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资本外部性与贫困县经济增长
——来自县域贫困区的空间计量分析

徐春华 龚维进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P9）。截至2020年11月23日，中国贵州、甘肃、广西、四川、宁夏、新疆、云南、安徽、江西、内蒙古、黑龙江、湖南、西藏、陕西、青海等22个省区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宣告历史性解决［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贫困标准的相对变动，推动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及该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长期话题。正如习近平在2020年12月14日向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致贺信中说的，“中国将继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提升民生福祉水平”［3］。

在经济学研究主题中，贫困问题历来颇受学者关注［4］（P119-129）［5］（P28-39）［6］（P154-161），并且已有学者从公共产品供给［7］（P91-96）、农村家庭贫困测度［8］（P2-13）、财政支出［9］（P36-50）、医疗条件［10］（P652-671）等层面探讨了中国的（连片）贫困问题。特别是，在空间贫困的形成原因方面，有研究提出了地理资本（geographic capital）的概念，并将其视为某一区域单元因其地理位置或空间区位而导致的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等方面的差异［11］［12］。由此出发，Jalan和Ravallion认为，地理资本相对贫乏的区域会陷入贫困陷阱当中［11］。

严格说来，Bird等人在其研究中界定的地理资本本质上是囊括了各种不同类型资本的多维资本，且其呈现出来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具有重要作用。Jalan和Ravallion在对中国滇桂黔粤交界地区的研究中发现，贫困县中的家户不仅资源禀赋普遍较低，而且邻居区域中的物质资本、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足会通过外部性对目标区域的贫困程度产生强化作用。……