笃,都是通过围棋。至于教过我棋的许多位年轻高手,更不用说了。有几位日本朋友,我和他们根本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也因下棋而成为朋友。日本棋界的人常说:“下围棋的没有坏人。”这句话自不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但围棋公平至极,没有半点欺骗取巧的机会,只要有半分不诚实,立刻就会被发觉,可以说,每一局棋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进行一次道德训练。

围棋是严谨的思想锻炼、推理锻炼,有人说是“头脑体操”。现代医学保健的理论很注重心理卫生,注重保持头脑的功能,因为人身一切器官内脏的运作,都是靠头脑指挥的。有些人年纪老后,体力衰退,但头脑仍然健全,往往可以得享高寿。那便是下围棋可“得天寿”的理论根据。我国当代著名棋手王子晏、金亚贤、过旭初、过惕生等诸位都年寿甚高,足为明证。王子晏老先生年过九十,棋力只稍退而已。最近来香港参与棋界盛会的日本业余高手安永一老先生,自己说已记不清是八十四岁还是八十五岁,他脚力差了,有点不良于行,行棋却仍然锋锐凌厉,因为头脑清楚,演讲起来便风趣而有条理。康德、罗素等哲人之得天寿,相信也出于不斷地思索动脑筋。当然,不断运用脑筋也不一定寿命长,还有其他许多因素。

“得教训”与“得心悟”是最难了解的了,尤其“得心悟”,当是“五得”的精义。唐玄宗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传下来“围棋十诀”,至今日本许多棋书仍然印在封面上,公认为是围棋原则的典范。十诀的首要第一诀是“不得贪胜”。下棋是为了争胜负,不求胜,又下什么棋?但过分求胜而近于贪,往往便会落败。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似乎在政治活动、经营企业,甚至股票投机、黄金买卖中都用得着。既要求胜,又不贪胜,如果能掌握到此中关键,棋力便会大大地提高一步。吴清源先生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即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不过有此了解,虽不能至,时刻在念,庶几近焉。

一九八五年四月

历史性的一局棋

“号外!号外!丁当,丁当!大新闻!”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东京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报知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吴清源与木谷实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木谷实先手,三子都走五路,吴清源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前无古人的着法。日本人对围棋极为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木谷实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吴清源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布局体系。简单地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日文称为“长蛇”),在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吴清源流”(即“吴清源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日本的本因坊是秀哉(他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大不以为然,认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免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就说吴清源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新旧两派的大决战,吴清源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哉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吴清源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哉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这一局棋因为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棋迷们看得很清楚,吴清源始终占着上风。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哉连日连夜地召集心腹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哉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老濑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濑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任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选自《三剑楼随笔》

谈“不为五斗米折腰”

前几天几个人闲谈,从回去看看,话题转到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又转到了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位朋友说:“陶渊明当一个月县令,薪水只有五斗米,一斗米大约十五斤,五斗米七十五斤,这未免太少了。这官儿当真不做也罢。”其实我国的度量衡,都是古代的较小,后来渐渐变大。陶渊明那时的五斗米,一定还不到七十五斤。但到底有多少,可谁也不知道,记得在中学读书时,老师讲解这篇文章,对“不为五斗米折腰”一节,也没说得怎样清楚,大家于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糊里糊涂地过了去。

我觉得这问题虽没有多大重要性,但倒有点兴趣,后来就去查查历史书刊,找到了一点资料。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最早见于宋书的《陶潜传》,其中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督邮”这一种官,是专门来考查县令治绩的,使做县令的大为头痛,可想而知。《三国演义》中记张翼德怒鞭督邮,读者们的同情完全放在张飞一面。陶渊明没有燕人张翼德的臂力武功,鞭他一顿是不成的,但想到此人讨厌,不见也罢,于是辞官不干了。(至于《归去来辞》的序文中说辞官是为了妹子的逝世,大家说那是托词,只是为了免得惹祸。)

现在北京故宫里藏有王莽时代的一只量器,刘复根据这只量器推算,王莽时的一斗只合今日二市升弱。又据《隋书》记载,王莽的铜斛约当曹魏斛九斗七升多,而两晋南朝的斗斛之量是承继曹魏的。依此推算,陶渊明那时(东晋末年)的一斗大致与今日的二市升差不多。那么,陶渊明的五斗米,只有今日的一市斗米了。

近来我国学者的历史研究,非常着重历代的生产、消费、分配等等经济生活,与从前重视帝王家谱、个人英雄、家族门第等大不相同。因之古代的经济资料,也整理出来很多。据学者考证,东晋时地方官的俸禄一年大约为四百斛,即四千斗(古代一斛是十斗,到南宋贾似道时才改为五斗。广东一带很少用斛,但在江南,解放前“斛”的使用是很普遍的)。陶渊明的“五斗米”,如说是年俸月俸当然绝不合理,就算是日俸,也还是太少。那么其中原因在什么地方?

缪钺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新的、也颇令人信服的见解。历来大家都认为“五斗米”与陶渊明的俸禄有关,如孟浩然的《京还赠张维》诗中说:“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可见唐人就已这样理解,但缪钺先生那篇文章中却说,五斗米是当时知识分子一个月的粮食。

他根据史书上的资料证明,南朝士大夫的食量,大概每月五斗米左右,约当今日的一市斗(这数字和今日做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大致也差不多,这里一个普通家庭,成员都不做体力劳动,一家三口,一个月吃五十多斤米也够了)。所以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说“我一个人每月有五斗米也就可以饱了,再多的也不需要。我回去过田园生活,虽然劳苦些,还是可以够吃,何必要做县令,逢迎这些没有品格的小人”。

他的《饮酒》诗第十首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最后这四句,正是说不能为了区区一饱,因而影响到名声。看来“不为五斗米折腰”,应该解释作“不能为了区区一饱而折腰”,而不是解释作“不能为了五斗米的官俸而折腰”。再者,后者这样解释,似乎陶渊明语意之中有些嫌官太小,推论起来,如果有了高官俸禄,他的腰就不妨一折再折了。事实上陶渊明归隐之后,朝廷曾征他做官,权贵曾和他交结,他都婉辞谢绝,可见他并非嫌官小而不为。

选自《三剑楼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