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习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音乐作品中,和声选择与运用直接影响着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与反映内容的深度,也直接决定着作品的风格与流派[1]。我国20世纪西洋弦乐作品中,和声技法的民族化运用,成为中国作曲家们探寻本土风格、彰显民族审美意蕴的重要手段之一。
20世纪30、40年代开始,随着以民歌旋律或以民族民间音调为素材的西洋弦乐作品的逐步增多,马思聪、冼星海、萧友梅等已然流露出对民族化和声手法探索的重视,他们多借鉴欧洲民族乐派以至印象派的某些和声方法,或者采用一些适合于五声音调系统的四、五度和弦,以及附加六度音等和弦构成。50年代后,随着新中国音乐事业的飞速发展,民族化和声探索更是反映在许许多多风格各异的西洋弦乐作品中,如小提琴曲:冯往前《潇湘音诗》、马思聪《新疆狂想曲》、杜鸣心《新疆组曲》;大提琴曲:王连三《采茶谣》、桑桐《幻想曲》、刘庄《浪漫曲》;中提琴曲:关庆武《草原之歌》《娄山关》等。这些音乐作品在对传统西洋和声构成的打破以及纵合化五声结构与中国民族音调的结合方面逐步趋于多样与成熟,这种优良传统对当时及其后的西洋弦乐民族化和声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音乐创作不断与世界多元文化接触,在进一步吸收西方和声技法经验的基础上,中国作曲家们力图融多元的民族调式和音色音响的精华于和声创作中,在探寻现代和声手法与民族风格的结合中,也收获了众多可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