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民企自行车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崛起

章同 左琳

20世纪90年代初，飞鸽自行车集团公司开始全面陷入困境。原因是，从1986年起，自行车原辅材料持续涨价使自行车企业生产成本持续高涨;1987年全国自行车产量突破4 000万辆大关，产大于销，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些原因导致天津自行车厂等企业销量大减，库存积压，资金难以周转。1989年，飞鸽自行车集团公司各项经济指标全面下滑，其中利润下降了76.2%。产品积压、产量减少，使飞鸽自行车集团公司在1992年出现亏损，截至2001年年底，累计亏损达3亿元。自行车年产量最低下降到1998年的10万余辆。数千名员工分流下岗，企业不得不靠厂房、土地出让来偿还债务。国有自行车企业整体陷入惨淡困境，有人竟称天津自行车产业成“夕阳产业”。

民营自行车企业快速崛起

1991年，天津非国有的自行车产量只有14万辆，仅占全市自行车总产量的3%。1992年7月，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天津第一家民营自行车企业，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年产自行车仅几万辆;同年9月，天津吉港自行车有限公司成立。到当年年底，天津成立了20家左右的小民营自行车企业，这些企业开始与国企的大厂、老厂争夺市场。由此，天津自行车产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

王庆坨现象

王庆坨镇位于天津市区的西北部，地理区位和交通优势明显，距天津市区20 km，距北京110 km。京福、津保高速公路，112国道及京九铁路联络线均从镇区通过。王庆坨镇农业生态条件较差，土地干旱贫瘠，农民靠种田难以脱贫。1983年，王庆坨镇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以后，大批劳力从农业中解脱出来开始从事个体童装制造业。到1988年，从事童装制作、批发的个体户达200余家，从业人员达3 000余人。1989年，由于市场的变化和受税收政策的影响，童装制造业迅速衰落，大部分个体户停业或转产。1994年初，几名曾在供销社组装过自行车的工人，在自家庭院相继办起了作坊式的小组装厂，利用天津购来的自行车零部件，组装生产和销售自行车。由于投入较少、工艺简单、价格低廉，产品很快就打开了市场，并获得可观的利润。在这一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全镇迅速兴起了组装自行车致富的热潮。到1995年，全镇自行车小企业就增加到20余家，两三年内又迅速扩展到近200家。许多农民在自家庭院或路边摆摊组装、贩卖，一时间生产出大量质量低劣的自行车，并以难以置信的低价倾销，严重扰乱自行车市场，受到业界广泛谴责，“王庆坨现象”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天津模式

在天津自行车行业急剧变化时，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于1995年2月15日成立了。据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筹备组调查，当时全市共有自行车生产企业212家，其中国有企业6家、集体企业56家、合资企业28家、独资企业14家、私营企业1家、联营企业5家、所有制不明的企业102家。到1995年年底，非国有企业的自行车年产量达到全市总量的72%。到2001年年底，天津市拥有自行车生产厂家655家，其中整车厂377家。在整车厂中，国有企业8家、股份制企业18家、集体企业57家、合资企业11家、私营企业283家（占74.67%）。非国有企业的自行车产量约占全市自行车总产量的97%。这种企业性质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天津自行车产业已由国有企业完全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天津自行车产业的管理也完成了由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向企业自主管理、行业管理的转变。据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对190家整车企业的统计，2001年生产自行车1 800万辆，重新上升为国内第一位;自行车出口112万辆，实现连续2年大幅度跃升。

从1992年下半年到2001年不到10年的时间，天津民营自行车企业以每年几十倍的速度增加，生产能力也以每年几百倍的速度增长，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叹，这时又有人称天津自行车产业是“日不落产业”。天津自行车产业在改革开放后，其生产力经历了由盛到衰，再从衰到兴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其年产量也由国企的百万辆级上升到民企的千万辆级，推动天津自行车产业上了一个大台阶。有人评论，天津自行车行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走过的由盛到衰，再从衰到兴的不平凡道路，由国企垄断经营转变为千家民企为主体的高度集聚发展新模式，创造了体制创新的奇迹，要为这种“天津模式”叫好。

客觀地讲，天津国有自行车产业在其辉煌时期，曾为20世纪80年代国家和天津市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时期，天津国有自行车年产量增长了3倍多，基本适应时代的要求。

此外，天津国有自行车产业曾是天津市的支柱型产业之一。天津国有自行车产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经济短缺的条件下，产品尽产尽销，年产量稳步增长，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为天津市的市政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的原因

天津国有自行车产业为民企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后，天津国有自行车产业，在其经济体制可能的范围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行业整体的装备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自行车零部件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开放的经济环境，使建立在整个行业基础上组装式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而且，国企率先实施了这种方式的生产，为民企树立了学习效仿的样板。同时，在与乡镇企业的合作中，天津国有自行车企业往往以技术、设备作为投入，也加快了国企的生产技术资源及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向乡镇企业与民营企业扩散。

组装式生产方式，成为民企快速完成原始积累的有效途径。王庆坨镇大部分自行车小企业就是靠组装式生产起家的。以1995年为例，全镇仅仅经过一年的发展，就由最初的4家作坊式的小组装厂，发展到20余家自行车小企业，年产自行车20多万辆。到2003年，全镇民营自行车中小企业已达268家，其中整车厂108家，零配件生产厂160家，从业人员达2万余人，占全镇劳动力总数的60%，行业资产达2.5亿元以上;全镇自行车产量突破700万辆，占全国总产量的1/10，约占天津市总产量的1/3;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有些厂家的产品甚至远销美洲、欧洲、非洲和东南亚等地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达54万辆。

产权清晰成为民营自行车企业的体制优势。在国有自行车企业还不具备真正的市场主体能力时，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就有了巨大的体制优势。民营企业会千方百计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企业，形成了灵活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能力。另外，民企在最初起步和发展时，对劳动力使用注重少而精，没有过多的冗员，没有国企那样在单位福利制度下积累的沉重包袱。尤其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没完整建立之时，民营企业趁机获得了低成本发展的历史机遇。

生产的高度集聚性使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所谓生产的集聚性，是指相同产业的许多企业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和生产协作上的紧密联系。而企业集群多是通过产业园区集聚形成，并着眼于提高企业集聚水平而形成的介乎于企业和产业之间的一种生产组织形态。天津的民营自行车小企业在其生成之初就具有明显的集聚性特征。由于土地价格和环境宽松等原因，这些企业大都聚集在天津的城乡接合地区。一般地说，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相比较，其经济的集聚水平要明显高于农村，并带来可观的集聚效益。天津民营自行车企业的集聚一般以大型组装厂为龙头，形成了更加自觉的集聚式的生产组织形态，使企业间信息传播、交流更为紧密;技术辐射作用和配套合作进一步增强，使企业有效降低各项生产成本，吸引客商云集。正是这些原因，使大多企业能够从集聚效应中获得抱团取暖的好处。

（来源：《天津自行车行业发展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